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历史到底有多长？能否确定夏商周三代各王朝的纪年？这是2千多年来中国学者不断探索的历史之谜。尽管中国的历史记载要比古埃及、印度详细和明确，但得到公认的历史却不能与之相比。因为按照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中国古代可靠的编年史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在此之前的夏商周，只有世系（即各个王在位的先后顺序）而没有具体年代，以致在当今博物馆的有关陈列中，只能按照考古发掘顺序讲实物，不敢讲年代。这种年代研究的滞后，与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无怪乎考古学家殷玮璋研究员沉重地说：'年代之于历史，就如同骨骼之于人一样。要想让历史老人站立必须
搞清它的年代。'
1995年，国务委员宋健在参观埃及卢克索(Luxor)遗址时感慨万千：'古埃及第12王朝共213年，是根据文献中天狼星在东方升起的天象计算出来的，标明精度为正负6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天文学家不根据中国丰富的天象记录，计算出夏商周的年代呢？'苦思冥想之后，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他心中愈发坚定：不能让中国古史的迷茫传到下个世纪。
1996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由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李伯谦、碳14测年专家仇士华和天文学家席泽宗4位首席科学家提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工程'的具体目标是：
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二、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为了完成这项目标，'工程'设立了9大课题44个专题，并将重点放在三代交替界标的寻找和年代断定上。考古、历史、天文、古文字、测年等方面的200多位专家学者经过近5年的联合攻关，在一系列的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夏商周断代工程'总体结果终于浮出水面。
作为商周分界的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之年是断代研究的重中之中。武王克商究竟发生在哪一年？从西汉学者刘敬著《汉书·律历志》的20O0多年以来，就有许多学者试图解开这个'斯芬克斯'之谜。附图说明：利簋及其铭文 西周，高28厘米，陕西临潼县出土，内底有32字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商，在甲子日上午击败商王军队的史实。周武王灭商纣之年是确定商周分界的重要标志。
由于文献记载模糊，佐证资料太少，以致各家意见不一，有代表性的说法竟达44种之多，其上限为公元前1130年，下限到前1018年，前后相差达一个多世纪之遥。
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南的丰镐遗址范围内进行厂全面发掘。丰镐是西周的都城，位于沣河两岸。丰京是周文王姬昌在伐纣之前营建的，在沣河之西；镐京是周武王姬发在代纣后营建的，在沣河之东、昆明池北部。据《史记》记载，文王建都丰京至武王伐纣仅13年，而丰镐遗址以第一探方中的18号灰坑为代表的文化堆积就在这个时期，碳14测年结果已先后排除了几十种不确切的说法，并推定武王伐纣之年应在公元前1050年至1020年之间。将原本相差112年的年代之争缩小到30年范围之内，无疑是一次重大突破。
工程对武王克商时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可信性研究，并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武王克商时的天象记录进行推算，得到了公元前1046年、前 1044年和前1027年3个方案。尽管这3个克商年力案均落在考古测年的范围之内，但唯有前1046年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
多年来致力于铜器断代的张长寿、陈公柔、王世民等，对历年来发掘出土的300多件青铜器进行了考古类型学的排比分析，搜集到铭文中年、月、干支和月相四要素俱全的60件青铜器，如晋侯苏钟、静方鼎、虎簋盖等，然后根据青铜器形制、花纹、铭文字体及行文体例等四要素的变化，排出先后次序，与共和以后的具体年代对照起来，逐一加以核算，从而建立起一段比较可靠的金文历谱。依据这种建立在严格考古类型学基础之上的金文历谱，再以吴虎鼎、晋侯苏钟、'天再旦'研究等所得的明确年代结论为重要支点．其科学求真的程度是以往任何个体研究所不能比拟的。不仅如此。武王伐纣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还与有关文献相容，是3个方案中的最佳选择。
西南40多公里的房山区琉璃河镇发掘出燕国早期都城遗址，时代约当成王期。从出土的一批青铜器的器型、纹饰和器物组合看，均与西周建立之初的都城--丰镐地区出土的器物相同，从而证明这里是西周武王分封的燕国都城所在地。特别是在出土的一片甲骨上刻有'成周'二字，证实该遗址最早年代是初，也证明了西周王朝与燕侯的关系。工程所得的碳14测年数据最早为前1060年，最晚为前1020年，而金文历谱推得成王在位年为前 1042至1020年，恰好在考古测年范围内。附图说明：'成周'卜辞 西周早期，出土于北京琉璃河遗址G区H108，右甲残存部下端接近中线处刻有'成周'两字，对确定相关单位的年代有重要价值。
