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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的往昔》，中信出版社
《责任的重负》，中信出版社
《美国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美国自由的故事》，商务印书馆
《论重要之事》，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何怀宏 | 文
2016年快过去了，大致清点一下自己这一年读书的记录，很惭愧，并不太多。文学方面除了读过小说《斯通纳》、口述《二手时间》和剧本《英雄广场》之外，大概就是一些不时插入的侦探小说了。
读得数量最多的还是历史。而比较奇怪的是，虽然有一个中国史方面的写作计划，但在阅读一些中国社会与政治史方面的著述的过程中，还是花了不少时间来读欧美的历史与哲学。这里也主要是想谈谈这方面的阅读感受。
流行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看了一部分，但不是很有兴趣。倒是一本以色列人写的《我的应许之地》让我很感兴趣。其中写到的若有若无、心照不宣的以色列研制核武器的过程读来尤其惊心动魄。这个强悍的小国迄今依然处在一种尴尬之地，而祈愿善良却亦思想清醒的作者的立场也不能不如此。
从单独一个作者来说，今年我读托尼·朱特的书大概最多。这可能和我一直关心和反省20世纪有关，也是想对这位得了“渐冻症”而早逝的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朱特表达一种敬意。朱特是二战之后生人，他早年在欧洲，中年一直到去世都一直在美国工作。他的观察与思考无形中透出一种欧洲与美国的对照。不过，朱特最重磅的著作还是多卷本的《战后欧洲史》，写几乎和自己一生并行的一个大陆的社会历史，没有在时间上隔开得足够远，不能充分地利用“远见”与“后见”之明，却还是写得相当宏观和清晰，这真是挺不容易。
我也读了朱特的《未竟的过去》和《责任的重负》，前者是对法国知识分子左派的反省，尤其对他们呆在安全的地方、却迷恋远方的暴力的奇异现象剖析甚力，后者则是他对几个清醒、但也长期陷入困境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思想的展示。我还读了他的《思虑二十世纪》《重估价值：反思20世纪》等。保罗·约翰逊的《摩登时代》也是写20世纪，更为生动，但有些材料的处理上草率了一些。哈佛大学的金融和历史双聘教授弗格森的《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等也主要写20世纪，但在思想与写作风格上感觉还是没有像朱特那样吸引人。
今年有一段时间是呆在美国，而且正好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的那天深夜返国。所以，自然而然地会对这次选举做一些观察。大选前读了一些美国史：比如说读更重视独立自由的偏“保守派”的本内特的《美国通史》两卷以及约翰逊的《美国人的历史》；大选后又读了更重视平等幸福的偏“自由派”的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玻尔的《美国平等的历程》，并重温了亨廷顿的《我们是谁》、伍德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布尔廷斯的《美国人》等。还读了一些像《卡尔霍恩文集》、《自由的基因》、兰德的作品和她的传记、《右派国家》、《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等书。亨廷顿的《我们是谁》似乎是站在偏右的立场上喊“狼来了”，而《右派国家》却似乎是站在偏左的立场上喊“狼来了”。但至少它们都具有某种敏锐的现实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次美国大选初看似乎出人意料的结果。
虽然是读历史，但我的关注焦点和视角可能还主要是道德哲学的，即关注价值与规范。我希望在真实的历史中去追踪价值观念的形成、嬗变、歧异和分离。价值会分出一些变成规范，或者说，那些最基本的价值会转换成规范的要求。尤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价值与规范、善好与正当常常被区分开来，行为规范的正当与否及其根据的问题被提到首位。
不过，今年也读了一些哲学。中国哲学方面又重温了一下王阳明，更多的也还是读西方哲学。我关注的主要问题还是道德规范有无一个客观的基础问题。继去年读科尔斯戈德《规范性的来源》之后，今年的阅读重点是帕菲特的《论重要之事》，它可以说是罗尔斯《正义论》之后最厚重的一部道德哲学著作，但在中国学界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倒是读到了年初去世的江绪林几年前阅读原书的数万字笔记，令人不胜唏嘘。帕菲特这本书的手稿早已经在网上流传，原来的名字叫《攀登高峰》。他开始写这本书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说他需要找到途径让许多人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无所谓”这意味着什么，希望“让许多人相信：存在着真正重要的事情。但我不能期望自己一个人来做这些事”。这本书终于在2011年以现在的书名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原书1440页，其前三部分的中译本由阮航、葛四友翻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出版，虽非全貌，但一些主要的观点已经出来了。
什么是重要之事？什么是我们必须在乎的东西？一切都是变动易逝的、都是相对的吗？规范伦理是否有一种客观的基础？是否能从义务论、契约论与功利主义这些伦理学的主要理论的结合部中找到这样一种客观基础？这涉及到人类社会存续的道德根基，这也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从康德到帕菲特试图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帕菲特不同意像威廉斯等学者所持的道德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理论。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康德、西季维克、斯坎伦等，但对近现代以来的西方道德哲学、包括元伦理学也做了充分的反应和审视。他在康德的著作中发现了许多最有原创力的思想，但也认为康德思想中有不少不一致的地方。他试图系统而又细致地推进能够抗衡道德虚无主义的一种道德哲学，认为现代规范伦理学中的两大派——义务论与结果论（或后果主义）之间的分野并不是那么对峙，在康德伦理学、斯坎伦契约主义和后果主义的理论中其实有一种深刻的趋同性，相信这些理论的人们实际是从不同的侧面“攀登高峰”。他最后的观点是归结为一种综合或温和的结果论，演绎出一种三合一的、互相支持的理论原则：“一个行为是不正当的，是恰好当这样的行为被某些原则所不容的时候——这些原则是能产生最优结果的、唯一普遍地被意愿的、不能被合乎情理地拒绝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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