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因动荡和战争经历了数千年的迁徙，尤其是明清两朝，中央王朝对苗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苗族生存空间被大量压缩，但是苗族文化不但没被弱化，反而在这几年发展得有声有色。是什么造成了苗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呢？
是什么维持了苗族文化旺盛的生命力？
撰文 | 杨政录
苗族是我国众多民族中识别度最高的民族之一，其神秘的文化，绚丽的服饰使外人对其神往。但是苗族并不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而且由于几千年的动荡和战争，苗族经历了长时间、远距离的迁徙。各个聚居地之间并不直接接壤，甚至远隔重洋分布在各个大洲。在南方各个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得当下，苗族文化显得弥足珍贵。
少数民族的汉化不仅仅是语言和服饰上，其文化特征的淡化也是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这种情况如果放在黔东南地区，虽不说不存在，但是没有其他地方的那么严重。黔东南的民族文化已经成了贵州文化推广和输出的重要品牌。
当然了，有些地区是因为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聚居，但是在很多苗汉杂居的地区，例如施秉、台江交界处的清水江沿岸，其文化依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研究这种文化发展动力的来源，对于探索苗族的过去和未来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苗族百鸟衣
如果以汉族比例更大的清水江中下游的剑河县为例，这种文化动力更加明显，这一带在开辟苗疆以前还是“化外苗疆之地”。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流官的进入和几次的军事围剿，当地的苗族生存空间被大量压缩，此后为了“永绝苗患”继续增加屯兵和屯民的数量，造成了今天这一带苗汉犬牙交错的局面。但是苗族文化不但没被弱化，反而在这几年发展得有声有色。是什么造成了苗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呢？我认为首先归功于当地的苗族社会依然残留有大量“生苗”时期的社会自治。
苗族鼓社杀牛祭祖
01
苗族社会自治的表现
苗族把上古时期的氏族公社和乡村自治发展到非常完善的地步，涉及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
由于苗族社会经历长期的动荡，人口增长始终处于非常缓慢的水平，每个家族人口并不是很多。
村寨是苗族的基本政治单位，其内部有负责各项公共事务的寨老（ghed vangl），负责保存礼器、乐器、主持祭祀的鼓藏头（jangd niel），还有开秧开田的活路头等等（其职务的多寡视村寨规模大小而定）。
而寨老的上一级则是鼓社。每一个鼓社管辖的范围不一，少则数寨，多则数十寨不等。他们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婚姻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村寨联盟。
《明史》记载黔东南答干寨苗人阿其时说：居常张伞鼓角，绘龙凤器，遂与鸡贾、甲多、仰枯诸苗击牛角为誓，劫归化，官兵不敢进。指的就是鸡贾、甲多、仰枯等寨议榔联合反抗独山土官蒙天眷。《清史稿》也称：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诸处，皆以一大寨领数十百寨，雄长号召，声势犄角，我兵攻一方，则各方援应，彼众我寡，故贼日张，兵日挫。
苗族鼓藏节
在村寨治理上，设立寨老、鼓藏头、活路头这样的自然领袖，协调其内部的关系。苗族的这种制度，几乎囊括了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上至司法断案，对外战争，下至开田插秧、婚嫁往来无所不包。
《贵州图经新志》中提到：苗俗有事，则用行头媒讲，所谓媒讲，酌量事情轻重，以为等差……。田汝成的《行边纪闻》中说：苗人争讼不入官府，即入亦不以律例科之，推其属之公正善言语者，号曰行头，以讲曲直。
苗族的这种社会制度不但可以独立进行司法裁决，还可以协商修订习惯法，促进社会改革等。例如明代台江县反排苗寨议榔头养毛应与临近剑河县鸡摆尾寨议榔头召集各寨重新修订榔规，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如剑河县观么苗寨寨老主持废除苗族的上下层婚的问题。
不过在清代中期开辟苗疆之后特别是雍乾苗族起义的失败，为了“长治久安”，在苗疆设立了大量的哨所、营汛和册封土官加强对苗人的统治。虽然增加了军事控制和经济的剥削，但并没有从思想和文化上对苗人进行彻底的改造。咸同起义之后废除了原有的汉族土官统治，将治理权完全收归流官，并在基层推行了保甲制度，但是实际上是原有的自然领袖与流官代言人之间联合管理，或者直接任免原来的寨老、头人担任基层管理者职务。
苗族男子
