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对隋朝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对唐朝社会也有不小的影响。隋唐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朝代，唐人是与隋炀帝距离最近的历史主体，对隋炀帝有着最多的评价，既发挥重大作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从唐前期及唐后期唐人对隋炀帝的评价入手，归纳了唐人评价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言行对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因此，中国帝王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隋炀帝是隋唐时期占据重要地位的帝王，也是一位具有明显两面性的帝王：他统一全国后，创立了科举制、改革了赋税制度、開凿了大运河;但他也穷兵黩武、滥杀无辜、滥用民力，最终身死国灭。作为魏晋南北朝向隋唐转变的关键性人物，隋炀帝对隋唐两朝都影响巨大。作为距离隋炀帝时代最近的唐人，他们对于隋炀帝的评价对于后世认识、了解隋炀帝意义重大。
唐人对隋炀帝的评价
唐前期唐人对隋炀帝的评价。唐人对隋炀帝最早最正式的评价是唐高祖李渊在其死后三个月，下令“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唐高祖用“炀”这一极其不好的谥号为隋炀帝盖棺定论，为其定名。奠定了唐人乃至后世对隋炀帝评价的主基调。
唐太宗在与大臣探讨朝代兴衰时常论及隋炀帝，魏徵多次用“暗君”评价隋炀帝，以其来劝诫唐太宗不能偏听偏信。唐太宗自己也曾指出，隋炀帝因“骄暴”而亡国，因此鼓励大臣多多进谏。随着唐王朝统治的稳固，唐人对隋炀帝的评价有所减少，但仍然集中在其政治方面的表现，如陈子昂认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疲生人之力，泄天地之藏”，从而导致国破身死。归纳来看，这个时期对于隋炀帝的评价的鉴戒性较强，多以隋炀帝来劝诫天子。
唐后期唐人对隋炀帝的评价。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后，开始走向衰败，唐人对隋炀帝的评价也表现出与前期截然不同的特点。
唐代宗时期，封演多次赞扬隋炀帝“复兴教诱”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的行为;郭子仪在代宗打算迁都洛阳时，以“炀帝南迁”为例劝谏。同时，随着大运河在南北交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唐人开始围绕大运河评价隋炀帝，认为隋炀帝为了游玩开凿大运河导致国家灭亡，比如“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等诗句。与之相对的，诗人们针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也写了很多诗句，如罗隐所作的《迷楼赋》，就无情地讽刺了隋炀帝的荒淫无度，并希望能警示唐后期统治者多行仁政。
此外，晚唐时期传奇小说快速发展起来，以隋炀帝为背景的小说层出不穷，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晚唐人所著《大业拾遗记》，书中记载了隋炀帝驾临江都时，开凿运河、建迷楼于扬州，沉迷酒色的情况。另外，还有收录于《遂初堂书目》中号称“隋炀三记”的《炀帝开河记》《炀帝海山记》《炀帝迷楼记》三篇晚唐作品，也是极为有名的关于炀帝的传奇小说。
唐人评价隋炀帝的作用
唐人评价隋炀帝对唐前期社会的作用。唐前期评价隋炀帝的主体以帝王、重臣为主，他们主要评价隋炀帝治国的情况，评价目的是以史鉴今。
在隋唐易代的初期，唐高祖、唐太宗等亲眼目睹了隋王朝的灭亡，并在评价隋炀帝时，十分重视民生的力量，实施了大量休养生息的民生政策，有效地缓解了阶级矛盾。以唐太宗为例，他始终坚持“先存百姓”的思想，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强调指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正是因为太宗始终在对隋炀帝的评价中节制自己的欲望，居安思危，才使得一朝君臣以民为本，用二十年的时间打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夯实了唐王朝传承的基础。
同时，唐前期的帝王都能做到虚心纳谏，特别是唐太宗，“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仅魏徵一人就上谏超二百条，马周、张玄素等也多有进谏。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狄仁杰、陈子昂等多有进谏，大部分都为武则天所接受。
唐前期以唐君臣为代表的唐人评价隋炀帝的过程中，认真地探讨并总结了隋王朝衰亡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很多治国理政的思路与方向，对唐前期的盛世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唐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唐及后世的政治建设影响极大。
唐人评价隋炀帝对唐中后期社会的作用。唐中后期，唐王朝已经经历多位君王，人们对隋炀帝的评价不再围绕国家政治，评价也无法直接影响国家政治，更多的是那些失意的文人墨客对历史的一种反思，以期能够观照现实，以此纾解直面国家衰败时的无能为力。
中唐时期，众多有识之士希望能够实现唐朝中兴。这个时期的君主虽不能接受直谏，但也不是不能听取谏言。因此，他们希望以评价隋炀帝为鉴，引起君王的警惕，爱惜民生、注意策略。如白居易的《隋堤柳》，用“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来提醒君王发奋图治，中兴唐朝。这些中唐人通过评价隋炀帝告诫、劝诫君王，反映出文人们忧国忧民、积极入世的心态，也反映出他们渴求唐王朝的再次兴盛。
