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结论现在该是美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制定和实施一项完整、全面和长期的地缘战略的时候了。这一需要产生于两大根本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欧亚大陆是全球的中心舞台。因此，欧亚大陆力量分配的变化，对美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和美国的历史遗产，都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就其范围和性质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新型的霸权，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众多特点：多元性、渗透性和灵活性。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获得了这一霸权，其主要的地缘政治表现是美国在欧亚大陆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迄今为止，以往所有的全球性大国地位争夺者都来自这一大陆。美国现在则是欧亚大陆的仲裁者。欧亚所有的重大问题，没有美国的参与或有悖于美国的利益，都无法得到解决。
美国如何巧妙地处理同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棋手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同欧亚大陆那些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打交道，这对于美国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在欧洲，最主要的棋手仍将是法国和德国。美国的中心目标应是加强和扩大在欧亚大陆西部现有的民主阵地。在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区，中国可能将越来越重要。除非美中两国能成功地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否则美国在亚洲大陆将失去政治立足点。欧亚大陆的中部，即在日益扩大的欧洲和在地区内日益倔起的中国之间，将仍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黑洞。至少在俄罗斯内部围绕后帝国时期自我定位的争斗见分晓之前这一状况不会改变。而俄罗斯以南的地区，即欧亚大陆的巴尔于，则有可能成为种族冲突和大国角逐集中的场所。
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单个国家向美国的世界首要大国地位提出挑战。国家实力有四个主要方面，即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它们合在一起造成决定性的全球政治影响力，而在这四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与美国相比拟。除非是美国故意或者是无意中放弃了它的领导地位，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唯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实际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这方面，断言美国已成为克林顿总统所说的世界上“不可替代的国家”是正确的。
在这里，重要的是既要强调美国不可替代这一事实，也要强调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实可能性。一旦现存的那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地缘政治框架自行崩溃，人口爆炸、贫困导致的移民、急剧的城市化、种族和宗教的敌对、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就将无法控制。如果没有美国持续和有针对性的介入，不用多久全球动乱的力量就会主宰世界舞台。不论是在当前欧亚大陆还是在整个世界上出现的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中，都包含着现存框架发生这种崩溃的可能性。
人类生存条件更加普遍恶化的前景，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上述给全球稳定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在世界上那些比较贫困的国家里，人口爆炸以及同步发生的人口的城市化正在迅速产生的不仅是大量的贫困人口，而且特别是数以亿计的越来越不安分守己的失业的青年人。他们的失落感正相应地急剧上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强化了他们与传统权威的决裂，同时也使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和不满于世上的不平等。他们因此也就更加易于受极端思想的鼓动。一方面，日益发展的人数已达数千万的全球移民现象可能成为一个暂时的安全阀。但是另一方面，移民现象又有可能成为种族和社会冲突跨洲传播的工具。
因此，动荡不安、紧张局势以及至少是不时发生的暴力行动，有可能冲击美国所继承的管理全球的作用。美国霸权所造就的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复杂的国际新秩序，可能会局限于世界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美国的权力通过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及也由美国主导的各国间精细的多边框架得到加强。
因此，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将同各种动乱势力进行较量。在欧洲，有迹象表明一体化和扩大化的势头正在减弱，欧洲传统的民族主义不久可能会重新抬头。即使在最成功的欧洲国家中，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也长期存在，导致人们的排外情绪。这可能会使法国或德国的政治突然转向严重的极端主义和内向的沙文主义，甚至的确可能正在造成一种真正的革命前的形势。只有当欧洲的统一愿望得到美国的鼓励甚至支持的时候，本书第三章中概述的欧洲历史性时间表才能得以实现。
俄罗斯的前途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它发生积极演变的前景更加微弱。因此美国有必要营造一种地缘政治状况，以便把俄罗斯吸收进不断发展的欧洲合作的大环境中，并促进它新近获得主权的各邻国独立自主。然而，像乌克兰或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且不说两大民族并存的哈萨克斯坦）独立生存的能力仍然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如果由于欧洲发生新的内部危机、土耳其和欧洲日益拉大距离，或者美国与伊朗的敌对日益加剧等因素导致美国的注意力他移的话，它们独立生存的能力就更不确定了。
如果今后台湾问题发生危机，或者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促使中国出现一个咄咄逼人的政府，或者仅仅由于美中关系恶化，都有可能使最终同中国达成大和解的潜在可能性夭折。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不稳定的力量，给美日关系带来极大的制约，或许还将使日本本身在地缘政治上迷失方向而造成破坏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的稳定必将受到威胁。同时，人们还可以想象局势中的这一系列事件会对印度这一对南亚稳定起关键作用的国家的态势和内聚力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分析提醒人们，如果无处不在的全球力量的地缘政治结构开始破裂的话，那么，无论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新型全球问题，还是人们关注的更为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或受到遏制。在整个欧洲和亚洲大陆出现了种种警告迹象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要获得成功，就必须集中注意整个欧亚大陆，并以地缘战略方针为指导。
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制定所需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对目前规定世界事务的地缘政治状况的三个前所未有的条件的清醒认识：有史以来第一次，①只有一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②一个非欧亚国家是世界上唯一地位突出的国家；③欧亚大陆这个世界的中心舞台被一个非欧亚大国所主导。
然而，一项全面、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的基础又必须是认识到美国有效实力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实力不可避免的减弱。如本书在前面已指出的，正是欧亚大陆的辽阔和多样性，以及这一大陆中某些国家的潜在实力，限制了美国影响力的深度及其对形势发展控制的程度。这一条件有助于对地缘战略进行深入的考虑，并有助于有目的地在欧亚这个大棋盘上有选择地部署美国的资源。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前所未有的实力势必减弱，那么当务之急必须是以不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的方式处理好其他地区大国的崛起问题。
如同下棋一样，美国的全球策划者必须预先设想下几步棋，并预想到对手可能采取的反攻步骤。因此，一项可持续实施的地缘战略必须区分出短期前景（今后五年左右）、中期前景（二十年左右）和长期前景（超过二十年）。此外，不应把这些阶段看作是相互完全隔离的块块，而应将它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应从第一阶段逐步、始终不渝和目的明确地进入第二阶段，然后，由第二阶段最终导致第三阶段。
