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的“古为今用”

怎样读

    《故事新编》的“古为今用”…………………………李何林

    一、鲁迅有关《故事新编》的说明：

    1．  1933年12月26日写的《故事新编》的《序言》：“那时(1922)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作短篇小说，……首先，是很认真的，……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农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

    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后改名《补天》)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

    直到1926年的秋天，……仍旧拾起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是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的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2．  1936年2月29日致杨霁云信：

    上月印《故事新编》一本，游戏之作居多。

    3．  1936年2月1日致黎烈文信：

    《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然而有些文人学士，却又不免头痛，此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而又“有一弊必有一利”也。

  4．  1932年12月14日写的《自选集自序》：

  《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

  二、《故事新编》是“古为今用”的新历史小说

  中国文艺界在1956—1957年对于《故事新编》是不是历史小说，有过争论，有的认为它是写“古人古事”的历史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先出现的一部历史小说集；有的认为除《铸剑》一篇外，都不是历史小说，是针对现实的讽刺作品或“寓言式的作品”；有的又认为它既非历史小说，也不完全是讽刺文学，而是把原有的故事加以改动用杂文的手法使形象典型化，因而具有特殊风格的作品。(这些争论的文章，有一部分收集在《(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一书中，1957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志们可以看，这里不作介绍。)

    说是“讽刺作品”“讽刺文学”或“具有特殊风格的作品”，都是不科学的：小说、诗歌．戏剧、杂文都可以成为讽刺作品或讽刺文学；“具有特殊风格的作品”究竟是什么作品呢?《故事新编》内容中的一部分虽然隐喻着今人今事，但显然不是“寓言式的作品”。

    我体会作者的自己意见，它还是历史小说，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新的历史小说”，是“古为今用”的新历史小说。

    首先，书名就是“故事”“新编”，是“故”事，但是是“新”编的。作者在集印成书的前三年就说过：“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是把“故事”新编”为“演义”，演义就是历史小说。

    作者在本书的《序言》里说“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对于历史小说……不过没有将古人写的更死，……”鲁迅一再地说是“短篇小说”“历史小说”，是“写古人”(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不是历史小说是什么呢?而且作者还论到写历史小说的两种方法，一个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个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如果它不是历史小说，作者在给它写《序言》的时候，论“历史小说”的写作方法干什么呢?

    至于作者也说“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游戏之作居多”，都不过是自谦之辞，不能当真的。说是“速写”，意思是作为“小说”我没有写好，只成了“速写”了。说是“游戏之作”，意思是：不是什么值得重视的有价值的作品。

    既然是历史小说，为什么里面还出现了一些“今人今事”，即作者所谓“不免时有油滑之处”?是不是不必要的，多余的?是优点还是短点?是不是反历史主义呢?

    首先，作者是一个战士，他从事创作是为了战斗；无论是写杂文、小说、回忆散文(《朝华夕抬》)，散文诗(《野草》)和诗，都是为了战斗：不是为着否定或批判什么，就是为着肯定或歌颂什么。他的历史小说也不例外，他不是为写历史小说而写历史小说。他说“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油滑是一弊”；但“油滑之处”能使有些文人学士头痛，则又是“一利”了；可见他不是为写历史小说而写历史小说。他歌颂古之好人(女娲、羿、禹、眉间尺、宴之敖者、墨子)，即所以赞美和他们有相似精神的今之好人，并希望今人向古之好人学习。他否定或批判了古之坏人或有缺点的人，以及古时候也可能有的“今之坏人”；即所以否定或批判“今之坏人”；它是借古喻今，又是既讽古又讽今。所写的是古人，但又有今人的影子；有些人物说的是今人的

