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前文《“苗之为苗”二十：义学教化苗疆，康雍颁布“苗疆禁例”初规秩序》。
以乾嘉苗民大起义为分界点，清朝治理苗疆经过了一个从“以汉治苗”到“以苗治苗”的转化过程。
选自《苗蛮图说》，清晚期彩绘本
清朝在苗疆实行“改土归流”，摧毁了盘踞少数民族地区上千年的土司制度，减轻了少数民族的捐税及徭役负担，这是历史的进步，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的进步，同时也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但是，这一改革具有不彻底性，清朝对官吏、新兴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不能实行有效限制，致使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在“改土归流”之初，清朝政府过于高估苗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也对苗族文化中一些比较落后的方面估计不足，在建立府厅州县后，过早地全面推行“以汉治苗”政策。虽然清朝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促进苗疆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但是清朝的管理模式总体上却是“水土不服”，不适应苗疆地区的实际生产力水平。
清朝委派满汉族官员担任苗疆府厅州县各级官吏，并驻兵把守。厅县以下设百户、寨长、外委等官，百户、外委多由汉族人员担任，个别苗族上层人物任副百户，大部分只能当寨长。这些官吏负责征收赋税，维持治安。正因为任命低级官吏可以索贿，地方官员故意滥加委派，百户、寨长“渐滥渐多”。
依照《苗防备览》绘制的湘西《苗疆全图》，可看到边墙位置
清朝在苗疆每设一厅，即将当地苗民编户造册，令其纳粮。同时,实行轻徭薄赋政策。过去的土司统治地区被废除的苛派更多，多数地区负担比土司时代减轻。永顺、保靖等地只按过去土司时的数额上交秋粮，“较土司陋规十不及一，民皆欢欣乐输”。永绥、凤凰、乾州三厅田赋也不重。
清朝统治势力深入湘黔川边苗疆后，满汉官吏、军士以及汉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及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大量进入苗区。清朝鼓励汉族人口进入苗疆，希望达到“以汉制苗”、“以汉化苗”的目的。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湖南学政潘宗洛允许少数民族童生参加科举应试。其后又在凤凰、乾州二厅设书院及义学。雍正八年(1730年)，在永绥厅六里苗区设义学两处。官府在苗汉交界处设立市场，促进苗汉物资交换，实现“化苗”。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湖南在湘西颁布了严禁苗汉通婚的禁令，雍正年间也实行严格限制。但是苗汉通婚屡禁不止，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颁诏，“各苗俱令与兵民结姻”，通过鼓励苗汉通婚来“以汉化苗”。
清朝采取的这些措施客观上加强了苗汉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汉族地区先进文明快速传入“苗疆”，推动了当地苗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轻赋薄税”使苗民得以休养生息，苗族人口迅速增长。永绥厅自雍正八年(1730年)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20余年，新增苗户1028户，新增苗民5100口。
中国南方的长城——苗疆边墙遗址
但是当清朝松驰“边禁”、开辟市场之后，大批“客民”涌入苗疆，人口迅速增加，使山多田少、地域有限的苗疆土地问题日益严重。再加上清朝政府限制不了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最终导致了苗民大起义。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包利、红银等聚众为乱，犯古州王岭汛城，古州、台拱、清江等处苗民皆反。至乾隆元年(1734年)，在张广泗率军大力镇压下才平息。
