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读 ：王子今​：《史记》和《秦记》的关系

   

《秦记》是秦国的史书。太史公撰《史记》，采用了许多《秦记》提供的历史记录。其中有很多详密的社会信息、新鲜的文化逸闻、生动的人物肖像、精彩的历史片段。分析《史记》和《秦记》的关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史记》的史学背景和资料渊源，更加真切地认识这部伟大史学名著的文化品质。

一、秦始皇不焚《秦记》

秦始皇时代推行政治强权和文化专制政策的最突出表现，就是焚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对于是否实行封建制度，“始皇下其议”，博士齐人淳于越的主张被否定，而以李斯的推行郡县制的意见作为这次政治辩论的结论。李斯又针对淳于越的政见，指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问题，提出对以“学”议“令”的行为“禁之便”。建议焚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李斯的主张得到秦始皇的认可。

位于河南上蔡县的李斯墓。墓前立有墓碑，上刻“秦丞相李斯之墓”

所谓“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就是各国的历史记载都被取缔，只留下秦国的史籍。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的：“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司马迁十分痛惜诸侯史记之不存，所谓“独有《秦记》”，即“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的后果。所谓“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是说《秦记》的内容不很完备。不过，他同时又肯定，就战国历史内容而言，《秦记》的真实性是可取的。司马迁还认为，因“见秦在帝位日浅”而产生鄙视秦人历史文化的偏见，是可悲的。

秦始皇焚书，但对于实用知识类书籍则予以保留，这就是所谓“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可见，对于医学、药学、占卜以及农学类书籍，都特别爱重。对于“法令”，当然也是要遵循的。我们通过张良故事、项羽故事、韩信故事，知道兵学之书也没有焚毁，依然在民间流传。于是有人说“兵家言原在‘不燔’之列”（陈恭尹《读〈秦纪〉》）。秦始皇回顾焚书政策时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也强调是否“中用”是抉择的标准。曾经以博士身份服务于陈涉的孔子八世孙孔鲋说：“吾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四年”）也说自己不能与秦合作的原因在于文化理念不同，直接差异是对“用”的态度。

而李斯在建议焚书时，首先提出“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说明他对《秦记》的特殊看重。对于秦人来说，史学是有用之学，史书是有用之书。

二、秦人对历史的记录与温习

秦人有尊重历史的传统。《史记·秦本纪》说：“（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金德建在他的学术专著《司马迁所见书考》中有《〈秦记〉考征》一文，其中写道：“开始写作《秦记》便在这一年。秦文公十三年是公元前753年，比较《春秋》的记事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还要早三十多年。”（《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9页）也就是说，秦人正式记录史事，甚至早于《春秋》。此外，我们还看到，许多秦人先祖的传说被保留下来。例如，女修吞玄鸟卵“生子大业”的传说；伯益辅佐禹“平水土”，又“佐舜调驯鸟兽”，得“赐姓嬴氏”的传说；费昌“为汤御”，“败桀于鸣条”的传说；“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的传说；“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西巡狩”的传说等，都载录在史书中。也就是说，秦人在“初有史以纪事”之前，以各种方式存留了自己的历史记忆。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有被称为《编年记》的文书，记录了自秦昭王元年（前306）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统一战争中的大事。墓主喜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却补记了此前四十四年的历史大事。由此可见秦民间历史意识的普及程度。对于“昭襄王三十一年”的史事，《编年记》写道：“卅一年□。”“卅一年”后，字迹已难判明。从图版看，或许不止一字。原先的内容，或许与“楚人反我江南”这样的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认为：“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记·六国年表》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参考书，但它所根据的主要是《秦记》，而《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因此，《史记》有关部分，无论是史实或年代方面都有某些不足之处。晋代在今河南汲县地方战国墓中发现竹简《纪年》后，不少人据以补充和校正《史记》，对战国史的研究颇有裨益。然而，《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秦昭王八年），不能用来核校《年表》的最后部分。《编年记》的发现，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这个缺憾。”（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释文注释第3页）一个基层小吏，有关心历史的态度，有记录历史的热心，他对这些文字十分珍爱，于是将其随葬于墓中。