语言，但他的精神实质是当时的古人也可能有的。所以古人之中有今人，今人的祖坟在古代。他在1935年1月曾说过：“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致萧军信)远在1919年5月他就说过；“看见《史记·赵世家》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的一段话……这不是与现在阻抑革新的人的话，丝毫无异么?”(《热风·人心很古》)又在1924年9月写的《又是“古已有之”》里说：“太炎先生……漏举了一条益处，就是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所以还怕未免‘后仍有之’。”(《集外集拾遗》)所谓“古已有之”和“后仍有之”，就是说有些思想行为古今人都有。“凡见于古书的，也都可以抄出来编为一集，和现在的来比照，看思想手段有什么不同。”(1927年8月作《匪笔三篇》，见《三闲集》)“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尤其是时敏，虽在三百年后，也何尝无此等人，真令人惊心动魄。”(1935年12月写《题未定草(九)》，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他要创小说”，“游戏之作居多”，都不过是自谦之辞，不能当真的。说是“速写”，意思是作为“小说”我没有写好，只成了“速写”了。说是“游戏之作”，意思是：不是什么值得重视的有价值的作品。

    既然是历史小说，为什么里面还出现了一些“今人今事”，即作者所谓“不免时有油滑之处”?是不是不必要的，多余的?是优点还是短点?是不是反历史主义呢?

    首先，作者是一个战士，他从事创作是为了战斗；无论是写杂文、小说、回忆散文(《朝华夕抬》)，散文诗(《野草》)和诗，都是为了战斗：不是为着否定或批判什么，就是为着肯定或歌颂什么。他的历史小说也不例外，他不是为写历史小说而写历史小说。他说“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油滑是一弊”；但“油滑之处”能使有些文人学士头痛，则又是“一利”了；可见他不是为写历史小说而写历史小说。他歌颂古之好人(女娲、羿、禹、眉间尺、宴之敖者、墨子)，即所以赞美和他们有相似精神的今之好人，并希望今人向古之好人学习。他否定或批判了古之坏人或有缺点的人，以及古时候也可能有的“今之坏人”；即所以否定或批判“今之坏人”；它是借古喻今，又是既讽古又讽今。所写的是古人，但又有今人的影子；有些人物说的是今人的

语言，但他的精神实质是当时的古人也可能有的。所以古人之中有今人，今人的祖坟在古代。他在1935年1月曾说过：“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致萧军信)远在1919年5月他就说过；“看见《史记·赵世家》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的一段话……这不是与现在阻抑革新的人的话，丝毫无异么?”(《热风·人心很古》)又在1924年9月写的《又是“古已有之”》里说：“太炎先生……漏举了一条益处，就是一治史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所以还怕未免‘后仍有之’。”(《集外集拾遗》)所谓“古已有之”和“后仍有之”，就是说有些思想行为古今人都有。“凡见于古书的，也都可以抄出来编为一集，和现在的来比照，看思想手段有什么不同。”(1927年8月作《匪笔三篇》，见《三闲集》)“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尤其是时敏，虽在三百年后，也何尝无此等人，真令人惊心动魄。”(1935年12月写《题未定草(九)》，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他要创今之坏种的祖坟，是揭露古人，同时也是批判今人。当然古今人的思想不完全相同，但有些是相似的。鲁迅是善于用古今“比照”或“对照”的方法写杂文的，很自然地他也用这种方法来写历史小说：而这都是为着战斗。这就是茅盾所说的“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写作方法。他说：

    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

    展。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的开拓者和成功者。他的《故事

    新编》，在形式上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给我们树立了可贵的

    楷式；但尤其重要的，是内容的深刻——在《故事新编》中，鲁迅

    先生以他特有的锐利的观察，战斗的热情和创作的艺术，非但

    “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

    二，二而一的。(见茅盾1937年为宋云彬作的历史故事集《玄武门之变》作的序。)

    《故事新编》忠于神话、传说和史实，而又联系现实，更着重于艺术创造；因而就“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茅后接着说：