短期内。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加强和永久保持地缘政治普遍的多元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促使人们重视纵横捭阖，以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且不说防止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试图向美国挑战的微弱可能性。在中期内。上述考虑应逐步让位于更加重视若干地位日益重要、战略上又相互协调的伙伴国家的出现。它们在美国领导作用的带动下，可能会出力帮助构筑一个更为合作的跨欧亚的安全体系。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上述状况可能将最终导致产生一个真正分摊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
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然而，不应把跨洲际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加强本身视为目的。这只不过是实现在欧亚重要地区建立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中期目标的手段而已。民主的美国不可能愿意以军事资源为后盾纵横捭阖，而永久地卷入管理欧亚事务的艰难、费时和代价高昂的任务，以防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导欧亚地区。因此，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意图上说，第一阶段都必须发展到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内，宽容的美国霸权的存在仍会阻止其他国家提出挑战。阻止的方法不仅是使向美国挑战的代价太高，而且是使美国霸权并不威胁到欧亚潜在的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的根本利益。
中期目标具体要求的是培育真正的伙伴关系。主要的是与更加团结一致和政治作用业已界定的欧洲与地区强国中国，与（人们希望看到的）后帝国时期更加面向欧洲的俄罗斯，以及与地处欧亚南翼发挥地区稳定作用的民主印度的伙伴关系。然而，同欧洲和中国分别建立更广泛的战略关系这一努力的成败，确实将决定俄罗斯今后作用的环境。俄国的作用也许是积极的，也许是消极的。
顺理成章的是，扩大的欧洲和北约将十分有助于美国实现其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扩大的欧洲将会扩大美国影响力的范围——通过吸收中欧新成员国，通过在欧洲委员会内增加亲美成员国——而不必同时建立一个政治上过分一体化的欧洲，避免这样一个欧洲不久就可能在其他地方的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挑战。一个政治上经过界定的欧洲对于逐步将俄罗斯吸收进全球合作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承认，光靠美国自身的力量无法造就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那是要靠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才能做成的事情。但是美国却可以阻挠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的出现。而那会给欧亚大陆的稳定，以及美国自身的利益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确，欧洲如果不是变得更加团结，就有可能再次变得更加分裂。因此，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同法、德密切合作，以寻求建立一个充满政治活力的欧洲，一个继续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一个扩大合作的国际民主体系的范围的欧洲。问题不在于在法、德之间作出抉择。不管是缺了法国还是德国，都不会有欧洲。而没有了欧洲，就不会有跨欧亚体系。
就具体问题而言，要实现上述目标，美国需要逐步照顾到他国关于分享北约领导权的想法，更多地认可法国关于欧洲不仅在非洲还要在中东发挥作用的考虑，并继续支持欧盟的东扩，不论欧盟是否在政治、经济上成为更加自以为是的全球性角色。1997年2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美欧问题研讨会上，曾为此目的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了为减少政府赤字而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为加强跨大西洋的防务合作和促使欧洲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而建设一个更强的欧洲防务工业基地等一系列问题。在戴维。c .戈彼特和F.斯蒂芬。拉里比编辑的《美国与欧洲：新时期的伙伴》（1997年兰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SantaMonica出版）一书中，有一个有用的清单列出了旨在促使欧洲发挥更大作用的类似的其他建议。
大西洋两岸国家一些有威望的领导人提出的一项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协议，也可缓解更加团结的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日益加剧的经济竞争的危险。不管怎么说，欧盟果真最终能够成功地把几世纪之久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连同其在全球的破坏性后果统统埋葬掉，那么，美国目前作为欧亚大陆仲裁人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受到某种成度的削弱也是值得的。
北约和欧盟的扩大将有助于重振欧洲自身日益减退的宏大使命感。与此同时，还可加强因冷战的胜利终结而获取的民主成果。这一点对美国和欧洲都是有利的。受这种努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同欧洲的长期关系。一个新的欧洲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如果这个新的欧洲在地缘政治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范围的一部分，那么，北约的扩大是十分必要的。同样的，既然人们已作出了承诺，那么北约东扩的失败将会使扩大欧洲的想法夭折，使中欧地区的人们大为灰心，甚至会使俄罗斯对中欧地区目前已暂时收敛或奄奄一息的地缘政治抱负死灰复燃。
的确，由美国领导的扩大北约的努力失败甚至会重新唤起俄罗斯更大的野心。尚无迹象表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同欧洲人一样，支持美国的强大和持续的政治军事存在，而历史的记载更是与此截然相反。因此，虽然同俄罗斯建立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显然是可取的，美国对俄国明确阐明其在全球的优先考虑也十分重要。如果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大西洋体系和一个较好的对俄关系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前者无疑对美国更为重要。
鉴于这一原因，就北约东扩问题同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妥协都不应带来使俄罗斯成为北约事实上的决策成员国的后果。那样的话，只会淡化北约具有的欧洲－大西洋特性，同时使新成员降为二等公民。那将给俄罗斯造成机会，使它不仅重新努力获取在中欧的势力范围，还会利用它在北约的存在，利用美欧分歧以削弱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中欧国家加入北约，对俄罗斯作出的任何有关该地区新的安全保证都应是真正对等的，因此也是相互确保性的。限制在新成员国的国土上部署北约的部队和核武器，可以是减少俄罗斯合法关注的重要因素，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应就加里宁格勒这一具有潜在战略威胁的突出地区的非军事化作出保证，同时俄国应限制在北约和欧盟新成员园的边界附近部署大量部队。尽管俄罗斯所有新近独立的西部邻国都急于同俄罗斯发展稳定和合作的关系，实际情况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它们对俄国仍旧怀有恐惧。因此，对北约和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出现的和解，所有欧洲国家都会表示欢迎，并将其视为俄罗斯最终作出了令人欢迎的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抉择。
这种选择有利于为提高俄罗斯的地位和尊严作出更广泛的努力。吸收俄罗斯成为七国集团的正式成员，以及提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决策机构（在其中可建立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几个重要欧洲国家组成的特别安全委员会）的级别，将为俄罗斯以建设性方式参与欧洲的政治和安全建设提供机会。这种作法，加上西方对俄罗斯的财政援助，以及更加雄心勃勃的、把俄罗斯和欧洲更紧密地联在一起的新高速公路和铁路网方案的制定，将把俄罗斯所作赞同欧洲的选择赋予实质性内容的进程大大向前推进。
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长远作用将基本取决于俄罗斯在界定自身地位方面必须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在九十年代，俄国也许仍然处于选择的过程中。即使欧洲和中国都能扩大各自的地区影响辐射范围，俄罗斯仍将是世界上最大一块领土的主人，其领土横跨十个时区：面积比美国或中国都大一倍，即使扩大了的欧洲也不能与之相比。因此，对俄罗斯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领土的丧失。有巨大版图的俄罗斯不得不认真对待并正确理解的现实倒是：欧洲和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比它更强大，而且中国还可能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应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俄罗斯的优先目标是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徒劳地谋求重获它过去的全球性大国地位。鉴于俄罗斯辽阔的面积和多样性，一种在自由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于发挥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丰富自然资源的潜力。再说，把这样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俄罗斯动员起来去实现帝国野心也不那么容易。由一个欧洲的俄罗斯、一个西伯利亚共和国和一个远东共和国组成的松散邦联制的俄罗斯也更容易同欧洲、新的中亚国家和东方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并加速俄罗斯本身的发展。组成邦联的三个实体将能更好地发掘本地的创造潜力。这种潜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莫斯科沉重的官僚统治所扼杀。