这次较大的苗民暴动事件，给乾隆带来深刻的教训。乾隆一即位，转变雍正推行的苗疆开辟政策，以维持社会发展秩序为主。在沿袭军屯的基础上，实施了许多“苗疆禁例”。在“不扰”的基础上，严限汉、苗互通往来，但随着社会发展逐步进行了调整。乾隆时期尤其是乾隆末期，对苗疆地区的治理采取了较前朝来说相对宽松的策略。
乾隆九年（1744年）二月，湖南巡抚蒋溥提出“奏治理苗疆首在不扰并兼施兵威”，针对苗汉关系提出因“人民搬住日久与苗人买产借债，势所不免，因设有禁例，私相授受，奸民每以愚苗可欺，侵占负赖，致生事端”，故“定例，苗地不许汉人往来……若许当官交易，买产借债，恐奸民毫无顾忌，转得藉端欺占，应仍照例遵行。”同时，针对官兵与苗民往来，“请饬文武各员，严禁兵役、毋许私与苗人往来，致滋虐诈等弊……”这是说严格管控派驻在苗疆的军队，防止驻地军队对当地苗民的生活造成干扰，防止驻地军队对当地苗民造成不必要的事端。
乾隆批示说：“御苗之道，首以不扰为要，次则使知兵威不可犯。此奏颇得之。”“不扰”是乾隆时期“苗疆禁例”的核心要求。
乾隆九年（1744年），湖南巡抚蒋溥“奏酌议抚苗事宜三条折”，就“民苗宜许其交易”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规范。“其买苗地契内，四至丈尺必载明白，呈官验明，投税盖印之后，始准管业。”“至借债者凭中立约，截明交利还本之期，即令借主之邻民作保，若有侵占负赖，各许苗人诉官究追，官不得庇民曲断……”。
湖南按察使徐德裕“奏陈苗疆应行应禁事宜四条折”认为，“汉奸滋衅苗疆，应请立法稽查以防其弊”，“历观往事，苗人之滋衅，实汉奸之为厉阶……向来苗疆蠢动，都因汉奸为之导引主谋，以致边境间有未宁……查定例，民人无故擅入苗地，杖一百，徙三年。”
徐德裕奏请，“应令向来前往苗寨贸易之人，俱赴苗疆之该厅州县衙门报名，丁州县印官讯明年貌籍贯，并验系实在诚实之人……方许入苗疆贸易”。就是在有苗各厅州县，在原来设有墟市的地方，集中交易，对之前没有形成墟市的地段，对那些身份清白，久已在苗疆经商的民人，登记册档，发给印照，载明货物名色，验明无夹带违禁品后，方许入苗寨贩卖。
蒋溥“核议徐德裕所陈苗疆事宜均属不当折”，则认为如果遵从徐德裕之奏，进行取保、取结、给与印照，就会为汉民进入苗疆打开方便之门，无异于“开兵役滋索之端，启奸究滋事之道”。
乾隆十二年（1747年内），湖广总督塞楞额“奏请严汉民置买苗产等事折”，对湘西苗疆汉苗间置买苗产等问题，提出“禁止汉苗间买卖土地”：禁止汉民与苗民开展田地交易，但允许苗疆地带的土苗间可以进行土地交易；外面迁入的人口，严格控制，若有带家属的则不允许发放通行证，若无通行证的，一旦查处立即遣返。奏折还强化了地方官员的稽查之责，要求地方官员要加大对这一事项的管控力度，一旦失责要进行降职、罚俸等处罚。
在苗汉婚姻问题上，乾隆前期是严禁的，但随着苗汉人民交往日多，文化融合日深，统治者不得不逐渐采取放开举措，改为鼓励苗汉通婚。
选自《苗蛮图说》，清晚期彩绘本
乾隆初年，徐德裕针对汉人进入苗区奸淫苗人妇女，奏“汉人奸淫苗人妇女，应请加等治罪，以绝衅端也……应请嗣后凡汉民奸淫苗人妇女，除强奸者照律问拟外，如有和同奸淫者，无论兵民，将奸夫俱加凡奸一等治罪，杖六十，徒一年……”。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湖广总督常钧、湖南巡抚乔光烈奏“应准湖南民苗互相姻娅折”，建议允许汉苗之间在不妨碍双方习俗和彼此接纳的基础上可以通婚，“今该处苗人向化有年，亟濡日深，渐习耕读，与内陆民人无异”，奏请“嗣后未剃发苗人与民人，俱照民俗，以礼婚配，准许结亲。这是对“苗疆禁例”的重大革新。
但是，清朝“以汉治苗”政策逐渐不再适应苗疆的管理。湘黔川边苗疆改土归流和全面设置府厅州县后，外来满汉官吏、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大量进入，不少人通过巧取豪夺大肆兼并苗民土地。魏源《圣武记·湖贵征苗记》载，永绥厅“环城外寸地皆苗,不数十年尽占为民地”。严如煜《苗防备览》载，苗民借贷,新谷登场用以抵债，“秋收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