    鲁迅先生这手法，曾引起了不少人的研究和学习。然而我们

    勉强能学到的，也还只有他的用现代眼光去解释故事这一方面，

    而他的更深一层的用心——借故事的躯党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

    与应爱，乃至将古代与现代错综交融，则我们虽能理会，能吟

    味，却未能学而几及的。

    但历史题材的作品，近年来也颇多了。大部分是钩稽史实，

    各就所见而加以新的解释；一方面既要谨守“字字有来历”的信

    条，而另一方面则又思不为古事所拘，驰骋其想象，吹进些现代

    的气息。这，可以说是继承着《故事新编》的“鲁迅主义”，而又意

    识地要加以“修正”曲；这或者也可以尝试，可是就现在所见的成

    绩而言，终未免进退失据，于“古”既不尽信，对“今”亦失其攻刺之的。

    这种“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写作方法，是不容易学的；学的不好，就“于古既不尽信，于今亦失其攻刺之的”。鲁迅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很多论者都说《故事新编》的写作用的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的方法，我看他也用“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方法，甚至是它的主要方法。“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的时候是很少的。这只要看一看《鲁迅全集》注释本有关《故事新编》的每一篇的注释就够了。“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也是自谦之辞，实际并不完全如此。凡是“信口开河”的地方，倒是必不可少的描写和创造。对于古人古事，真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而又把那些本来各不相关的文献组织得那样好，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难组织之作”。它里面所组织的今人今事，也是“言必有据”，而义做到和古人古事“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有机体：“于古既已尽信，于今亦达到攻刺之的。”当然，作者在“言必有据”的“做事”基础上，又有所“新编”，有所创造；他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历史小说，甚至可以说是新的历史小说，和旧概念的历史小说已有所不同了。它要表现古人的本质特点，也就是今人的典型形象；既象古人，又在某些方面象今人。它所写的“今人”的本质特点，也是他所在的“故事”中的“古人”所可能有的，即“古已有之”的本质特点，因而既象令人，又象古人。就这样“古今交错”，既表现了古人，也表现了今人；既歌颂批判了古人，也歌颂批判了今人。

    例如《理水》中大禹性格的本质特点，今之革命者也具有的，所以他既象古人，也象今人。鲁迅歌颂了大禹，也同时歌颂了和大禹有同样精神的今之革命者。文化山上的文人学者所说的英语、遗传、面包、维他命W、碘质、莎士比亚、摩登等等，以及所影射的今人今事，都不是当时所能有，或在古书上有什么根据的。但是用这些东西所表现的思想本质，古人是可能有的；脱离人民的学者，指望外人救济供养，因而阿谀逢迎外人，对外人满口“是是、对对”；他们说“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他们视人命如草芥，向视查水灾的大员说“灾情倒不算重……”，并且把水灾的原因推在人民身上；等等，都是“今人”的思想，作者是在讽刺“今人”；但有了这些描写，倒衬托出禹更伟大了，使我们觉得这些令人今事并不是多余的，有了它们使古人古事更活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这些思想也是当时的古人可能有的，使我们觉得并没有什么与古人格格不入或不合情理的地方。而且这些“今人”今事或“今人”的思想，作者在小说中都没有强加在“真正的”古人身上：我们能发现女娲、羿、禹、眉间尺、墨子、伯夷、叔齐、老子。庄子等人有今人的思想吗?所以从这一方面说，《故事新编》虽然写了一些“今人今事”，并不就是反历史主义。它把古人写得更活，更突出，更饱满了，它没有把古人现代化，把古人作为现代思想的传声筒；但在古人的精神状态中，也可以发现有今人的灵魂。虽然是借古讽今和颂今，并且明显地穿插了一些今，但并不以今代古，将古比今，象有些人那样。有些人把古人古事与今天的人民革命斗争作不适当的比拟，强使古人有今天的思想，做今人的事。《故事新编》刚是“古今交错”，“古代与现代错综交融”，叫读者看起来又可以分辨出古是古，今是今，没有强使古人有今人的思想。而又古今融合，颂古讽古即所以颂今讽今。因此它是“古为今用”的“新历史小说”。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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