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正阳文库出版以来，许多读者都对《北京城——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一书赞誉有加。这本书以中国历代都城演进轨迹作为背景，全面论述了北京的产生、变迁及其规划建设的特点，实为了解北京历史的案头必备。
作者朱祖希年已八旬，自1955年考入北大、拜入侯仁之门下，从未间断对北京的研究和探索。《北京城》一书累积其十年研究成果，正是他致敬先师侯仁之的一部力作。为感谢先师的谆谆教诲，在书的最后，朱祖希老先生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文。
值此教师节之际，我们将文章摘录如下，祝所有辛勤育人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文章有编辑和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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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与朱祖希（左）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朱祖希/文
“北京，是我心中的圣城。”
这是已故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的一句话。
这句话既是他对北京“知之愈深，爱之弥坚”最贴切的感情表达，也是他之所以穷毕生的精力、矢志不渝地去探索北京、研究北京的最大原动力。当然，也可以说是他对北京学术研究成果最充分的肯定。
有人说，如果没有他，人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了解北京。于是，常常会有人在称呼“侯仁之”时冠以“北京通”。
有人说，因为有了他，北京的许多古迹得到了留存。于是，又常常会有人把他称为北京历史文化遗迹的“守望者”。
有人说，如果不是他，中国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加入“世界遗产委员会”并开始申报世界遗产。于是，又有人把他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但是，作为老师，侯仁之先生在7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像一支坚毅挺拔的红烛，不知照亮了多少求知若渴的年轻的心灵，也不知引导了多少在科学道路上曾经迷茫过的年轻学子。我只是侯仁之先生芸芸学子中的一个。
1955年7月，我有幸以第一志愿被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录取。17岁的我用一个两头带钩的竹扁担，挑着母亲给我准备的行李，怀揣着一块家乡的泥土，风尘仆仆地从浙江省中部的一个小县城来到了北京。北京，是我日夜向往的首都。
8月25日，当我在前门火车站下车，并随着拥挤的人群慢慢地走出车站时，一座高大雄伟的城门楼和其雄浑厚实的城墙一下子把我震慑住了……啊，这就是北京城!
开学的第一天，按照惯例，地质地理系主任要向全体新同学致“欢迎词”。这天早晨，我便早早地在大饭厅(现在北大的“百年大讲堂”)吃过早饭来到了地学楼101号阶梯教室，和其他新同学一起坐在带有小桌的椅子上静静地等候着。
不ー会儿，一位身着青灰色中山装，前额宽阔，戴一副黑框眼镜的老师走上讲台，他站定之后，环顾四周说了一声:“欢迎新同学!”顷刻之间，101教室里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他就是我们地质地理系的主任侯仁之先生。
接着，侯仁之先生便为我们开启了开学之后的第一课一一北京“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首都北京，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一座城市，只有当你深入地了解了它的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在，并展望它的将来……”
侯仁之先生从北京的起源、城址的确定，讲到了它的变迁，说到了它在城市规划建设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他那生动、充满激情，又深入浅出的语言，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一直是支着耳朵仔细地听着，生怕把其中的哪一句给疏漏了。这真是我有生以来听过的最好的一堂课，自然也是我心仪已久的堂课。就这样，“侯仁之”三个字便和“北京城”一起深深地植进了我的心田之中，并影响、引导了我的一生。
侯仁之先生说:“我一生都在研究北京。”
1932年，当侯仁之先生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他就已对文化古都北平心怀向往。就在这一年，先生考入了燕京大学历史系，并拜在著名学者顾頡刚、洪业(煨莲)先生的门下。而洪业先生“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的话让侯仁之醍醐灌顶，如沐春风，并负笈英伦，投奔到了英国利物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达比门下。
1949年夏初，侯仁之先生的论文《北平历史地理》通过答辩，他获得了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就是在达比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
《北平历史地理》是中国学者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规范，独立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研究北京的城市历史地理专著。他从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水源问题入手，揭开了北京原始聚落的产生和城址变迁的轨迹，全面论述了自西周直至明清北京城的演进轨迹及其地理特色，并手绘了45幅地图，使内容更为直观。这既是侯仁之先生求学历程的总结，也是他以后数十年研究工作的起点。它对侯仁之先生个人的学术发展和其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元通惠河图》 侯仁之手绘
1949年9月，侯仁之先生辗转回到祖国，并任教于燕京大学。
侯仁之先生的一生曾经担任过许多职务，但他始终把教员作为自己的本分，而且是第一位的，他的课程“历史上的北京城”也为大家所熟知。开学时他先是给地质地理系的新生讲，后来听的人多了，就给全校的新生讲；再后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给全市的百姓讲。每一次讲，都是那么充满激情，神采飞扬，深入人心。到了90岁高龄，他也仍然在为大家做有关北京的报告。
《北京建城记》手稿
20世纪90年代初，侯仁之先生提出了“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三个里程碑”的理论:
