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赵升《朝野类要》对侍从的定义为切入点，讨论了宋代侍从的内涵的多个层面以及侍从内涵的变化，进而指出元丰官制改革对宋代侍从制度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关键词：宋代；侍从；内涵；外延
“侍从官”是宋代官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在言事、荫补、给赐、礼遇各方面都有不少特权，选拔非常严格，所谓“论思献纳，号为极选”，长期以来，对于侍从官的外延，即哪些官员属于侍从的范围，学术界一直沿用了赵升《朝野类要》卷二“侍从”条的解释：“翰林学士、给事中、六尚书、侍郎是也。又中书舍人、左右史以次谓之小侍从；又在外带诸阁学士、待制者，谓之在外侍从。”本文将以此为线索，分析宋代侍从概念演变的过程，揭示其多层次内涵，进而说明赵升的定义实际上造成了后人对宋代侍从概念理解的混乱。
一、从“二史”看宋代侍从内涵的变化
首先要问，《朝野类要》中的“小侍从”，到底是不是“侍从”？它到底是“侍从”中比较低级别的一部分，还是低于“侍从”的一部分？若是前者，则“小侍从”就是“侍从”的子集，若意为后者，则“小侍从”不是“侍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考察中书舍人与“侍从”的关系。
宋代的中书舍人在元丰改制前是寄禄官，元丰改制后为职事官。从改制后的官制看，中书舍人显然是侍从；在元丰改制前虽然是寄禄官，但带此官入衔者，必为两制，而两制在元丰改制以前是侍从。关于元丰改制以前侍从的范围，欧阳修在嘉祐三年(1058)说：“臣窃以学士待制，号为侍从之臣……今惟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知制诰、并各立定员……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并各立定员数。”很清楚，在元丰改制之前中书舍人已经“号为侍从之臣”。
既然中书舍人是侍从，那么“二史”(起居郎与起居舍人合称)是不是呢？为什么欧阳修的这篇箚子里却并没有把二史列进去？首先看唐代的情况。唐代两省官被视为“侍从班”：“左史得中谢，自开成中至武宗即位，随仗而退，无复簪笔之际，因得密迩天颜。故后人谓两省侍从班，则登其选，不为不达矣。”二史自然也是侍从。北宋前期承唐旧制，《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多处关于二史为侍从班的记载：
(1)建隆三年(962)三月壬午，有司上重定合班仪制，升六曹侍郎在给舍上，郎中在补阙上，员外郎在拾遗上，节度使在六曹侍郎上、中书侍郎下。故事北省官为侍从班，五品押；南省四品，八品押；南省五品、节度使在诸司三品下。于是改焉。
(2)乾德二年(964)八月戊申，诏：百官内殿起居日，两省御史台官分班于殿庭东西相向而立，金吾将军各在本班之上。故事台省官、金吾将军俱为侍从班，每内殿起居，横行立于一品之前。
(3)景德二年(1005)五月癸丑，(李)宗谔在舍人院，尝牒御史台不平空，中丞吕文仲移文诘之，宗谔答以两省与台司非统摄。文仲不平，闻于上，有诏辨析。宗谔引八事证其不相统摄，且言中书门下两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从之官，立朝叙班不与外司为比。
从以上三条材料看，至迟至真宗朝，中书、门下两省自正言以上，都是侍从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以(唐制中的)职事官变为寄禄官的情况愈演愈烈，出现了所谓“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堂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不任谏诤”的情况。二史变成寄禄官，其职责则另外任命修注官履行，因此两省官原有的“论思献纳”之职开始退化，侍从官的范围逐步缩小。如：
天圣二年(1024)正月甲寅，诏：两制、大两省以上，正刺史、阁门使以上，并听受命日告谢。先是臣僚告谢，或自外代还，上欲尽知其姓名，故令前一日先以名闻。阁门不谕上意，而侍从官亦须奏，至是因翰林学士李谘建言而厘正之。
在此条材料中，侍从官的对象由两省官演变为“两制、大两省”，这说明左右司谏、正言等退出了侍从。到了欧阳修的时代，侍从进而特指“两制待制”以上，有时甚至径以“两制”称侍从。欧阳修说：“翰林学士谓之内制，中书舍人知制诰谓之外制，今并杂学士待制通谓之两制。”至于二史，本属于两省六品，在补阙、正言之上，谏议大夫之下，属于小两省官。
元丰改制之后，二史恢复职责，不但要修起居注，并且日赴朝参，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皇帝的侍从。
(绍兴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阁门言：“祖宗旧制，应在京职事官兼权他职，并止立本班。今差太常少卿黄龟年权起居郎，秘书少监洪炎权起居舍人。契勘左右史并合逐日趁赴朝参并侍立。今来逐官系卿监，所有起居侍立，合取旨。”诏：修注官日赴起居殿阶侍立，比之余官权职不同，特令立左右史班。