苗族地主也趁机兼并苗民土地，大量苗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苗疆地区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渐尖锐。不堪剥削压榨的苗民不断爆发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在苗疆的统治。
乾隆六十年(1795年年)1月，在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等人领导下，湘黔川边松桃、永绥、凤凰、乾州四厅苗民同时起义，有土家、汉等族人民参加，人数达30余万。清朝命云贵总督福康安为统帅,调集七省18万绿林军进行围剿，到嘉庆元年(1796年)底才镇压下去。这就是“乾嘉苗民大起义”。此后，鄂西爆发白莲教起义、黔南布依族发起“南笼起义”。
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在湘黔川边苗疆的统治，迫使清朝调整“治苗”政策。起义期间，清朝统治者及受命办理“苗务”的各级官吏都准备做出一定的让步，以缓和矛盾。嘉庆元年(1796年)6月，和琳上“苗疆紧要善后章程折”，部分内容直指苗汉矛盾根源就是土地问题。他提出：“近今数十年来，休养生息，虽地土不在输纳之内，人丁不在徭役之中，但户口日滋，地界有限……因之奸民出入，逐渐设计盘剥，将苗疆地亩侵占错处，是以苗众转致失业……”，他建议：“苗疆田亩必应清厘界址，毋许汉民侵占，以杜竞争也”。
和琳的“苗疆紧要善后章程折”中，有针对苗民随意制造和携带枪药弹炮事项的建议。他指出：“查苗民住居于深山穷谷之中，秉性既极凶悍，且向以打牲防兽为名，所蓄鸟枪，官所不禁”。“若欲收其器械，恐苗民等心存吝惜，势必藏匿不前”，他提出，向苗人以银两交换刀枪器械：“莫如酌给价值，每鸟枪一杆，给银二两，刀一把，给银一两……”。同时令地方官严查封禁苗疆内出产硝磺处所，如有偷挖制造火药者，惟各土官是问。
和琳等人草拟《苗疆善后章程六条》，经已退位的乾隆审定、嘉庆皇帝朱批，交军机大臣核议。其主要内容是：苗疆田亩必应清厘界址，毋许汉民侵占，以杜争竟；苗疆营汛，应分别归并，以联声势；苗疆百户、寨长名目，应酌量更定，以重责成；苗疆城垣应分别修理；苗疆鸟枪等项器械，必应收缴，以去爪牙；被难民人亦应分别安顿，以示体恤。但同年9月，和琳死于军中，继任的额勒登保废弃这些措施，清朝又采纳傅鼐等人建议，实行残酷镇压，被俘的起义军首领都在北京被凌迟处死。
乾嘉苗民大起义虽然被残酷镇压，但苗族人民的小规模起义仍然持续了十多年才平息下来。清朝政府痛定思定，承认原来对苗疆的治理模式是有问题的，对统治政策重新进行了调整。最重要的“治苗”政策，从“以汉治苗”转变为“以苗治苗”，客观上尊重了苗族人民的一些文化传统。
雷公山下苗族古寨
清朝将苗疆的厅改为设直隶厅，任命“苗官”，“以苗治苗”。嘉庆元年(1796年)，清朝将凤凰、乾州、永绥三厅改为直隶厅。第二年，又将松桃厅升为直隶厅。在官吏任命方面，设不世袭的苗守备、苗千总、苗把总、苗外委等苗官。这些苗官只能由苗人担当，由地方提名，督抚衙门委任。
苗官直接控制苗疆的军政财政刑罚大权，但是不能世袭，没有领地和农奴。他们的职权也不同于起义前“催征钱粮，缉拿盗匪”的百户、寨长，而是拥有过去土司一样的职权。苗族内部事务由苗官处理，官府不再干预。
《苗疆屯防实录》载，湘西的永绥、凤凰、乾州、古丈、保靖五厅县共设苗守备32名，苗千总65名，苗把总126名，苗外委363名。
清政府治苗政策从“以汉治苗”转变为“以苗治苗”，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由于苗官不是世袭官员，本质上都是流官，这就杜绝了扶持类似“土司”那样的割据势力，清朝既能通过忠诚的苗官治理苗民，又避免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政令的通畅。
封建王朝的农民问题，本质上就是土地问题。封建王朝的农民大起义一般与土地兼并有关，乾嘉苗民大起义也不例外。清朝在苗民大起义后实行“均田”、“屯田”制度，归还部分被占的苗民土地。实行“均田”制度，以租佃形式交付苗民耕种，就是在“归还苗地”的形式下进一步确立土地的封建地主制的生产关系化。
乾隆认为，“如本系苗产为客民所占，今虽剿散'苗匪’，若即给民种，将来苗民必致借为口实，又起争端，莫若给'良苗’耕种，以清界址而绝后患。”
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说，清朝在永绥、凤凰、乾州等厅县大量“均田”，各地标准不一，或“寸土归公”，或“均七存三”，或“均三存七”。这说明清朝在实行这一政策时因地制宜，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有所变通。