进入新时期以后，在苗区推行了乡镇一级行政区，基层使用的是村委会管理，司法权基本转移至地方机关。虽然对苗族传统的社会制度造成很大冲击。但是原有的祭祀活动仍然由传统的自然领袖主持。而且由于行政单位的划分，很多鼓社被分成不同的乡镇管辖。社员在经济、教育和行政统属上隶属新的行政体系，但是在文化活动、婚姻圈子和对外交往上与原来的鼓社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剑河县南寨镇分为两个支系，清水江上游的南包、反皓、新光、九秀四寨但凡开亲往来、民族节庆上宁愿舍近求远与清水江上游的柳川镇境内的村寨频繁接触，而与本乡镇的其他鼓社的苗族则鲜有交往。
总的来说，苗族的乡村自治与汉族地区的士绅与族长联合管理的乡村自治非常类似。但是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苗族有一套完备的节日集会维持和强化这项社会制度，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被淡化。
例如我们熟知的鼓藏节、招龙节、芦笙节等等。但是鼓藏节和招龙节时间周期长，对鼓社成员的影响比较微弱，而芦笙节则是每年都在举办，对其社会生活影响非常大，每年芦笙节都是在过苗年期间（现在日期改为春节）举办，在鼓社成员内部村寨轮流进行，成为约定俗成的制度。主办方以木刻为号召集各寨参加（现在多以电话或者邮件通知），到了规定日期，各寨苗人如约而至，进行为期两天的节日狂欢。从古至今，从不间断。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或者三个村寨之间在某处山坡上的芦笙、野炊、斗牛联谊活动，家族之间的联谊活动等等。现在成了娱乐性大于政治性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古代氏族联盟的遗风。如今这些活动还加入了球赛、拔河、节目表演、姑妈回娘家等节目。但是这些活动举办权已经由传统的寨老手中转移到村委会手中，组织形式保留传统历史惯性，但是组织内容已经改变。
02
苗族社会自治对苗族文化传承的巨大作用
一、增强民族凝聚力，强化民族认同。
剑河位于清水江中游，由于历史上多次爆发的苗族起义造成了苗族人口锐减。但是每次大乱之后劫后余生的苗族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其传统的社会制度功不可没，每一个鼓社就是一片独立的政治单位。由几个、十几个村寨组成，这些村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虽然中央王朝在苗地安插了大量汉族，建设众多的营汛哨卡。但是并没有实质性摧毁其内部社会关系。
清江厅的柳利、柳受和公俄三寨距离县城多在三公里以内，柳利寨更是演变成县城的一条街道。历史上该寨寨民不但投身清江理苗府充当差役皂隶，战时甚至参加绿营兵成为镇压苗族起义的马前卒。但是即使到了今天其语言服饰并没有被完全取代。虽然在政治上依附于流官，但是在文化和婚姻关系上与周围各寨苗人保持互动。政治上的站队并不影响对苗族属性的认同，而且为了融入自己的鼓社圈子，也完全没有必要抛弃苗族的文化特征。
又如这一带村寨多为苗汉杂居，但是在民族间的纠纷中，苗族始终保持强势的地位，在保甲制度之下，凝聚汉族的仅仅是体现在本家族内部。而苗族可以依靠强有力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纽带召集本地区的上千成员一致对外。这种实力的绝对优势，又会增强苗族的语言和文化的自信心和传承苗语的必要性。
所以，当地的苗族不一定要掌握汉语，但是汉族一定得掌握或者听懂苗语，但是由于流官统治是汉文化的代言人，双方实际上变成了势均力敌的状态，基本上谁都不能完全同化掉对方，一直持续到如今。从心理上来说，动不动召集成千上万人的民族节日队伍，无疑是对周围的汉人和营汛官兵的最好威慑。
二、增强文化自信，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
很多地方的民族节日或者民族文化传承，非常缺乏自主性，这种文化受外界影响非常大。自然民族特征就自然而然的被弱化了。
例如有关部门为了拉动旅游经济，举办诸如“旅游文化节”之类的民俗活动，很有可能是当政者热心的时候风风火火举办，如果缺乏官方组织的时候节日活动偃旗息鼓，自然无法获得长足发展。而苗族的语言、服饰、舞蹈这种非物质的文化是识别自我和他人的重要手段，而不仅仅是交流方便或者御寒保暖这么简单。传统的民族服饰不论是款式、舒适性还是经济性上来说，与现代装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苗族服饰脱离了实用功能后，依然在跳鼓场、芦笙场获得强化。成为节日装扮、融入该团体和社区的标志。其传统盛装不但没有被简单和弱化，反而越来越往华丽的方向发展。
城市广场自发组织的节日活动
三、社区自治在都市的延续
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移民，剑河当地有大量的苗族进入乡镇集市和县城。千百年来的历史积淀依然在城市落地生根。很多人自发筹钱购买芦笙，组织芦笙队。逢年过节把城市广场当成集会场地。而革东镇苗族自发组织的木鼓舞已经成了县城市民文化生活的必备广场舞形式。深受其他民族的市民的喜爱和参与。
当然了，随着城市化的继续推进，这种传统的社区自治最终走向如何，已经无法推测，但是苗族的文化依然能够顽强的存在了数千年，表明其确实有一定的优秀之处，而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改进和变革，是每一个苗族人应当关心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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