如果美国能成功地执行其俄罗斯战略的第二个必要环节，俄罗斯就更可能作出赞同欧洲而不谋求成为帝国的明确选择。这第二个环节就是强化在后苏联空间内无处不在的地缘政治多元化趋势。加强这种趋势有助于抑制帝国野心的诱惑力。一个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俄罗斯应当确认，美国为上述目的作出的努力有助于巩固地区的稳定和减少沿俄国不稳定的南部新边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加强地缘政治多元化的政策不应以同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在不能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倒是一种重要的保障，因为它可起到阻止任何确实具有威胁性的俄罗斯帝国政策重新出现的作用。
因此，对重要的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是更大的欧亚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项政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使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乌克兰将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中欧国家并谋求同中欧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与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作出更广泛的努力，使中亚国家不顾俄罗斯的阻挠而向全球经济开放。
向日益开放的里海－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国际投资不仅有助于加强这一地区新建立国家的独立性，而且从长远来说对一个后帝国的、民主的俄罗斯也有利。开发该地区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能给这一地区带来繁荣并加强其稳定和安全感，同时还有可能减少出现巴尔干式冲突的危险。该地区在外资的资助下加速发展，使经济不发达的相邻的俄罗斯各州也能从中受益。另外，一旦该地区的新领导精英们认识到俄罗斯默许该地区融入全球经济，他们对同俄罗斯发展密切经济关系的政治后果所怀的忧虑就会减少。非帝国的俄罗斯到时候可能作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伙伴而被各国所接受，虽然它已不再是地区的帝国统治者。
为了促进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稳定和独立，美国必须谨慎地避免疏远土耳其，并探索改善同伊朗的关系是否可行。如果让一直谋求加入欧洲的土耳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欧洲之外，土耳其将更加伊斯兰化，更有可能出于怨恨而对扩大北约投否决票，而且更不可能在使世俗的中亚更加稳定并融入世界大家庭方面同西方合作。
因此，只要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不大幅度转向伊斯兰化，美国就应利用自己在欧洲的影响促使土耳其最终加入欧盟，并坚持把土耳其当作一个欧洲国家来对待。为了加强土耳其关于自己是美国战略伙伴的意识，美国应同安卡拉就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的未来进行定期磋商。此外，美国还应当大力支持土耳其实现其从阿塞拜疆的巴库铺设一条能抵达土耳其的地中海海岸城市杰伊汉的石油管道的愿望，这条管道将为里海盆地的能源提供一个主要出口。
另外，美国同伊朗的敌对关系长期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任何最终的和解都应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之上：稳定目前伊朗面临的极具爆炸性的地区环境是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当然，任何和解都必须是双方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惠。一个强大的、甚至其行为虽受宗教驱使但不盲目热衷于反西方的伊朗符合美国的利益。最终连伊朗的政治精英们也有可能承认这一现实。与此同时，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长远利益着想，美国不应继续反对土耳其同伊朗建立更密切的、特别是在铺设石油管道方面的经济合作，也不应反对伊朗、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之间建立其他的联系。美国长期参与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实际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此引用我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安东尼。H.科德斯曼的明智意见（在其关于“对美国的美国威胁”一文第16页提出，该文章是他1997年2月在陆军战争学院演讲的演讲稿）是适当的。他告诫人们警惕美国把一些问题，甚至把一些国家妖魔化的倾向。他指出：“在对待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方面，美国把确实构成威胁但威胁性又有限的敌对政权‘妖魔化’，却没有为自己的战略制定出任何可行的中期和长期的收拾残局的方案。美国的决策者不能企望完全孤立这些国家，把它们视为完全相同的‘无赖’或‘恐怖主义’国家也是毫无道理的。……美国生活在一个道德界限并不那么明确的世界，不能靠把它变成一个黑自分明的世界来取胜。”
尽管印度目前在欧亚舞台上是个相对被动的角色，但印度的潜在作用应当受到重视。印度在地缘政治上受到中国－巴基斯坦联盟的遏制，而软弱的俄罗斯又不能为其提供过去苏联曾提供过的那种政治支持。但是，印度民主制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它比大量的学术争论更有力地驳斥了人权和民主纯粹是西方的地方性现象这样一种观念。因此，印度的失败将是对民主制度发展前景的打击，也意味着将在亚洲舞台上除掉一个能加强力量平衡的大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越来越突出时，这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损失。因此，使印度逐步深入地参与关于地区稳定，特别是中亚前途问题的磋商是适时的，当然还要促进美印两国军方建立更直接的双边联系。
第七章 结论现在该是美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制定和实施一项完整、全面和长期的地缘战略的时候了。这一需要产生于两大根本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欧亚大陆是全球的中心舞台。因此，欧亚大陆力量分配的变化，对美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和美国的历史遗产，都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就其范围和性质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新型的霸权，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众多特点：多元性、渗透性和灵活性。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获得了这一霸权，其主要的地缘政治表现是美国在欧亚大陆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迄今为止，以往所有的全球性大国地位争夺者都来自这一大陆。美国现在则是欧亚大陆的仲裁者。欧亚所有的重大问题，没有美国的参与或有悖于美国的利益，都无法得到解决。
美国如何巧妙地处理同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棋手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同欧亚大陆那些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打交道，这对于美国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在欧洲，最主要的棋手仍将是法国和德国。美国的中心目标应是加强和扩大在欧亚大陆西部现有的民主阵地。在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区，中国可能将越来越重要。除非美中两国能成功地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否则美国在亚洲大陆将失去政治立足点。欧亚大陆的中部，即在日益扩大的欧洲和在地区内日益倔起的中国之间，将仍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黑洞。至少在俄罗斯内部围绕后帝国时期自我定位的争斗见分晓之前这一状况不会改变。而俄罗斯以南的地区，即欧亚大陆的巴尔于，则有可能成为种族冲突和大国角逐集中的场所。
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单个国家向美国的世界首要大国地位提出挑战。国家实力有四个主要方面，即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它们合在一起造成决定性的全球政治影响力，而在这四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与美国相比拟。除非是美国故意或者是无意中放弃了它的领导地位，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唯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实际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这方面，断言美国已成为克林顿总统所说的世界上“不可替代的国家”是正确的。
