6月15日，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与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共同主办的“‘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与文论”学术论坛在复旦光华楼顺利召开。
本次论坛汇聚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同时邀请古代文学与文论、现当代文学方面的专家，济济一堂，探讨“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持守、转型与新生。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出发，既探讨了对“五四”前后的文学史书写、传统文学与文论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等宏观问题，也对“五四”前后新旧文学流派与文学家、性别意识与报刊文学、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新变等具体个案作出析读，呈现出突破文学研究“新”与“旧”的藩篱而进行“古今演变”学科对话的特点。
会议伊始，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黄霖先生，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关爱和先生分别致开幕词。黄霖教授从此次论坛的选题引入，指出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选取这样一个结合文学与文论的题目，所谓的“前后”既包含近代文学，也包含现代文学，所以大家可以就此题目畅所欲言。关爱和教授指出，近代文学学会自1982年起都是每两年一次年会，在年会之间根据各校情况再穿插一些小而专精的讨论，此次论坛就是以学会专业学者为主的小范围讨论。回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文学学科发展史，复旦中文系1956届学生曾编写过《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尽管是特殊时期个人兴趣指导下的产物，但正是个人兴趣的带动从而形成了后来的学科传统，近代文学学科自八十年代以来有了很大发展，这离不开一批批学人的努力，复旦无疑是这一方面的成功案例。此外，黄霖老师新出的关于《金瓶梅》的著作，把学术问题通俗化、随笔化，这对当下学科的发展和推广，意义深远。
黄霖教授
关爱和教授
论坛主题报告开始后，与会学者畅所欲言。就文学史和文论史的书写等宏观角度而言，关爱和教授将“五四”内涵提炼为“行动的五四”、“思想的五四”和“文学的五四”三个层面，指出“五四”这样一场广泛的爱国运动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基于此而反对旧文学是推广民主与科学的共同需要，以致于旧文学的旗帜和民主、科学处在一种对立的状态，最后才形成新文学占主导优势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正如游国恩《中国文学史》所提出的，近代文学则是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过渡，是“五四”的准备，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这种价值对今天文学贯通古今的研究尤为重要。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聚焦当下，探讨“后五四时代”中国古代文论可能的贡献，胡教授通过对吕思勉、王元化和饶宗颐三位大家贯通古今的学人品格的分析，指出百年来中国文论研究面对“瓜果飘零”的情状，必须用当下的知识优势重新激活古代文论，才能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复旦大学李振声教授的《打开文解——从章太炎到王德威的文学史》一文将章太炎对文学的理解置于晚清民国的历史语境中，提出章氏从小学出发，力图破除从《文选》以来一直到近代阮元所确立的狭隘的纯文学观，因而为他所称道的是刘勰提出的“泛文学观”，使得文学能够还原到应有状态，从而有无限可能性的表达空间。章太炎的思想在当时没有得到回应，但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揭示出晚清小说中被新文学所“压抑”的现代因素，并就此批判“五四”新文学狭隘的一面，其努力建构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和章太炎彼此接续，处在同一条延长线上，这纠正了我们对新文学原有的一些狭隘化的理解，但他硬要将“文学”嫁接到浮泛的晚清通俗文学作品上去，也不能解决问题。结合王德威近年的研究可看出，他对此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复旦大学周兴陆教授在反思百年文论历程时指出其共同的理论基础是以“纯文学”取代传统的“大文学”观，这虽然有助于文论体系的建构，却摈弃了传统文学观念中有益的部分，造成了现代散文的衰落和对传统文学认知的扭曲等严重后果，所以中西异同与古今演变在今天还有待梳理。
胡晓明教授
李振声教授
曹辛华教授
陈福康教授
周兴陆教授