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牍

有人认为，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属于私家文书之一种，是家族大事记”。甚至说，“从记载方法看，编著者熟悉并了解当时史官的记事原则：采用编年体例，并逐年、逐条、逐项安排顺序记载，从未混乱过”（孙瑞：《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国家族大事记》，《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3期）。其实，这种文书记述方式，可以看作秦民间重视历史记录这一文化传统的证据。

李学勤曾经分析天水放马滩秦简原简报中称作《墓主记》的几支简，“觉得所记故事颇与《搜神记》等书的一些内容相似，而时代早了五百来年，有较重要的研究价值”。简文记述一个名叫“丹”的人死后三年复活，并讲述了他死后在另一个世界的有关见闻。其文开头称“卅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谒御史”，文中又有“今七年”字样，文体一如纪实文书（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这一简册，研究者已经改题为《丹》（张德芳主编、孙占宇著：《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69—276页）。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对于我们认识秦人的书写习惯以及纪史特点，具有一定的价值。

三、秦的政论宣传和历史托喻

秦国政治史中可以看到以言论影响国君、说服执政者来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事迹。其论说方式，往往以古喻今，借古来成功人物的影响进行鼓动。如商鞅劝秦孝公变法，就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来进行宣传。反对派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主张，商鞅则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史记·商君列传》）一个主张变革的政治活动家，在进行政论宣传的时候却要以历史人物的表现来增强说服力，这是中国政治活动中“托古”策略的早期表现。秦国这种政论宣传的风格，是以“汤武”“夏殷”的历史得失来影响当时行政方向的。

商鞅像

范雎说秦昭襄王，面对“屏左右”“跽而请”的恭敬态度，起初“曰：‘唯唯。’若是者三”。然而正式发言时，一张口就说“臣闻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随即言“五帝之圣”“三王之仁”“五伯之贤”。《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范雎这段话语，竟然又连续说到“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卒兴吴国，阖闾为伯”；“箕子、接舆漆身为厉，被发为狂，无益于主”，等等。五百多字的篇幅，连续说到了二十三个历史人物及其故事。秦昭襄王果然被说服，“秦王跽曰：‘……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于是，“范雎拜，秦王亦拜”。

而蔡泽入秦后与范雎的对话，亦以“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等历史人物为说。在讨论中，又强调“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吴，申生孝而晋国乱”，通过历史教训申明自己政治主张的合理性。这样的言谈方式，应当理解为适应秦政治生态的一种语言选择。

更早又有由余的故事。由余作为戎王的使节曾经和秦穆公讨论“中国”和“戎夷”文化的优劣。穆公问：“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从“上圣黄帝”开始追述，而至于“后世”，也是以史说理，使秦穆公心悦诚服，事后赞誉“由余贤”（《史记·秦本纪》）。

秦政治生活中，论辩喜好标榜古人古事的特点，与秦人的历史意识有关。这种文化风格自然会影响到《秦记》的撰述，也通过《史记》对《秦记》的沿袭，存留在了司马迁的笔下。

秦王政欣赏韩非的论著，“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而《韩非子》中的这两篇，是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杰作。《韩非子·孤愤》说到越国历史，说到伯夷事迹，又回顾“齐亡”在于“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晋亡”在于“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并警告执政者，“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韩非子·五蠹》开篇就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后来“有圣人作”，出现“燧人氏”“有巢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又说“古者文王”“王天下”，以及“徐偃王”“荆文王”，甚至“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等故事。“秦王”读“《孤愤》《五蠹》之书”，是要具备一定史学基础的。而韩非的学说能够征服“秦王”，也在于其中表现出的卓越历史识见。

四、《史记》中的《秦记》遗存

除了前引“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评价外，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还有两次，即在序文的开头和结尾都说到《秦记》：“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秦记》，司马贞《索隐》：“即秦国之史记也。”