在这里，重要的是既要强调美国不可替代这一事实，也要强调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实可能性。一旦现存的那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地缘政治框架自行崩溃，人口爆炸、贫困导致的移民、急剧的城市化、种族和宗教的敌对、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就将无法控制。如果没有美国持续和有针对性的介入，不用多久全球动乱的力量就会主宰世界舞台。不论是在当前欧亚大陆还是在整个世界上出现的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中，都包含着现存框架发生这种崩溃的可能性。
人类生存条件更加普遍恶化的前景，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上述给全球稳定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在世界上那些比较贫困的国家里，人口爆炸以及同步发生的人口的城市化正在迅速产生的不仅是大量的贫困人口，而且特别是数以亿计的越来越不安分守己的失业的青年人。他们的失落感正相应地急剧上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强化了他们与传统权威的决裂，同时也使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和不满于世上的不平等。他们因此也就更加易于受极端思想的鼓动。一方面，日益发展的人数已达数千万的全球移民现象可能成为一个暂时的安全阀。但是另一方面，移民现象又有可能成为种族和社会冲突跨洲传播的工具。
因此，动荡不安、紧张局势以及至少是不时发生的暴力行动，有可能冲击美国所继承的管理全球的作用。美国霸权所造就的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复杂的国际新秩序，可能会局限于世界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美国的权力通过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及也由美国主导的各国间精细的多边框架得到加强。
因此，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将同各种动乱势力进行较量。在欧洲，有迹象表明一体化和扩大化的势头正在减弱，欧洲传统的民族主义不久可能会重新抬头。即使在最成功的欧洲国家中，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也长期存在，导致人们的排外情绪。这可能会使法国或德国的政治突然转向严重的极端主义和内向的沙文主义，甚至的确可能正在造成一种真正的革命前的形势。只有当欧洲的统一愿望得到美国的鼓励甚至支持的时候，本书第三章中概述的欧洲历史性时间表才能得以实现。
俄罗斯的前途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它发生积极演变的前景更加微弱。因此美国有必要营造一种地缘政治状况，以便把俄罗斯吸收进不断发展的欧洲合作的大环境中，并促进它新近获得主权的各邻国独立自主。然而，像乌克兰或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且不说两大民族并存的哈萨克斯坦）独立生存的能力仍然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如果由于欧洲发生新的内部危机、土耳其和欧洲日益拉大距离，或者美国与伊朗的敌对日益加剧等因素导致美国的注意力他移的话，它们独立生存的能力就更不确定了。
如果今后台湾问题发生危机，或者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促使中国出现一个咄咄逼人的政府，或者仅仅由于美中关系恶化，都有可能使最终同中国达成大和解的潜在可能性夭折。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不稳定的力量，给美日关系带来极大的制约，或许还将使日本本身在地缘政治上迷失方向而造成破坏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的稳定必将受到威胁。同时，人们还可以想象局势中的这一系列事件会对印度这一对南亚稳定起关键作用的国家的态势和内聚力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分析提醒人们，如果无处不在的全球力量的地缘政治结构开始破裂的话，那么，无论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新型全球问题，还是人们关注的更为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或受到遏制。在整个欧洲和亚洲大陆出现了种种警告迹象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要获得成功，就必须集中注意整个欧亚大陆，并以地缘战略方针为指导。
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制定所需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对目前规定世界事务的地缘政治状况的三个前所未有的条件的清醒认识：有史以来第一次，①只有一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②一个非欧亚国家是世界上唯一地位突出的国家；③欧亚大陆这个世界的中心舞台被一个非欧亚大国所主导。
然而，一项全面、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的基础又必须是认识到美国有效实力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实力不可避免的减弱。如本书在前面已指出的，正是欧亚大陆的辽阔和多样性，以及这一大陆中某些国家的潜在实力，限制了美国影响力的深度及其对形势发展控制的程度。这一条件有助于对地缘战略进行深入的考虑，并有助于有目的地在欧亚这个大棋盘上有选择地部署美国的资源。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前所未有的实力势必减弱，那么当务之急必须是以不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的方式处理好其他地区大国的崛起问题。
如同下棋一样，美国的全球策划者必须预先设想下几步棋，并预想到对手可能采取的反攻步骤。因此，一项可持续实施的地缘战略必须区分出短期前景（今后五年左右）、中期前景（二十年左右）和长期前景（超过二十年）。此外，不应把这些阶段看作是相互完全隔离的块块，而应将它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应从第一阶段逐步、始终不渝和目的明确地进入第二阶段，然后，由第二阶段最终导致第三阶段。
短期内。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加强和永久保持地缘政治普遍的多元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促使人们重视纵横捭阖，以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且不说防止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试图向美国挑战的微弱可能性。在中期内。上述考虑应逐步让位于更加重视若干地位日益重要、战略上又相互协调的伙伴国家的出现。它们在美国领导作用的带动下，可能会出力帮助构筑一个更为合作的跨欧亚的安全体系。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上述状况可能将最终导致产生一个真正分摊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
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然而，不应把跨洲际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加强本身视为目的。这只不过是实现在欧亚重要地区建立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中期目标的手段而已。民主的美国不可能愿意以军事资源为后盾纵横捭阖，而永久地卷入管理欧亚事务的艰难、费时和代价高昂的任务，以防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导欧亚地区。因此，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意图上说，第一阶段都必须发展到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内，宽容的美国霸权的存在仍会阻止其他国家提出挑战。阻止的方法不仅是使向美国挑战的代价太高，而且是使美国霸权并不威胁到欧亚潜在的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的根本利益。
中期目标具体要求的是培育真正的伙伴关系。主要的是与更加团结一致和政治作用业已界定的欧洲与地区强国中国，与（人们希望看到的）后帝国时期更加面向欧洲的俄罗斯，以及与地处欧亚南翼发挥地区稳定作用的民主印度的伙伴关系。然而，同欧洲和中国分别建立更广泛的战略关系这一努力的成败，确实将决定俄罗斯今后作用的环境。俄国的作用也许是积极的，也许是消极的。
顺理成章的是，扩大的欧洲和北约将十分有助于美国实现其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扩大的欧洲将会扩大美国影响力的范围——通过吸收中欧新成员国，通过在欧洲委员会内增加亲美成员国——而不必同时建立一个政治上过分一体化的欧洲，避免这样一个欧洲不久就可能在其他地方的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挑战。一个政治上经过界定的欧洲对于逐步将俄罗斯吸收进全球合作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承认，光靠美国自身的力量无法造就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那是要靠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才能做成的事情。但是美国却可以阻挠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的出现。而那会给欧亚大陆的稳定，以及美国自身的利益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确，欧洲如果不是变得更加团结，就有可能再次变得更加分裂。因此，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同法、德密切合作，以寻求建立一个充满政治活力的欧洲，一个继续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一个扩大合作的国际民主体系的范围的欧洲。问题不在于在法、德之间作出抉择。不管是缺了法国还是德国，都不会有欧洲。而没有了欧洲，就不会有跨欧亚体系。