该条史料说明了二史的职掌具有特殊性，虽然根据《宋史职官志》、《绍兴以来合班之制》，二史是“诸朝请、朝散、朝奉大夫”，而太常少卿、秘书少监是“诸中奉、中散大夫”，在二史之上，但是论职事的近密、地位的清切，反而逊色。《朝野类要》中出现的“小侍从”的说法，即反映了这一点。
以品秩论，二史在元丰改制前便非侍从，但因职掌特殊，又被称为侍从，所以南宋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两种似乎矛盾的记载。一种以二史为庶官。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直学士院”条：“直学士院，国朝故事，率以从官兼直院，若左右史、少卿监之类，则止称权直院。”同书“庶官兼侍讲”条云：“庶官非二史而兼侍讲者才数人。”同书“庶官除同修国史”条云：“同修国史，故事未有以庶官为之者。隆兴初，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始特命焉。”同书“庶官结衔称安抚使”条亦云：“德修尝为起居郎，非侍从。”这些都说明，元丰改制后的二史只是庶官，并非侍从。
而另外一些文献则以二史为从官。洪迈《容斋随笔》：“侍从常朝……车驾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王、使相至观察使，以杂压次序行焉。”将二史括入侍从范围之内。又如《武林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在“备办外官食次”中是这样排的：第一等秦桧，第二等执政、两郡王、第三等称为“侍从七员”，其中包括了“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兼给事中陈夔”、“起居舍人汤思退”，“太府卿兼户部侍郎徐宗说、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兼兵部侍郎陈相”，而第四等就是“管军二员”，可见“侍从七员”之侍从是狭义的官称。这里，陈夔、陈相、徐宗说都是六部侍郎、给事中，属于前引《朝野类要》对侍从的定义，而“起居舍人汤思退”也赫然与之并列。又比如，南宋的薛季宣曾写道：“某先君右史、先伯待制，皆受知于先正忠献，致位从班。”薛季宣的伯父薛弼官至敷文阁待制，自属侍从无疑，其父薛徽言官终起居舍人，亦称“致位从班”。
很明显，中书舍人无论从职掌还是品秩来说都是侍从，而二史则存在“既是侍从，又不是侍从”的矛盾，惟一可以把中书舍人与二史统一起来的，就是两者都属于两省官中的小两省官，只不过随着侍从概念的演变，小两省官发生了分化，中书舍人上升为稳定的侍从官，而二史的侍从地位则变得模糊了。
从二史的地位变迁可以看出，“侍从”这个概念的外延与内涵在两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以太祖、太祖、真宗三朝为第一期，这一时期侍从指两省官；随着贴职在官制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从仁宗至神宗元丰三年(1080)改制间，侍从变为欧阳修所说的“两制、待制”以上，哲宗元祐二年(1087)增置权侍郎后才完全定型。从此侍从的概念涵盖了职事官、寄禄官、贴职三个体系，迄南宋灭亡没有改变。
二、“侍从”内涵的诸层面
下文，笔者拟对哲宗元祐二年之后的侍从的四层内涵进行分析。
(一)作为“论思献纳”的广义侍从
就本义而言，侍从即侍从皇帝，即在空间、时间上接近皇帝。在北宋初年，是以两省官为侍从的，二史作为日参官即具备了这一条件。除了二史外，后来逐渐增置的经筵讲、读、说书等官，虽是差遣，且多为庶官充任，但是由于与皇帝的见面的时间较多，并且具有“论思献纳”的功能，因此在广义上也可称为侍从。贴职中的待制，字面上亦具有侍从皇帝、随时承旨的意思，因此宋代文献中专以待制称“侍从官”，下引《长编》元祐六年(1091年)五月壬午条记载即是一例。
既然广义侍从的职掌是“论思献纳”，那么无论职事官侍从还是贴职侍从、寄禄官侍从都应该具有这一职掌。但是随着贴职者居外官日多，职事官忙于具体行政事务，寄禄官至太中大夫以上的往往是曾任侍从、宰执而遭罢黜者，因此狭义侍从的“论思献纳”的责任渐渐淡化了。如《宋会要辑稿》中有这样的记载：“绍熙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宰执进呈侍从宣对事。上曰：'今后权官亦令不时宣对，指挥可添入。’于是有旨：'论思献纳，侍从之职，今经筵、翰苑官，时得宣召，其余从臣率数月一对，甚非建官之意。目今侍从与经筵、翰苑官，并不时宣对……’”非时入对、宣召，本来是侍从的特权，但由于狭义侍从大部分成为职事官，忙于本职工作，此时其奏事权反而不如作为“广义侍从”的经筵、翰苑官。
(二)作为职事官的侍从
