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思想与干部政德教育”专题系列讲座上，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中江，主讲了题为《义利之辩与清廉执政》的课程。王中江围绕孟子心目中“士”的角色和精神与责任担当，阐述了孟子心目中的“士”的追求和理想，“士”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角色，以及“士”的民间角色和做一个洁身自好的人。
从“尚志”到道德价值和人格信念
一般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期待。一个人的人生意义的高度、广度和宽度，是同他的人生观分不开的。对儒家人士来说，这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儒家具有系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他们的信念和信仰，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这从儒家期望的“士”中也能充分看到，孟子对“士”同样有很高的期许。
孟子心目中的“士”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他对士有明确的自觉意识，为“士”的人生定下了目标和信念。我们先从《孟子·尽心上》王子垫请教孟子的一个记载来看。“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王子垫是齐宣王的儿子，他向孟子请教的问题是：“士这类人从事什么活动”，也就是说他们都“做什么事”，类似今天我们问一个人他具体是做什么的。
王子垫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按照朱熹的解释，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农工商贾，他们都很清楚自己所要做的事务和所要做的事情。但居于他们当中的“士”，具体是做什么事情的，王子垫好像并不清楚。这说明当时人们对“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所做的工作，没有形成统一的、清楚的概念。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士”，同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士”已经不同了。不同在哪里，就是他们没有固定的官职了，他们都变成了特殊意义上的“流浪者了”，即一般所说的“游士”，即君王的谋士、客卿，卿大夫和贵族的“门客”和“食客”了。
春秋中期以前的“士”，是封建社会的一种身份，它是指贵族阶层中的一个等级，而且是级别比较低的一个等级。《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春秋中期以后，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封建贵族世袭制被动摇，政治统一共同体受到破坏，即一般所说的“天子失尊”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这种变化自然也导致了“士”的分化和转变。由于封建贵族世袭制的逐渐解体，作为世袭贵族的“士”，也开始慢慢丧失其固定的身份和爵禄，不再有固定的经济来源。
在身份和官职的一体化结构中，“士”的世袭贵族身份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世袭的固定官职的丧失，正如孟子所说：“士无世官，官事无摄”。这样，原来作为体制性阶层的“士”，就开始转变为“非体制性阶层”的“士”;原来作为世代担任官职的贵族身份的“士”，就转变为“失官”“失禄”的平民身份的“士”;原来贵族等级中的低级贵族的“士”，转变为士农工商之首的“士”。“士”下降为“民”，失去贵族的身份和官职。
从一方面说，这是身份、地位的失落和危机;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他们重新塑造自身的一种机会。他们从已有的体制和身份中解放了出来，获得了实现自我的新的方式和可能性。如果说体制、有组织和具有强烈的社会认同，都是知识阶层的麻醉剂的话，那么摆脱体制、组织和控制，越出已有的秩序和认同，则是知识阶层获得活力和创新的机会。
孟子说“士”做的事是“尚志”。“尚”的意思是“高尚”，它是一个使动用法。“志”即“心志”。按照一般的解释，孟子说的“尚志”，就是使自己的心志高尚。据此来说，人要做修炼“心灵”的工夫，做“灵修”，这显然不是一般的事务和事情，也不同于一般所说的“静修”和“坐禅”等。
按照孟子这里所说，“尚志”就是去崇信“仁义”的价值，去实行“仁义”的价值。这正是儒家的根本精神。追求和实践仁义的伦理、道德价值和信念，是孟子所说的“士”要做的事，当然也是孔子及其儒家信奉的目标。
儒家强调人要“立志”、守志、奉行自己的志愿，整体就是建立和实践伦理道德价值和信念，建立一个道德社会，建立一个伦理社会。不能产生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分配合理和分配正义，其次是大家都有爱心，都有诚信。大家觉得社会和谐，社会安全。
“达则兼善天下”
在儒家看来，“入仕”只是一种手段，它服务于一种崇高的目的，即“为道而仕”。《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论语·卫灵公》“邦有道，则仕”，《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论语·微子》“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喻于义”。政治地位和待遇对儒家来说，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君子不器”这个根本的原理告诉我们，君子是目的本身，而不只是作为某一特殊有用之目的的手段。即使是处于最有影响地位的人，若不具备来源于教育的这种美德，在世上便会一事无成。因此，“高等”的人所追求的是这种美德，而非营利。