就具体问题而言，要实现上述目标，美国需要逐步照顾到他国关于分享北约领导权的想法，更多地认可法国关于欧洲不仅在非洲还要在中东发挥作用的考虑，并继续支持欧盟的东扩，不论欧盟是否在政治、经济上成为更加自以为是的全球性角色。1997年2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美欧问题研讨会上，曾为此目的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了为减少政府赤字而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为加强跨大西洋的防务合作和促使欧洲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而建设一个更强的欧洲防务工业基地等一系列问题。在戴维。c .戈彼特和F.斯蒂芬。拉里比编辑的《美国与欧洲：新时期的伙伴》（1997年兰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SantaMonica出版）一书中，有一个有用的清单列出了旨在促使欧洲发挥更大作用的类似的其他建议。
大西洋两岸国家一些有威望的领导人提出的一项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协议，也可缓解更加团结的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日益加剧的经济竞争的危险。不管怎么说，欧盟果真最终能够成功地把几世纪之久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连同其在全球的破坏性后果统统埋葬掉，那么，美国目前作为欧亚大陆仲裁人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受到某种成度的削弱也是值得的。
北约和欧盟的扩大将有助于重振欧洲自身日益减退的宏大使命感。与此同时，还可加强因冷战的胜利终结而获取的民主成果。这一点对美国和欧洲都是有利的。受这种努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同欧洲的长期关系。一个新的欧洲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如果这个新的欧洲在地缘政治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范围的一部分，那么，北约的扩大是十分必要的。同样的，既然人们已作出了承诺，那么北约东扩的失败将会使扩大欧洲的想法夭折，使中欧地区的人们大为灰心，甚至会使俄罗斯对中欧地区目前已暂时收敛或奄奄一息的地缘政治抱负死灰复燃。
的确，由美国领导的扩大北约的努力失败甚至会重新唤起俄罗斯更大的野心。尚无迹象表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同欧洲人一样，支持美国的强大和持续的政治军事存在，而历史的记载更是与此截然相反。因此，虽然同俄罗斯建立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显然是可取的，美国对俄国明确阐明其在全球的优先考虑也十分重要。如果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大西洋体系和一个较好的对俄关系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前者无疑对美国更为重要。
鉴于这一原因，就北约东扩问题同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妥协都不应带来使俄罗斯成为北约事实上的决策成员国的后果。那样的话，只会淡化北约具有的欧洲－大西洋特性，同时使新成员降为二等公民。那将给俄罗斯造成机会，使它不仅重新努力获取在中欧的势力范围，还会利用它在北约的存在，利用美欧分歧以削弱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中欧国家加入北约，对俄罗斯作出的任何有关该地区新的安全保证都应是真正对等的，因此也是相互确保性的。限制在新成员国的国土上部署北约的部队和核武器，可以是减少俄罗斯合法关注的重要因素，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应就加里宁格勒这一具有潜在战略威胁的突出地区的非军事化作出保证，同时俄国应限制在北约和欧盟新成员园的边界附近部署大量部队。尽管俄罗斯所有新近独立的西部邻国都急于同俄罗斯发展稳定和合作的关系，实际情况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它们对俄国仍旧怀有恐惧。因此，对北约和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出现的和解，所有欧洲国家都会表示欢迎，并将其视为俄罗斯最终作出了令人欢迎的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抉择。
这种选择有利于为提高俄罗斯的地位和尊严作出更广泛的努力。吸收俄罗斯成为七国集团的正式成员，以及提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决策机构（在其中可建立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几个重要欧洲国家组成的特别安全委员会）的级别，将为俄罗斯以建设性方式参与欧洲的政治和安全建设提供机会。这种作法，加上西方对俄罗斯的财政援助，以及更加雄心勃勃的、把俄罗斯和欧洲更紧密地联在一起的新高速公路和铁路网方案的制定，将把俄罗斯所作赞同欧洲的选择赋予实质性内容的进程大大向前推进。
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长远作用将基本取决于俄罗斯在界定自身地位方面必须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在九十年代，俄国也许仍然处于选择的过程中。即使欧洲和中国都能扩大各自的地区影响辐射范围，俄罗斯仍将是世界上最大一块领土的主人，其领土横跨十个时区：面积比美国或中国都大一倍，即使扩大了的欧洲也不能与之相比。因此，对俄罗斯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领土的丧失。有巨大版图的俄罗斯不得不认真对待并正确理解的现实倒是：欧洲和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比它更强大，而且中国还可能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应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俄罗斯的优先目标是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徒劳地谋求重获它过去的全球性大国地位。鉴于俄罗斯辽阔的面积和多样性，一种在自由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于发挥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丰富自然资源的潜力。再说，把这样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俄罗斯动员起来去实现帝国野心也不那么容易。由一个欧洲的俄罗斯、一个西伯利亚共和国和一个远东共和国组成的松散邦联制的俄罗斯也更容易同欧洲、新的中亚国家和东方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并加速俄罗斯本身的发展。组成邦联的三个实体将能更好地发掘本地的创造潜力。这种潜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莫斯科沉重的官僚统治所扼杀。
如果美国能成功地执行其俄罗斯战略的第二个必要环节，俄罗斯就更可能作出赞同欧洲而不谋求成为帝国的明确选择。这第二个环节就是强化在后苏联空间内无处不在的地缘政治多元化趋势。加强这种趋势有助于抑制帝国野心的诱惑力。一个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俄罗斯应当确认，美国为上述目的作出的努力有助于巩固地区的稳定和减少沿俄国不稳定的南部新边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加强地缘政治多元化的政策不应以同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在不能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倒是一种重要的保障，因为它可起到阻止任何确实具有威胁性的俄罗斯帝国政策重新出现的作用。
因此，对重要的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是更大的欧亚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项政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使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乌克兰将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中欧国家并谋求同中欧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与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作出更广泛的努力，使中亚国家不顾俄罗斯的阻挠而向全球经济开放。
向日益开放的里海－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国际投资不仅有助于加强这一地区新建立国家的独立性，而且从长远来说对一个后帝国的、民主的俄罗斯也有利。开发该地区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能给这一地区带来繁荣并加强其稳定和安全感，同时还有可能减少出现巴尔干式冲突的危险。该地区在外资的资助下加速发展，使经济不发达的相邻的俄罗斯各州也能从中受益。另外，一旦该地区的新领导精英们认识到俄罗斯默许该地区融入全球经济，他们对同俄罗斯发展密切经济关系的政治后果所怀的忧虑就会减少。非帝国的俄罗斯到时候可能作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伙伴而被各国所接受，虽然它已不再是地区的帝国统治者。
为了促进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稳定和独立，美国必须谨慎地避免疏远土耳其，并探索改善同伊朗的关系是否可行。如果让一直谋求加入欧洲的土耳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欧洲之外，土耳其将更加伊斯兰化，更有可能出于怨恨而对扩大北约投否决票，而且更不可能在使世俗的中亚更加稳定并融入世界大家庭方面同西方合作。
