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用是在宴乐场所供给伶宫歌女歌唱，从历史上讲，唐代文坛以诗歌最为发达，而词远逊于诗，给宋人留下了广阔的余地。
宋词的分期，从宏观上讲可分为北宋与南宋两大期。北宋和南宋的分期以“靖康之变”为界。词在这两大时期的区别由于历史背景和社会变革更为明显。
娱宾遣兴VS家国情怀
词是宋代尤其是北宋社会文化消费的热点。由于都市的繁荣，“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北宋初，词人有晏殊、张先、柳永等人，这些词人一方面继承了唐五代的传统，内容上多写樽前花下，风格上“香而弱”，形式上除柳永外多写小令；另一方面对唐五代词又有所发展，词的风格逐渐诗化，体制上来讲，柳永的慢词更是一大开创。到中期，词人苏轼更加开拓了词的思想内容；北宋后期的秦观、黄庭坚、周邦彦等，大多数又回到传统的言情和婉约中去。宋初著名的宰相晏殊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有闲阶级，我们看他的词，多婉约绮丽：“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秦观的词“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凄迷的景色背后是词人被贬郴州后的哀怨心情。这是起的词人创作离不开恋情、离别、伤时。
南宋以来，“靖康之变”的政治风云极大地改变了词人的生存环境和创作心态，使他们的词作从早期描写绮罗香泽、闲情逸致的个人生活转变为描写国家兴亡的重大主题，词风也从柔婉绮艳一变而为刚健雄放，北宋末年词风向南宋初期词风开始转变，词风由婉约走向豪放。这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南渡词人”，他们的词风也由于“靖康之变”发生变化。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都由北方迁居至南方，词作也由此分成前后两期。前期多传统之作，后期多写亡国之苦、乡关之思，“凄然有黍离之感”（黄升《花庵词选》）。到南宋中期，爱国词派和豪放词派在此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产生了伟大的词人辛弃疾，后来的陆游，加之陈亮，刘过等人。号称“婉约词宗”的李清照写下“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样豪迈的句子；岳飞的《满江红》可能是很多人最早背会的一首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是辛弃疾的家国情怀。
“诗余”“以诗为词”VS“词别是一家”
词这一文体，最早起源于民间，词的兴起，以及某些具体格律和修辞特征的形成，还和酒令著辞有关。“新翻酒令著词章”（花蕊夫人《宫辞》），盛极一时的宴饮娱乐风气，培育并发展了精彩丰富的酒令艺术，酒令艺术的发展衍生出词。而北宋时期，社会安定，经济较为繁荣，娱乐活动众多，此时的词仍然继承唐五代的创作风格，内容上仍是羁旅恋情离思之作。
南宋时，不仅词的创作题材不断被开拓，词的地位也由诗余转为别是一家的体式。词人增多，词论更加系统化。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词别是一家”这是针对苏轼“以诗为词”而发，目的在于维护词学传统，严格诗词的界限，维护词体的音乐特质。
“以诗为词”VS“以文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观点，辛弃疾所倡导的“以文为词”成功地将辞赋古文的章法、句式以及议论、对话等具体手法移植于词，为散文艺术与词体创作之间打通了道路，扩大了词的表现方法。他常以散文句法入词，像“凡我同盟鸥鸟，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与战国时期诸侯盟誓的语言相近，又如“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贺新郎》等等，句式完全散文化，但都符合词的音律，既有一泻直下的气势，又觉娓娓道来，深挚动人。明代毛晋《稼轩词跋》说：“宋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从苏轼的“以诗为词”到辛弃疾的“以文为词”，为词又开辟了新的境界。
综上，北宋词和南宋词在内容和风格上受到民族危机的影响而转变，在词论和词体的创作上又同中有异，在继承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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