西晋时从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上记载：西周'懿王元年大再旦于郑。'据考证，郑的地望位于都城镐京之东90多公里的今华县，'天再旦'即天亮两次之意，有的学者认为是日出之际发生的日全食所致：天明后日食出现，天色昏暗；几分钟后日食结束，天又转明。工程'天再旦'研究专题组利用1997年3月9日发生的日全食而在我国新疆北部复又再现'天再旦'现象的绝好机会，及时组织了观测，掌握了最全面的天光变化资料，证实了'天再旦'现象确实存在。天文学家可以利用天体力学的方法，回推什么时候在郑发生了造成'再旦'的日食，从而认定懿王元年的具体年代。天文学家检索了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40年的全部日食记录，经过精密推算，配合师虎簋年历的旁证，认为懿王元年应为公元前899年，发生日食的时间是该年4月21日。这个结论和以往有关学者研究所得的结论相一致，为西周王年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
在山西南部发现的晋侯墓地对西周列王年代的测定有重要帮助，因为西周王朝年代序列与各诸侯国年代序列基本上是并行发展的。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山西翼城与曲沃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排列有序的晋侯及其夫人墓17座，为晋国第三代武侯到第十代文侯墓地。晋武侯约当穆王期。晋侯墓地M9为晋武侯墓，M13为其夫人墓，以此与《史记· 晋世家》的文献记载对照研究，证以金文历谱，推得穆王在位年为公元前976年至前922年。附图说明：晋侯墓出土的铜器，为'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帮助 。
据文献记载，商代后期，盘庚迁殷至商朝灭亡，其间共8世12王。从本世纪20年代起，学界即对安阳殷墟作了一系列科学发掘，并建立了殷墟文化分期序列。工程启动以来，又对殷墟作了补充发掘，并测得殷墟文化1至4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300到前1050年之间，为商后期年代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致范围。
对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工程采用了多学科配合、多线索并进的方祛。其中对甲骨文测年是一次有开创意义的科学探索。因为商代有很多与王位关系明确的甲骨，而利用加速器质谱碳14法（AMS）测年只需要很小量的样品，不会给珍贵的甲骨实物造成损坏。
工程在甲骨分期研究的基础之上，采集到与年代有关的107片有字卜骨样品和9片无字卜骨样品。到目前，已对其中的31个有字卜骨和8个无字卜骨作了AMS法和碳14测定，再经拟合，获得了23个年代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整个甲骨分期跨度，并与考古测年所得商后期年代框架基本一致，说明工程首创的甲骨测年获得了成功。
甲骨卜辞里还包含有大量天象记载和历法材料。天文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携手，通过对武丁时期甲骨卜辞中月食的研究，基本确定了次序排列，依据这一结论进行推算，可判定商王武丁在位年代范围应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之间。
商代晚期，商王用五种祭祀方法按固定顺序轮流祭祖先王及其配偶。一个祭祖周期称为一祀，长度约等于一个太阳年，学者称为周祭，有计时作用。帝年的周祭材料比较可靠，工程依之排出了祀谱，确定帝辛的在位年在公元前1075至前1046年之间，又利用周祭材料排出帝乙祀谱，得帝乙在位年为公元前1101年至前1076年之间。
商朝后期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商汤何时灭夏，以及盘庚迁殷（安阳小屯）前的情况，学术界一直弄不清楚，成为这次断代工程的重点攻关课题。
从50年代中期开始，考古工作者曾在郑州市区发掘过商代早中期的王城遗址。遗憾的是，随着现代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整个商城基址被压在拔地而起的一幢幢楼房之下，无法进行有计划的针对性考古发掘。
幸运的是，1983年，在郑州西90公里的偃师市区西南发现了第三座商代都城遗址，时代与郑州商城大体相同．约在距今3600多年左右。经过10多年的考古钻探发掘，探明城墙南北长约1700米，东西宽约12OO米，厚17米，有城门7座，城内有横贯东西的地下水道和宽窄不同的道路，城墙外有宽约18米的护城壕。整个城址总面积达190多万平方米。另外，又探明了城内还有宫城遗址。在宫城西南和东北，各有一座府库遗址，内有成排的大型建筑基址。
1997年，考古发掘取得了令人振奋的重大突破。考古队先后在商城的北城墙西部、中部和东城墙中部进行发掘，发现在已知的商城内还有个规模较小的商城，即小城（内城）。引人注意的是，它的南、西墙以及东墙南段与外城墙重合，即包在厚17米的外城墙之中。
同年，考古工作者在堰师商城内商代宫殿建筑区发现了宫殿基址有八九座。专家们根据新发现的材料认为：堰师商城遗址是商文化遗址，是商灭夏后建立的最早商城之一。考虑到内城在夏代晚期都城二里头遗址以东仅6公里左右，很可能是商王朝在灭夏后，最早兴建的一座规模较小的都邑（内城）。以后，随着统治的逐渐巩固和国力的增强，又在内城的基础上向北向东扩建了外城。由于内城始建之时在商代之初，因而成为夏商两朝分界的界标。附图说明：宫城内出土的现知最早的商代文物--陶盆。以它代表的一批偃师商文化第一期1段的陶器，是从考古学上划分夏商的物证