因此，只要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不大幅度转向伊斯兰化，美国就应利用自己在欧洲的影响促使土耳其最终加入欧盟，并坚持把土耳其当作一个欧洲国家来对待。为了加强土耳其关于自己是美国战略伙伴的意识，美国应同安卡拉就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的未来进行定期磋商。此外，美国还应当大力支持土耳其实现其从阿塞拜疆的巴库铺设一条能抵达土耳其的地中海海岸城市杰伊汉的石油管道的愿望，这条管道将为里海盆地的能源提供一个主要出口。
另外，美国同伊朗的敌对关系长期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任何最终的和解都应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之上：稳定目前伊朗面临的极具爆炸性的地区环境是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当然，任何和解都必须是双方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惠。一个强大的、甚至其行为虽受宗教驱使但不盲目热衷于反西方的伊朗符合美国的利益。最终连伊朗的政治精英们也有可能承认这一现实。与此同时，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长远利益着想，美国不应继续反对土耳其同伊朗建立更密切的、特别是在铺设石油管道方面的经济合作，也不应反对伊朗、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之间建立其他的联系。美国长期参与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实际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此引用我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安东尼。H.科德斯曼的明智意见（在其关于“对美国的美国威胁”一文第16页提出，该文章是他1997年2月在陆军战争学院演讲的演讲稿）是适当的。他告诫人们警惕美国把一些问题，甚至把一些国家妖魔化的倾向。他指出：“在对待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方面，美国把确实构成威胁但威胁性又有限的敌对政权‘妖魔化’，却没有为自己的战略制定出任何可行的中期和长期的收拾残局的方案。美国的决策者不能企望完全孤立这些国家，把它们视为完全相同的‘无赖’或‘恐怖主义’国家也是毫无道理的。……美国生活在一个道德界限并不那么明确的世界，不能靠把它变成一个黑自分明的世界来取胜。”
尽管印度目前在欧亚舞台上是个相对被动的角色，但印度的潜在作用应当受到重视。印度在地缘政治上受到中国－巴基斯坦联盟的遏制，而软弱的俄罗斯又不能为其提供过去苏联曾提供过的那种政治支持。但是，印度民主制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它比大量的学术争论更有力地驳斥了人权和民主纯粹是西方的地方性现象这样一种观念。因此，印度的失败将是对民主制度发展前景的打击，也意味着将在亚洲舞台上除掉一个能加强力量平衡的大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越来越突出时，这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损失。因此，使印度逐步深入地参与关于地区稳定，特别是中亚前途问题的磋商是适时的，当然还要促进美印两国军方建立更直接的双边联系。
第七章 结论现在该是美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制定和实施一项完整、全面和长期的地缘战略的时候了。这一需要产生于两大根本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欧亚大陆是全球的中心舞台。因此，欧亚大陆力量分配的变化，对美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和美国的历史遗产，都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就其范围和性质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新型的霸权，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众多特点：多元性、渗透性和灵活性。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获得了这一霸权，其主要的地缘政治表现是美国在欧亚大陆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迄今为止，以往所有的全球性大国地位争夺者都来自这一大陆。美国现在则是欧亚大陆的仲裁者。欧亚所有的重大问题，没有美国的参与或有悖于美国的利益，都无法得到解决。
美国如何巧妙地处理同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棋手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同欧亚大陆那些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打交道，这对于美国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在欧洲，最主要的棋手仍将是法国和德国。美国的中心目标应是加强和扩大在欧亚大陆西部现有的民主阵地。在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区，中国可能将越来越重要。除非美中两国能成功地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否则美国在亚洲大陆将失去政治立足点。欧亚大陆的中部，即在日益扩大的欧洲和在地区内日益倔起的中国之间，将仍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黑洞。至少在俄罗斯内部围绕后帝国时期自我定位的争斗见分晓之前这一状况不会改变。而俄罗斯以南的地区，即欧亚大陆的巴尔于，则有可能成为种族冲突和大国角逐集中的场所。
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单个国家向美国的世界首要大国地位提出挑战。国家实力有四个主要方面，即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它们合在一起造成决定性的全球政治影响力，而在这四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与美国相比拟。除非是美国故意或者是无意中放弃了它的领导地位，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唯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实际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这方面，断言美国已成为克林顿总统所说的世界上“不可替代的国家”是正确的。
在这里，重要的是既要强调美国不可替代这一事实，也要强调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实可能性。一旦现存的那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地缘政治框架自行崩溃，人口爆炸、贫困导致的移民、急剧的城市化、种族和宗教的敌对、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就将无法控制。如果没有美国持续和有针对性的介入，不用多久全球动乱的力量就会主宰世界舞台。不论是在当前欧亚大陆还是在整个世界上出现的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中，都包含着现存框架发生这种崩溃的可能性。
人类生存条件更加普遍恶化的前景，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上述给全球稳定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在世界上那些比较贫困的国家里，人口爆炸以及同步发生的人口的城市化正在迅速产生的不仅是大量的贫困人口，而且特别是数以亿计的越来越不安分守己的失业的青年人。他们的失落感正相应地急剧上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强化了他们与传统权威的决裂，同时也使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和不满于世上的不平等。他们因此也就更加易于受极端思想的鼓动。一方面，日益发展的人数已达数千万的全球移民现象可能成为一个暂时的安全阀。但是另一方面，移民现象又有可能成为种族和社会冲突跨洲传播的工具。
因此，动荡不安、紧张局势以及至少是不时发生的暴力行动，有可能冲击美国所继承的管理全球的作用。美国霸权所造就的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复杂的国际新秩序，可能会局限于世界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美国的权力通过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及也由美国主导的各国间精细的多边框架得到加强。
因此，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将同各种动乱势力进行较量。在欧洲，有迹象表明一体化和扩大化的势头正在减弱，欧洲传统的民族主义不久可能会重新抬头。即使在最成功的欧洲国家中，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也长期存在，导致人们的排外情绪。这可能会使法国或德国的政治突然转向严重的极端主义和内向的沙文主义，甚至的确可能正在造成一种真正的革命前的形势。只有当欧洲的统一愿望得到美国的鼓励甚至支持的时候，本书第三章中概述的欧洲历史性时间表才能得以实现。
俄罗斯的前途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它发生积极演变的前景更加微弱。因此美国有必要营造一种地缘政治状况，以便把俄罗斯吸收进不断发展的欧洲合作的大环境中，并促进它新近获得主权的各邻国独立自主。然而，像乌克兰或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且不说两大民族并存的哈萨克斯坦）独立生存的能力仍然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如果由于欧洲发生新的内部危机、土耳其和欧洲日益拉大距离，或者美国与伊朗的敌对日益加剧等因素导致美国的注意力他移的话，它们独立生存的能力就更不确定了。