王国维论《史记·六国年表》，注意到其中采用《秦记》的情形。据王国维弟子所记王氏语：“《六国年表》来历不明。可因本纪、列传、世家及《战国策》互相磨勘，各注出处于表内作为笺注，亦一法也。吾人宗旨，为辑《秦记》。司马迁序明言：‘因《秦记》……表六国时事。’《秦记》不载日月，此篇亦无日月。自秦襄公元年至秦二世三年，依《秦本纪》《始皇本纪》及此篇，皆系五百六十九年，必出一本；别篇与此篇有异者，殆另有所本。故此篇除去与《左传》《战国策》及此书诸篇相同者，皆司马迁取诸《秦记》者也。”王国维还特别说道：“又《战国策》不纪年，诸侯史记又亡，则此篇所记年载，亦出《秦记》无疑。”（《国学月报·王静安纪念专号》）孙德谦《太史公书义法·详近》写道：“《秦记》一书，子长必亲睹之，故所作列传，不详于他国，而独详于秦。今观商君鞅后，若张仪、樗里子、甘茂、甘罗、穰侯、白起、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蒙恬诸人，惟秦为多。迁岂有私于秦哉！据《秦记》为本，此所以传秦人特详乎！”《太史公书义法·综观》还辑录了《史记·六国年表》中“有本纪、世家不载，而于《年表》见之者”前后四十四年中凡五十三件史事，以为“此皆秦事只录于《年表》者”。金德建据此推定：“《史记》的《六国年表》纯然是以《秦记》的史料做骨干写成的。秦国的事迹，只见纪于《六国年表》里而不见于别篇，也正可以说明司马迁照录了《秦记》中原有的文字。”

王国维像

金德建还举出司马迁著作《史记》时根据《秦记》材料，“文字上还留存一鳞半爪，或者是在史实上能显然可见的”，计十六例。他注意到《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昭襄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金德建按：《秦本纪》这条称“晋败我”，“楚人反我”，语气上显然也是因仍了《秦记》的原来文字而未及删易者（《司马迁所见书考》，第415—423页）。

对于金德建有关《史记》记载“出《秦记》”的论证，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则信息。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与赵惠文王会于渑池。当时情形，《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这一故事富有传奇色彩，然而“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的情节可能是相对真实的，这或许反映了《秦记》一类秦国史籍形成的方式。从“秦御史”书史的情形，可以推知《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数语中，所谓“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其中很可能包括《秦记》一类的史籍。

《史记·秦始皇本纪》最后附录所谓“汉孝明帝访班固评贾马赞中论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司马贞《索隐》），评论秦亡形势。班固说：“……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班固所谓“子婴车裂赵高”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是写作：“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并没有“车裂”的情节。看来，班固所读《秦纪》（应即《秦记》）中的有关内容并没有被司马迁采用。司马迁的记载当另有所本。金德建《〈秦记〉考征》说：“班固所见的《秦记》应当是汉代中秘所藏的本子。《艺文志》不曾把它收录，这未免也是疏漏了。”他还说：“《御览》六百八十引挚虞《决疑录要》注晋侍中彭权称《秦记》以对武帝旄头之问。《华阳国志·蜀志》亦云：‘《秦记》言僰童之富。’挚虞、常璩都是晋时候的人，都曾经看见过《秦记》，这说明《秦记》这部史籍到魏、晋时候还是保存的。”（《司马迁所见书考》，第423页）

五、《秦记》史学风格及其对《史记》的影响

金德建说“《御览》六百八十引挚虞《决疑录要》注晋侍中彭权称《秦记》以对武帝旄头之问”，即《太平御览》卷六八〇引挚虞《决疑录要》注：“世祖武皇帝因会问侍臣曰：‘旄头之义何谓耶？’侍中彭权对曰：‘《秦记》云：国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唯畏旄头。故使虎士服之，卫至尊也。’中书令张华言：‘有是言而事不经。臣以为壮士之怒，发踊冲冠，义取于此也。’”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秦记》的原貌，从挚虞《决疑录要》注的这段内容可以推知，这部秦人撰著的史书中，可能确有言“奇怪”而语颇“不经”的记载。