除宏观论述外，大部分与会学者则聚焦于五四前后的新旧文学个案，通过详实严密的史实考辨揭示“五四”前后文学演变的细微变化。黄霖教授《从朱枫隐看“五四”前后的“旧派”文学家》一文以民国时期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的旧派文人朱枫隐为例，指出他的文章和诗在当时含有许多新思想因素，这些思想因素不惟在时间上比胡适等新文学的鼓吹者来得早，且在思想上亦更能见出深度。基于这个个案，结合“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展开历程来看，革命也有一个从提倡白话到全然反对旧文学的演进历程，所以今天重新梳理“五四”前后的文学史应注意三点，一是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旧派文学家的成绩同样不容遮蔽；二是不要以派论人，而要以实论史；三是不要只看到新旧矛盾的一面，而要也看到新旧统一的一面。认清此三点才能在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的矛盾中，努力探寻相互融合的道路。上海杨浦区教育学院刘德隆教授关注了作为诗人的陈独秀，指出陈独秀“五四”时期写的新诗是在《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后尝试作的，但他的新诗只是散文加标点符号换行，不知所云，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写过新诗，都是旧体诗，展示了革命家的独特一面。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聚焦“五四”前后鲁迅小说的发展情况，尝试为鲁迅现实主义小说的“中断”寻找学理根源，指出小说乃鲁迅“新文学活动”多元理论与实践之一部分，绝非全部，亦非主体，鲁迅小说与文章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河南大学胡全章教授和西北师范大学李生滨教授分别以梁启超在翻译小说方面的成就和其与近代文论嬗变的关系为题，展示了梁任公特殊的文学史地位。上海大学曹辛华教授结合自己近年所做的民国词学文献整理工作，指出民国旧体文学批评史建构的可能性，尤其在建构过程中因将批评史与词学研究分开进行。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教授提醒大家注意，郑振铎早在1922年便发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无疑是“五四”时期强调传统文论的第一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马勤勤教授和上海政法学院的孙超教授分别以民国时期“教育小说”和通俗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创作情况为例，揭示小说一体在“五四”前后的变化及其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李思清教授结合清末《文苑传》书写模式的变化，在各种存世稿本的再现与筛选基础上，提醒我们应重新省思近年来已成定例的文学史人物谱系。赣南师范大学的吴中胜教授、大同大学的刘殿祥教授和安庆师范大学的汪孔丰教授分别梳理了“五四”前后《文心雕龙》的研究史、郭沫若和闻一多对现代诗学体系建构的影响和“桐城派”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为当下的中国文论研究的话语方向和近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借鉴。西北师范大学的龚喜平教授揭示了晚清革命派文学的创作对中国文学转型的独特意义。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的董俊珏教授将南社的“新旧之争”置于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梳理出南社成员对新旧文学之理解的变化过程。安徽师范大学的吴微教授则从教科书编写的角度切入桐城派的文学观念，指出教科书对桐城派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上海大学李德强教授和长春师范大学的刘钊教授聚焦民国时期的女性文学，分别探讨了民国时期报刊媒体等文学载体的转变对女性政论文的影响，以及“五四”前后妇女报刊与新文学的性别意义，为全面理解民国文学的演变提供了女性视角。复旦大学古籍所的张桂丽教授考察了十至二十世纪中国日记文体的演变，为我们理解“五四”以后日记文体的新变提供了历史参照。专题探讨以个案展示了“五四”前后文学新旧文学演变的具体细节，为更加全面地认识近现代文学与文论提供了多元的参照。
刘德隆教授
李生滨教授
孙超教授
郜元宝教授
吴中胜教授
马卫中教授
李思清研究员
程华平教授
吴微教授
刘钊教授
陆胤教授
李德强教授
在点评与讨论阶段，与会学者们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如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的黄仁生教授指出，吴中胜老师揭示出《文心雕龙》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国文论存在很大的不足，这对我们反思当下古代文论的建构不无裨益；“桐城派”的文章因时而变，既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亦提出了许多与时俱进的新观点。复旦大学中文系段怀清教授总结到，近代文学研究的复杂性、矛盾性充分体现了学科本身的特点，作家、社团、报刊的研究亦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文学的价值，参与文学的理念的重建与超越，这对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也极具意义。山东大学的李开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程华平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赵维国教授、苏州大学的陈国安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陆胤教授在主持过程中亦就相关论题进行了精彩点评。
在密集紧张的知识碰撞中，为期一天的论坛圆满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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