如果今后台湾问题发生危机，或者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促使中国出现一个咄咄逼人的政府，或者仅仅由于美中关系恶化，都有可能使最终同中国达成大和解的潜在可能性夭折。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不稳定的力量，给美日关系带来极大的制约，或许还将使日本本身在地缘政治上迷失方向而造成破坏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的稳定必将受到威胁。同时，人们还可以想象局势中的这一系列事件会对印度这一对南亚稳定起关键作用的国家的态势和内聚力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分析提醒人们，如果无处不在的全球力量的地缘政治结构开始破裂的话，那么，无论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新型全球问题，还是人们关注的更为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或受到遏制。在整个欧洲和亚洲大陆出现了种种警告迹象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要获得成功，就必须集中注意整个欧亚大陆，并以地缘战略方针为指导。
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制定所需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对目前规定世界事务的地缘政治状况的三个前所未有的条件的清醒认识：有史以来第一次，①只有一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②一个非欧亚国家是世界上唯一地位突出的国家；③欧亚大陆这个世界的中心舞台被一个非欧亚大国所主导。
然而，一项全面、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的基础又必须是认识到美国有效实力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实力不可避免的减弱。如本书在前面已指出的，正是欧亚大陆的辽阔和多样性，以及这一大陆中某些国家的潜在实力，限制了美国影响力的深度及其对形势发展控制的程度。这一条件有助于对地缘战略进行深入的考虑，并有助于有目的地在欧亚这个大棋盘上有选择地部署美国的资源。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前所未有的实力势必减弱，那么当务之急必须是以不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的方式处理好其他地区大国的崛起问题。
如同下棋一样，美国的全球策划者必须预先设想下几步棋，并预想到对手可能采取的反攻步骤。因此，一项可持续实施的地缘战略必须区分出短期前景（今后五年左右）、中期前景（二十年左右）和长期前景（超过二十年）。此外，不应把这些阶段看作是相互完全隔离的块块，而应将它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应从第一阶段逐步、始终不渝和目的明确地进入第二阶段，然后，由第二阶段最终导致第三阶段。
短期内。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加强和永久保持地缘政治普遍的多元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促使人们重视纵横捭阖，以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且不说防止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试图向美国挑战的微弱可能性。在中期内。上述考虑应逐步让位于更加重视若干地位日益重要、战略上又相互协调的伙伴国家的出现。它们在美国领导作用的带动下，可能会出力帮助构筑一个更为合作的跨欧亚的安全体系。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上述状况可能将最终导致产生一个真正分摊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
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然而，不应把跨洲际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加强本身视为目的。这只不过是实现在欧亚重要地区建立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中期目标的手段而已。民主的美国不可能愿意以军事资源为后盾纵横捭阖，而永久地卷入管理欧亚事务的艰难、费时和代价高昂的任务，以防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导欧亚地区。因此，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意图上说，第一阶段都必须发展到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内，宽容的美国霸权的存在仍会阻止其他国家提出挑战。阻止的方法不仅是使向美国挑战的代价太高，而且是使美国霸权并不威胁到欧亚潜在的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的根本利益。
中期目标具体要求的是培育真正的伙伴关系。主要的是与更加团结一致和政治作用业已界定的欧洲与地区强国中国，与（人们希望看到的）后帝国时期更加面向欧洲的俄罗斯，以及与地处欧亚南翼发挥地区稳定作用的民主印度的伙伴关系。然而，同欧洲和中国分别建立更广泛的战略关系这一努力的成败，确实将决定俄罗斯今后作用的环境。俄国的作用也许是积极的，也许是消极的。
顺理成章的是，扩大的欧洲和北约将十分有助于美国实现其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扩大的欧洲将会扩大美国影响力的范围——通过吸收中欧新成员国，通过在欧洲委员会内增加亲美成员国——而不必同时建立一个政治上过分一体化的欧洲，避免这样一个欧洲不久就可能在其他地方的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挑战。一个政治上经过界定的欧洲对于逐步将俄罗斯吸收进全球合作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承认，光靠美国自身的力量无法造就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那是要靠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才能做成的事情。但是美国却可以阻挠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的出现。而那会给欧亚大陆的稳定，以及美国自身的利益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确，欧洲如果不是变得更加团结，就有可能再次变得更加分裂。因此，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同法、德密切合作，以寻求建立一个充满政治活力的欧洲，一个继续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一个扩大合作的国际民主体系的范围的欧洲。问题不在于在法、德之间作出抉择。不管是缺了法国还是德国，都不会有欧洲。而没有了欧洲，就不会有跨欧亚体系。
就具体问题而言，要实现上述目标，美国需要逐步照顾到他国关于分享北约领导权的想法，更多地认可法国关于欧洲不仅在非洲还要在中东发挥作用的考虑，并继续支持欧盟的东扩，不论欧盟是否在政治、经济上成为更加自以为是的全球性角色。1997年2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美欧问题研讨会上，曾为此目的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了为减少政府赤字而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为加强跨大西洋的防务合作和促使欧洲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而建设一个更强的欧洲防务工业基地等一系列问题。在戴维。c .戈彼特和F.斯蒂芬。拉里比编辑的《美国与欧洲：新时期的伙伴》（1997年兰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SantaMonica出版）一书中，有一个有用的清单列出了旨在促使欧洲发挥更大作用的类似的其他建议。
大西洋两岸国家一些有威望的领导人提出的一项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协议，也可缓解更加团结的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日益加剧的经济竞争的危险。不管怎么说，欧盟果真最终能够成功地把几世纪之久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连同其在全球的破坏性后果统统埋葬掉，那么，美国目前作为欧亚大陆仲裁人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受到某种成度的削弱也是值得的。
北约和欧盟的扩大将有助于重振欧洲自身日益减退的宏大使命感。与此同时，还可加强因冷战的胜利终结而获取的民主成果。这一点对美国和欧洲都是有利的。受这种努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同欧洲的长期关系。一个新的欧洲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如果这个新的欧洲在地缘政治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范围的一部分，那么，北约的扩大是十分必要的。同样的，既然人们已作出了承诺，那么北约东扩的失败将会使扩大欧洲的想法夭折，使中欧地区的人们大为灰心，甚至会使俄罗斯对中欧地区目前已暂时收敛或奄奄一息的地缘政治抱负死灰复燃。
的确，由美国领导的扩大北约的努力失败甚至会重新唤起俄罗斯更大的野心。尚无迹象表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同欧洲人一样，支持美国的强大和持续的政治军事存在，而历史的记载更是与此截然相反。因此，虽然同俄罗斯建立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显然是可取的，美国对俄国明确阐明其在全球的优先考虑也十分重要。如果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大西洋体系和一个较好的对俄关系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前者无疑对美国更为重要。