第一个里程碑是历史上北京城的中心建筑紫禁城。它建成至今已有570多年，代表的是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北京城规划建设一大艺术杰作，且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第二个里程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北京城的空间结构上，突出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已到来的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它照予了具有悠久传统的全城中轴线以崭新的意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文化上显示着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
第三个里程碑即是奥林匹克公园的建设，突出体现的是21世纪首都的新风貌，标志着北京走向国际大都市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既是侯仁之先生对北京的探索、研究中学术成果的高度升华也是历史地理研究结合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重大成果。
在北京旧城的保护上，侯仁之先生提出应当从整体出发全面考虑，慎重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并为此殚精竭虑，弃走呼号，积极建言。
1993年侯仁之先生在作报告
1985年7月，侯仁之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建议，并撰文呼吁“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他的建议被政府采纳，并决定当年8月24日卢沟桥正式“退役”，不再有机动车运行其上。
20世纪90年代初，在他的呼呼下，有关部门改变了北京西站原有的规划建设方案，保留了莲花池，并把它建成为“莲花池公园”。
2001年为保护金鱼藻池，侯仁之先生不顾91岁高龄，在夫人张玮英的陪同下，推着轮椅到现场做了实地考察，并建议有关部门把它开辟为“鱼藻池公园”。
侯仁之先生认为，严格地讲，元朝大都城规划建设的起点就是海子桥。因为，海子桥的选址决定了全城的中轴线。保护中轴线是保护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之一。
侯仁之先生语重心长的话，引起了北京市多位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很快将其列为市政府抢险修工程。工程竣工之日，侯仁之先生感慨万千，并建议把桥的习惯称呼改回到原名一一万宁桥，希望子孙后代万世安宁。
1984年，侯仁之先生应邀去美国华盛顿康奈尔大学讲学，就在与外国同行的接触交谈中，第一次听到在国际上还存在一个《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委员会”。
这件事给侯仁之先生以很大的震动。
因此，侯仁之先生回国后便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份提案，并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人与生物圈》负责人阳含黑、城市规划大师郑孝整、古建专家罗哲文共同签名。这就是后来的“第六届全国政协提案第663号”(简称“663号提案”)。
1985年4月召开了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该提案获得通过，并提交全国人大。198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5年12月12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我国终于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1987年，我国开启了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直到2014年，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47项，仅次于意大利，位居世界第二位。每想及此，我们自然不会忘记被人们称为“中国申遗第一人”的侯仁之先生。正是由于他对祖国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无限热爱，又有着历史地理学家独有的机敏和智慧，オ会有如此大的贡献。
侯仁之先生于2013年10月22日，以102岁的高龄驾鹤西去。这是中国地理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申遗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巨大损失。对我而言，更是永远地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师长。我感到无比的悲痛!
先生曾经这样表达他的心迹:“我不是北京人，可是北京城从我的青年时代起，就已把我引进了一座宏伟瑰丽的科学殿堂。我一直为它深厚的蕴藏和探索不尽的奥秘所吸引着，终于使我对它产生了无限的爱，特别是当我眼看着它从历史的尘埃中卓然兴起，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里，使它那悠久而杰出的文化传统重放光芒的时候，我就不仅仅是对它的爱，我情不自禁地要为它欢呼，为它歌唱………”
1962年 侯仁之先生与学生们分享考察情况
从侯仁之先生百余年的风雨人生和皇皇巨著中，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是如何从岩罅之中的涓涓细流，丛林中的潺潺小溪，在山野之中流淌，并接纳了苍天和大地的雨水泉流，终于逐渐壮大起来的。尽管其间也有过千难万险，迁回曲折，但最终还是冲出了峡谷，成为一条川流不息、奔向大海的大河!
可以相信，侯仁之先生开辟的现代历史地理的科学道路，倾注生心血研究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将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发扬光大。
2006年北大校庆，侯仁之与夫人和学生们的合影
《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一书，既是作为先生的一名学生对老师的纪念，也希冀在传承先生以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是限于作者水平，恐怕也只能是一种愿望，尚祈众多热爱北京、了解北京、研究北京的读者朋友不吝批评赐教。
谨识于虎怡斋
丙申年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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