晚唐时期的阶级矛盾凸显，官场腐败、君王无能，社会动乱、生灵涂炭。唐人们对于中兴唐朝已不抱希望，也不再通过评价隋炀帝来劝谏君王，而是试图从评价隋炀帝探寻朝代更迭、历史兴衰，并抨击唐晚期君王的昏庸、社会的黑暗。他们不再关注一个王朝的兴盛与衰亡，而是关注社会的发展与百姓的生活，因此借隋柳、隋堤、隋宫等见证过昔日辉煌的事物来体会历史的变迁，从而接受唐王朝必然衰亡的痛苦。如周昙的《隋门.炀帝》，借写炀帝来描绘唐晚期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晚唐的《大业拾遗记》等多部传奇小说同样表达了晚唐人对唐王朝终将覆灭既惋惜又痛恨的复杂心情。在众多的唐人评价中，诗人许浑与皮日休的角度则与众不同，他们将隋炀帝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客观评价，认为大运河的开凿具有不可抹杀的价值，这是唐末文人思想发展的新境界。
唐人评价隋炀帝对唐及后世的影响
保存了大量的史料。隋朝历时较短，国史、实录的修纂极少。同时由于隋末唐初的战乱造成的损失，关于隋炀帝的官方文献、史料记载保存下来的极少。唐武德四年八千余卷东都观文殿的藏书在运往长安途中“值风覆没，一卷无遗”。唐太宗曾就隋史问过魏徵，魏徵答曰：“在者极少”“比其撰录，皆是采访”。唐高祖、太宗时着手修隋史时，幸得唐人皆为隋朝兴灭的亲历者，是《隋书》修改编的资源来源，也为当代隋史研究留存了珍贵而又详实的史料。同时，唐中后期大量关于隋炀帝的小说、杂记，比如《大业杂记》《炀帝开河记》《大业略记》等，虽然大多来源于民间传说，追求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可靠性存疑，但能够反映唐人对隋炀帝的看法与态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作为研究的旁证资料，实际上，唐人的历史与宋人有很大的不同，唐人遵循的是恪守直笔实录的原则，宋人的历史则广征博引，大量地融入野史、逸史的内容。如北宋司马光等编修的《资治通鉴》中的“隋纪”，大量地引用了《新唐书》《旧唐书》《隋书》等正史，还从众多的野史、旧史、小说、传记中获取资料 ，正如司马光所述“唐以来稗官野史，暨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褐、行状、别传，亦不敢忽也”，司马光等在编修“隋史”时参考的资料绝大多数出自于唐人之手，弥补了隋代文献损毁遗失的问题。直至今日，唐人的这些评价与作品仍然是关于隋炀帝最早、最宝贵的史料。
影响了隋炀帝形象的演变。虽然隋朝在隋炀帝时覆灭，但隋炀帝绝不仅仅是后世所描述的一无是处、荒淫无道的亡国昏君，他在位期间是建立了大量功绩。但是，在大量的传奇小说、民间传说及野史故事中，隋炀帝的荒淫无道被不斷夸张、夸大，并最终在世人心目中留下“亡国昏君”“无道暴君”的形象。实际上，隋炀帝的这种形象演变也是具有一个发展积累的过程。
从唐初的修史阶段到唐末的传奇小说家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大多认为隋炀帝是隋朝覆灭的关键原因，并希望通过夸大隋炀帝的恶行、恶习警示当代君王，因此他们对于隋炀帝的用笔都极其苛刻，刻意夸大他的缺点与不足，放大他的罪行与恶行，却对他的功绩视而不见。与此同时，隋末的混乱与唐前期的安定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荒淫无道导致隋朝灭亡，而唐代明君则带来了太平盛世，国运长达三百年。鲜明的对比使得隋炀帝之恶深深地印刻在世人心中。也正是基于此，唐人对隋炀帝刻意的片面评价对后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宋元明清对隋炀帝的相关评价大多在唐人评价的基础进行再加工，从而沿袭了对隋炀帝的否定评价。比如，北宋欧阳修因恶隋炀帝，甚至连为隋炀帝时的殿名“观文”都欲“避之”，而清代王夫之直指隋炀帝为“逆广”“杨广之逆”。
与此同时，传奇小说、野史传记对真实性要求相对较低，这使得唐人之后随意地加工渲染隋炀帝的形象，使自己的作品更具吸引力、更引人眼球，因此，传奇小说中隋炀帝形象的影响力更大。唐之后的宋代盛行民间话本“讲史”“说话”，很多故事都涉及隋炀帝，但多为荒淫无道的形象，如《梁史平话》中所述：“炀帝弑了父亲，淫了父妾，自立为帝，荒淫无度”，而《宣和遗事》则描绘的更为具体： “杀父，诛兄，奸妹，无所不至……役死人夫无数，死了相枕”。
实际上，从唐代的正史、传记中均未记载隋炀帝弑父、奸妹等记载。相关描述都是由宋代起，在继承唐人对隋炀帝批判性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加工。进入明清时期后，对于隋炀帝的描述就更为具体夸大，内容演绎极为夸张。如《隋炀帝艳史》极尽渲染隋炀帝与其宫妃的淫乐之行，仅为“娱耳悦目”。这些小说大多是在唐人评价基础上重构、演绎、夸张再创作，因其承继了唐人对隋炀帝评价的主基调，又用世俗化的故事及夸张的描述、通俗的语言等吸引了广大下层民众，使得以隋炀帝为主要人物的通俗性演义小说广为流传，进一步强化了隋炀帝“无道昏君”的形象。
不同时期的唐人对隋炀帝的评价不同，所起的作用与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唐前期，绝大多数唐人是从总结隋炀帝亡国的经验教训入手，对“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出现发挥了作用，奠定了李唐三百年基业的基础。随着唐王期后期的日渐衰亡，唐人更多的从评论隋炀帝的角度出发，对照现实反思历史，表达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而且，唐人对隋炀帝的这些评价也保存了大量的史实资料，为宋、元、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提供了大量的故事情节，确定了后世对隋炀帝评价的主基调与方向。
娄昊：云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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