鉴于这一原因，就北约东扩问题同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妥协都不应带来使俄罗斯成为北约事实上的决策成员国的后果。那样的话，只会淡化北约具有的欧洲－大西洋特性，同时使新成员降为二等公民。那将给俄罗斯造成机会，使它不仅重新努力获取在中欧的势力范围，还会利用它在北约的存在，利用美欧分歧以削弱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中欧国家加入北约，对俄罗斯作出的任何有关该地区新的安全保证都应是真正对等的，因此也是相互确保性的。限制在新成员国的国土上部署北约的部队和核武器，可以是减少俄罗斯合法关注的重要因素，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应就加里宁格勒这一具有潜在战略威胁的突出地区的非军事化作出保证，同时俄国应限制在北约和欧盟新成员园的边界附近部署大量部队。尽管俄罗斯所有新近独立的西部邻国都急于同俄罗斯发展稳定和合作的关系，实际情况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它们对俄国仍旧怀有恐惧。因此，对北约和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出现的和解，所有欧洲国家都会表示欢迎，并将其视为俄罗斯最终作出了令人欢迎的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抉择。
这种选择有利于为提高俄罗斯的地位和尊严作出更广泛的努力。吸收俄罗斯成为七国集团的正式成员，以及提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决策机构（在其中可建立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几个重要欧洲国家组成的特别安全委员会）的级别，将为俄罗斯以建设性方式参与欧洲的政治和安全建设提供机会。这种作法，加上西方对俄罗斯的财政援助，以及更加雄心勃勃的、把俄罗斯和欧洲更紧密地联在一起的新高速公路和铁路网方案的制定，将把俄罗斯所作赞同欧洲的选择赋予实质性内容的进程大大向前推进。
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长远作用将基本取决于俄罗斯在界定自身地位方面必须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在九十年代，俄国也许仍然处于选择的过程中。即使欧洲和中国都能扩大各自的地区影响辐射范围，俄罗斯仍将是世界上最大一块领土的主人，其领土横跨十个时区：面积比美国或中国都大一倍，即使扩大了的欧洲也不能与之相比。因此，对俄罗斯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领土的丧失。有巨大版图的俄罗斯不得不认真对待并正确理解的现实倒是：欧洲和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比它更强大，而且中国还可能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应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俄罗斯的优先目标是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徒劳地谋求重获它过去的全球性大国地位。鉴于俄罗斯辽阔的面积和多样性，一种在自由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于发挥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丰富自然资源的潜力。再说，把这样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俄罗斯动员起来去实现帝国野心也不那么容易。由一个欧洲的俄罗斯、一个西伯利亚共和国和一个远东共和国组成的松散邦联制的俄罗斯也更容易同欧洲、新的中亚国家和东方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并加速俄罗斯本身的发展。组成邦联的三个实体将能更好地发掘本地的创造潜力。这种潜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莫斯科沉重的官僚统治所扼杀。
如果美国能成功地执行其俄罗斯战略的第二个必要环节，俄罗斯就更可能作出赞同欧洲而不谋求成为帝国的明确选择。这第二个环节就是强化在后苏联空间内无处不在的地缘政治多元化趋势。加强这种趋势有助于抑制帝国野心的诱惑力。一个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俄罗斯应当确认，美国为上述目的作出的努力有助于巩固地区的稳定和减少沿俄国不稳定的南部新边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加强地缘政治多元化的政策不应以同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在不能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倒是一种重要的保障，因为它可起到阻止任何确实具有威胁性的俄罗斯帝国政策重新出现的作用。
因此，对重要的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是更大的欧亚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项政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使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乌克兰将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中欧国家并谋求同中欧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与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作出更广泛的努力，使中亚国家不顾俄罗斯的阻挠而向全球经济开放。
向日益开放的里海－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国际投资不仅有助于加强这一地区新建立国家的独立性，而且从长远来说对一个后帝国的、民主的俄罗斯也有利。开发该地区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能给这一地区带来繁荣并加强其稳定和安全感，同时还有可能减少出现巴尔干式冲突的危险。该地区在外资的资助下加速发展，使经济不发达的相邻的俄罗斯各州也能从中受益。另外，一旦该地区的新领导精英们认识到俄罗斯默许该地区融入全球经济，他们对同俄罗斯发展密切经济关系的政治后果所怀的忧虑就会减少。非帝国的俄罗斯到时候可能作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伙伴而被各国所接受，虽然它已不再是地区的帝国统治者。
为了促进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稳定和独立，美国必须谨慎地避免疏远土耳其，并探索改善同伊朗的关系是否可行。如果让一直谋求加入欧洲的土耳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欧洲之外，土耳其将更加伊斯兰化，更有可能出于怨恨而对扩大北约投否决票，而且更不可能在使世俗的中亚更加稳定并融入世界大家庭方面同西方合作。
因此，只要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不大幅度转向伊斯兰化，美国就应利用自己在欧洲的影响促使土耳其最终加入欧盟，并坚持把土耳其当作一个欧洲国家来对待。为了加强土耳其关于自己是美国战略伙伴的意识，美国应同安卡拉就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的未来进行定期磋商。此外，美国还应当大力支持土耳其实现其从阿塞拜疆的巴库铺设一条能抵达土耳其的地中海海岸城市杰伊汉的石油管道的愿望，这条管道将为里海盆地的能源提供一个主要出口。
另外，美国同伊朗的敌对关系长期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任何最终的和解都应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之上：稳定目前伊朗面临的极具爆炸性的地区环境是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当然，任何和解都必须是双方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惠。一个强大的、甚至其行为虽受宗教驱使但不盲目热衷于反西方的伊朗符合美国的利益。最终连伊朗的政治精英们也有可能承认这一现实。与此同时，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长远利益着想，美国不应继续反对土耳其同伊朗建立更密切的、特别是在铺设石油管道方面的经济合作，也不应反对伊朗、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之间建立其他的联系。美国长期参与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实际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此引用我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安东尼。H.科德斯曼的明智意见（在其关于“对美国的美国威胁”一文第16页提出，该文章是他1997年2月在陆军战争学院演讲的演讲稿）是适当的。他告诫人们警惕美国把一些问题，甚至把一些国家妖魔化的倾向。他指出：“在对待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方面，美国把确实构成威胁但威胁性又有限的敌对政权‘妖魔化’，却没有为自己的战略制定出任何可行的中期和长期的收拾残局的方案。美国的决策者不能企望完全孤立这些国家，把它们视为完全相同的‘无赖’或‘恐怖主义’国家也是毫无道理的。……美国生活在一个道德界限并不那么明确的世界，不能靠把它变成一个黑自分明的世界来取胜。”
尽管印度目前在欧亚舞台上是个相对被动的角色，但印度的潜在作用应当受到重视。印度在地缘政治上受到中国－巴基斯坦联盟的遏制，而软弱的俄罗斯又不能为其提供过去苏联曾提供过的那种政治支持。但是，印度民主制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它比大量的学术争论更有力地驳斥了人权和民主纯粹是西方的地方性现象这样一种观念。因此，印度的失败将是对民主制度发展前景的打击，也意味着将在亚洲舞台上除掉一个能加强力量平衡的大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越来越突出时，这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损失。因此，使印度逐步深入地参与关于地区稳定，特别是中亚前途问题的磋商是适时的，当然还要促进美印两国军方建立更直接的双边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