清朝还在苗疆积极实行“屯田”制度，据光绪版《湖南通志》，傅鼐在各厅县均办民苗田土，共丈收十三万一千六十四亩六分。其中一部分给屯军耕种，称为军屯；另一部分佃租给苗民耕种，称为民屯。“屯田”制度打击了地主对土地的兼并，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也能“寓兵于农”、“以苗养苗”和“以苗治苗”。
但是，在苗汉贸易与苗汉通婚方面，清朝政府却采取了大倒退的政策。清朝加强限制苗民与外地的联系，重禁苗汉通婚，加强对苗区的封锁。为防止苗汉人民联合反抗，严禁苗汉人民往来，将集市迁移到苗汉交界处，不许苗民擅自前往，同治版《保靖县志》描述当时的苗汉贸易情况说，“令寨长抻押苗人以同来，复押之以同归。”
湘西地区，苗族人民自古信奉鬼神，巫傩之风盛行。每逢重大节日，招魂、傩戏等流行。为革除苗民因信奉鬼神好杀耕牛祭鬼神，《湖南苗防屯政考》记载，嘉庆十二年（1808年），湖南巡抚景安上疏《附奏收缴苗人枪械并严禁椎牛祭鬼恶习片》，苗人器械应一一进行收缴，“再查苗人均处各寨地险巢，深执枪械矛是其长技……入则自相仇杀，出则焚掠犯边，为害不小……奴才到任后复淳嘱该道设法催收……”。“苗人多疑畏鬼，凡遇疾病灾殃，则必延巫师私宰耕牛……每岁秋成必将所蓄耕牛恣行宰杀，次年冬作则又借贷买牛，遂至穷困流而为匪，是椎牛祭鬼实为苗害……”，经实施教化，“前据该道稟陈，饬令善为喻禁，现据详覆于上年剀切开导，众苗均知从前之所为实属无益有损，现各悔悟，巫师亦皆改行业，既可杜其煽惑之间，而一岁之内已全活耕牛数万头，于苗人农功生计更为宽裕……”。同时，在苗疆地区实行“剃发令”，推行“发则不论生疏苗人，皆令薙之”的禁例，期望通过革除苗民陋习、恶习，以达到便于管理的目的。
嘉庆改变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颁布的鼓励苗汉通婚的政策，重禁通婚；不许苗民擅离苗区。
至于军事上“屯田养勇，设卡防苗”，以及文治上普设义学，灌输封建礼教和忠君思想，以达到“化苗”的目的，在前文多有述及，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
选自《苗蛮图说》，清晚期彩绘本
这一章节，我们主要讲述了清朝统治苗疆的基本政策的转变。由于封建王朝解决不了土地兼并问题，农民起义也是一种常态。苗民大起义表面上看是民族矛盾激化，本质上还是由于土地兼并、苗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这类问题引发的。清朝反思自己通过委任满汉官员“以汉治苗”，抑制不了兼并苗人土地的行为，因而这种政策难以为继。故而，在镇压苗民大起义后，清朝迅速调整了治理苗疆的政策，转而通过委任封建教化成功的苗族委任官员管理苗疆，也就是“以苗治苗”。这种政策给予少数民族地区一定的自我管理的权力，比较切实地接地气，稳定了苗疆局势，也促进了苗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清朝的这种做法对今天的民族政策也有一定的积极的参考意义。事实证明，进行民族隔离和地区封锁都是逆历史潮流的错误民族政策，在维护国家的大统一、保持中央政权的权威的前提下，开展适合当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在大起义期间和琳提出了一系列针对苗疆的妥协政策。我们现在看来，如果当时完全执行了和琳的政策，势必国家给予少数民族地区过多的政治、经济权力，虽然会缓解当时尖锐的矛盾，但也会造成未来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嗣后清朝对待苗疆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模式变革，既体现出中央政府比较务实的妥协的一面，又是对和琳的矫枉过正的政策的反正。
总体而言，清朝在比较鼎盛时期，对苗疆地区的管理政策上的务实变革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影响深远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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