《史记·封禅书》中有一则秦穆公自称梦见上帝以决策出师的史事，应当出自《秦记》，也受到了金德建的注意：“〔《封禅书》〕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缪公上天。”金德建按：“这所谓‘史书而记’，当然也是指《秦记》里面有过如此记载，以为秦缪公曾梦见上帝，命平晋乱。”君王之梦，“史书而记，藏之府”，也可以看作秦人神秘主义历史观念的一种反映。

《史记》有关“梦”的历史记录有十九例。涉及殷商史一例，东周晋国史两例、卫国史一例、郑国史一例、曹国史一例、宋国史一例、赵国史三例、孔子事迹一例，属于秦人历史记录的多达四例，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其资料来源，当本《秦记》。梦的迷信，体现出人类特殊的精神生活，也是文明史进程中很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秦人历史记载中保留了颇多有关占梦的内容，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人注重多方位收纳信息的历史观和文化特质。

《史记》有关汉史的记录中有四例涉及“梦”，其中关于刘邦出生异闻，即《史记·高祖本纪》：“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其传播，应当在秦代。这样说来，《史记》有关秦史记载中涉及“梦”的内容计五例：1.“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2.“（穆公）寤，乃言见上帝”（《封禅书》）；3.“始皇梦与海神战”；4.“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秦始皇本纪》）；5.“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高祖本纪》）。其中1—4很可能来自《秦记》。

清代学者汪中说，《左传》除了直接记述人文历史外，所有“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都属于“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内篇》）。于是有学者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记梦”“是史官的职责之一”。也就是说，“对梦的迷信的记载，是其身为史官的传统”（刘文英：《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古代宗教哲学和科学的一个侧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汪中像

《史记·封禅书》记载秦文公问史敦事：“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这是秦人早期神学建设的由来。金德建按：“史敦是秦国最早的史官，也就是现在所可考见的《秦记》的最早著作者之一。”秦人历史意识中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又见于秦献公和另一位史官的对话。金德建引《老庄申韩列传》（今按：《史记》作《老子韩非列传》）：“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金德建按：“《老庄申韩列传》这条所称的《史记》纪载秦国的事迹，显然也是出于《秦记》无疑。这条《秦记》的文字，司马迁曾四次征引，又见于《周本纪》《秦本纪》和《封禅书》。”（《司马迁所见书考》，第421页、第420页）司马迁对于《秦记》所谓“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有所不满，但是对于其中具有神秘意味的记录，则颇多保留。《史记·秦本纪》记载：“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秦文公时代的这一史事，具有浓重的神异色彩。裴骃《集解》有这样的解说：“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于丰水之中。’”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载录《录异传》的说法：“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困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其实，《录异传》的这段文字也有可能是张守节《正义》的直接引录，而并非由《括地志》转引。我们现在还不能确知《秦本纪》所谓“伐南山大梓，丰大特”是否来自于《秦记》。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从徐广的解说与《录异传》的记录看，“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八个字的背后，涉及“树神”的传说。秦人有经营林业的历史，作为秦早期经济发展基地的西垂之地，长期是林产丰盛的地区。原生林繁密的生态条件，成为培育特殊物产的基础。《汉书·地理志下》说秦先祖柏益事迹，有“养育草木鸟兽”语，经营对象包括“草木”。所谓“养育草木”，说明林业在秦早期经济形式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梓牛神”传说中所谓“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的情节，暗示了已经进入农耕经济阶段的秦人，在其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对于其所熟悉的林业、牧业和田猎生活，依然保留着长久的怀念。《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登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这一故事也隐约透露出尊崇“树神”的观念。

《秦记》相关记述为《史记》所保留，《史记》也受到《秦记》史学个性的影响。认真分析其源流，或许可以发现，《史记》中被指为“虚怪不足以示后世”（〔宋〕王观国《学林》卷七），“若离若合，恍忽渺茫”（〔明〕郝敬《史汉愚按》卷二）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体现出与《秦记》之间的史学继承关系。

              ——本文刊于中华书局《月读》 2020年第5期“《史记》讲座”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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