在对偃师商城小城内采集的系列样品进行了测定，测得其年代数据为公元前1610至前1560年，再结合文献中有关商朝积年的记载，推定夏商分界为公元前1600年。
自商汤灭夏到阳甲共10代19王为商前期。据地层关系及出土器物可知，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都是商人灭夏后所建的最早商城，两城始建与使用期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其他几处已发现的商代都城遗址的年代逻辑关系是：小双桥遗址--三家庄遗址--东先贤遗址。如果能建立上述遗址的考古文化序列，并测定其年代，则可大致建立商前期年代框架。
说起夏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无人不晓。在陕西韩城的黄河龙门，有传说禹凿龙门的遗迹，河边还有建于元代的大禹庙，前往参观拜谒的人络绎不绝。但是夏代到了历史学家的笔下就不一样了。本世纪初，部分学者曾怀疑过夏代的存在，有人甚至认为禹是神话中的动物。40O0多年前的夏代，被浓厚的历史迷雾所笼罩。
'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研究按文献学、考古学、天文学三条技术路线进行。在文献资料方面，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和出土于战国时期魏襄王墓中的《竹书纪年》中都说：夏代传禹至桀，经历14世17王，共400多年。
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主要区域--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进行了大量考古勘察和发掘工作。断代工程启动前，考古界已将目标集中在河南省西部的龙山文化和偃师二里头文化。在对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的再次发掘中，发现了有上下5期连续叠压的文化遗存，时间跨度达520多年。大多数专家都认为，二里头文化1至4期都是夏代主体文化，而早期夏文化还需要从二里头1期往上追溯到河南嵩山南北的龙山文化晚期。
据文献所载，河南嵩山以南的登封告成镇曾是夏禹所居之阳城，而其东南的禹县则是禹之子夏启所居之阳翟。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登封告成镇西侧发掘了王城岗遗址，在禹县北侧发掘了瓦店遗址。承担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任务的河南省考古研究所于1997年春进行新的发掘，发现有的文化层早于二里头文化，获得可供测年的样品200多件，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于夏文化的界定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即《尚书·胤征》篇中有关夏代仲康日食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在年代学研究上有重要意义。工程对夏文化中心洛阳地区在公元前2250年至前1850年共400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再考虑文献记载中，仲康日食发生在'季秋'等因素，筛选出4个可能年代数据，作为夏初年代的参考。'断代工程'在天文学上还设置了'禹伐三苗天象研究'专题，以配合夏年代学的讨论。《墨子·非攻下》载，禹伐三苗时曾出现'日妖霄出'的怪异天象，古本《竹书纪年》则释为'日夜出，昼日不出'。学者们认为，所谓'日夜出'可能是指傍晚时分发生的日食。当日食发生时，日食带东端点附近看到的是'天再昏'现象，日食带西端点看到的是'天再旦'现象。经研究，禹伐三苗的地点在今湖北江汉平原一带。工程结合这一地区，对当时可能出现的'日夜出'天象进行了推算，获得了一组参考数据。再与文献、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综合对比，最后推定夏王朝的始年应在公元前2070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首次实施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大型科研项目，并被评为'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之一。工程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是对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个最新和最全面的总结。'断代工程'每一个年代数据的获得，都有多学科因素的支持。如果从某一侧面去看，或许还有可商榷之处，但在总体上一般已难以撼动。比较埃及、两河流域古文明年代学建立的情况，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获得的年表，有更值得自信之处。
虽然这份年表代表了本世纪我国学术界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不是“最后的真理”。但无论如何，这份20世纪中国历史年代学研究的总结，将成为下个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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