孟子有强烈的天下使命感，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告子下》所载的“君子之仕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矣”等，强调指出了儒家的“入仕”，带有强烈的“道义性”和“理想性”品格。
作为“游士”，孟子受聘游走了不同的国家和诸侯之间，有许多追随他的人，跟随着他，兴师动众，非常排场，让彭更感到他们一是他们不做事，是吃闲饭的人，二是说孟子和弟子们太奢侈。
产生这种疑问的，还有他的弟子公孙丑。他引用《诗经》的话：“《诗》曰：‘不素餐兮。’说：‘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对于彭更的质问，孟子认为他们不是不做事，他们从事的工作很重要。“志”与“通功易事”，他们有功于“国家”。对于公孙丑，孟子回答“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穷则独善其身”和教化民间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像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
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孟子的弟子虽没有孔子那么多，但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学说不符合他所周游的那些国家的需要，回到家乡与万章等人整理《经》《书经》，阐发孔丘的思想学说，写成《孟子》一书，共七篇。
如何看待隐士和儒家的命运?在隐者看来，他想做的事，实际上是他无法做到的，所以这些隐者就嘲讽他，规劝他不要不识时务、自讨苦吃。《论语·微子》篇记载了他们对孔子的嘲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孔子可能很想听听这位“狂人”究竟是如何想的，但这位“狂人”不近人情，拒绝同孔子作更多的交流。孔子的超凡精神和魅力正在于，他坚定不移地守护自己的道德良知。他虽然不断遇到挫折和打击，但他始终不放弃他的理想和责任，不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后悔，一直坚持他的信念，坦然面对一切不幸和遭遇。
坚持寻求实现政治抱负的儒家，面对无奈的现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放弃的考虑。在周游列国经历了一连串的挫折之后，孔子也到了晚年。他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他甚至还产生了做隐者的念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此，孔子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的善于变通来变通，它是决断意义上的追求，也是决断意义上的隔离和放弃。而且隔离和放弃也决不意味着沉沦，它只是将直接的“淑世”变为“洁身自好”。
儒家的隔离和退隐，同他们选择参与政治的一般倾向并不矛盾。“入仕”是为了他们的道德信念，同样“不仕”也是为了他们的道德信念，差别在于他们认为前者可以直接产生普遍的道德效果，而后者则是直接保持一个人自身的道德行为。由于屈原只能以直接的淑世的方式而存在，当他的这种愿望破灭之后，他就只能选择“自杀”。但儒家还有一个选择，即通过“自我隔离”而保持自我的道德理性和价值，并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出间接淑世的意义。
罗素在《社会改造原理》一书的最后，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能够做的”。开头他说：“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有许多男女要想为人类服务，但是他们迷惑不解，而且他们的力量似乎非常渺小，他们为失望所控制。热情最高的人，因为感觉到自己的无力，痛苦最深，而且因为缺乏希望的缘故，最容易造成精神的衰败”。但孔子始终没有为他的热情“造成精神的衰败”，虽然有时也有点无奈和悲观，但他确实又是一位“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而不是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杜维明氏对孔子周游世界的“意义”有一个说明，认为孔子的追求不能用通常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加以评判。在罗素看来，有四个人比任何人都更有力量，他们是释迦牟尼、耶稣、毕达哥拉斯和伽利略，其实至少应该加上孔子。他们生前都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如果他们都以追求现实权力为目的，他们后来就不可能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赵星灿 房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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