宋代文献中还常见“曾任侍从”的说法，侍从而可“任”，可见侍从也是一种差遣或职事官。在元丰改制前，侍从的职事官特指：“自三司使、御史中丞、翰林学士、知制诰外，未有侍从职事官”。上文已经指出，有时候单以两制等同于职事官侍从。周必大《玉堂杂记》对此做了专门辨析：“北门掌内制，西掖掌外制，是为两制。又著令自观文殿大学士至敷文阁待制为侍从官，朝廷或诏近臣举贤议事，多云'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尚书省侍郎以上’，而别言'御史中丞、学士待制’，乃为详备。近世相承，通称侍从，固已疑混，若泛言两制，则非矣。”周必大希望澄清的是，侍从职事官除了两制外，还有“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尚书省侍郎以上”和“御史中丞”。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认为“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尚书省侍郎以上”与“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合称侍从官，是“固已疑混”，意即改制前只有大两省才是真正的侍从。
元丰官制改革后，侍从职事官的范围如《朝野类要》所叙，为“给事中、六部尚书及侍郎”。但《朝野类要》对这一序列的职事官的描述并不完备，还应增入中书舍人、谏议大夫、权六部侍郎。其中权侍郎是职事官侍从中的门槛，始置于元祐二年七月，到了元祐六年(1091)，史文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五月壬午，详定编修阁仪制所言：……门下中书省谏议大夫已上、尚书省权侍郎已上、侍从官待制已上凡转官，并寄禄官太中大夫已上新授……乞并许告谢。”这说明朝廷逐渐落实了权侍郎的各方面配套待遇，使之稳定于侍从之列。
侍从成为职事官后，陷入繁琐行政事务，更加远离侍从“论思献纳”的广义职掌。周必大说：“臣窃以本朝置侍从官，特异前代，盖欲其精白一心，论思献纳，增重王国，非专使治有司之事而已。自元丰改官制，虽稍循周唐旧典，分治六曹，然班列浸高，职业犹简，委用之意，夫岂徒然？”这表明狭义侍从已经日渐由一个具有“厉行义文学之士”性质的精英群体，沦为一个与俸禄、仪注、恩数紧密相关的官僚等级。
(三)作为寄禄官的侍从
侍从官的第三层含义就是寄禄官。洪迈在《容斋三笔·侍从两制》中说：“国朝官制，谓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谓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为两制，舍人官未至者，则云知制诰，故称美之为三字，谓尚书侍郎为六部长贰，谓散骑常侍、给事、谏议大夫为大两省，其名称如此。今尽以在京职事官自尚书至权侍郎、及学士待制均为侍从。”可见在元丰改制前，寄禄官序列里的侍从官是“尚书丞、郎、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但是，“今尽以在京职事官自尚书至权侍郎、及学士待制均为侍从”一句，虽然把职事官序列和贴职序列的侍从都概括进去了，惟独漏掉了改制后的寄禄官序列的侍从，即寄禄官在太中大夫及以上者亦为侍从。如《中兴两朝圣政》载淳熙九年(1182)八月庚子规定任子总数：“侍从六人，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带职朝奉郎至朝议大夫，三人，寺监长贰至左右司谏、开封少尹厘务及一年、须官至朝奉郎，同。”在“侍从六人”以下，寄禄官最高为中大夫，是可知太中大夫及以上已经包括于“侍从六人”的“侍从”之中了。太中大夫以上，寄禄官的上限是金紫光禄大夫(改制前的吏部尚书)。
(四)作为贴职的侍从
在元丰改制前，待制贴职最低可以贴给左右正言等小两省，而改制前作为寄禄官的侍从门槛是谏议大夫，说明贴职在改制前具有不次拔擢、分别流品的含义，其升迁相对于寄禄官是独立的。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前引欧阳修《乞定两制员数劄子》中，大学士是侍从的最高阶。但《朝野类要》中贴职序列的侍从官，最高到“杂学士”为止。这可能是因为大学士多由曾任宰执者带，而宋代习惯上把“侍从”当作“宰执”下的一个阶层，如上引《中兴两朝圣政》就是把官员分为“宰相、执政、侍从、卿监、郎官”五等，因此，大学士在两宋也曾出现被排除在侍从之外的情形。洪迈说：“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令文所载也。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死于广陵，车驾将幸建康，从官列衔上奏，乞同班入对。时汤歧公以大观文为行宫留守，寄声欲联名，众以名位不同为辞。歧公曰：'思退亦侍从也。’然竟不克从。”即说明了大学士因为经常为宰执所带，而被当时人排除在侍从之外。
统观这四层内涵，可知第一层内涵是“广义侍从”，在文献中的使用较为随意；寄禄官、职事官、贴职这三层内涵可以称为“狭义侍从”。至于“狭义侍从”的范围，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奏请十科举士时，对举主的条件有以下表述：“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这里非常清楚地区分了寄禄官、职事官、贴职三个序列的侍从的范围，而待制、太中大夫、谏议大夫在《宋史·职官志》之《元丰以后合班之制》中同为从四品，因此狭义侍从的三个序列可以用从四品以上加以统一。
三、三种狭义侍从的对应关系
狭义侍从的三个层面不但在品秩上都统一为从四品以上，而且相互间有着明确的对应关系。以下分别讨论。
(一)寄禄官与贴职
元丰改制前，作为寄禄官的侍从是指谏议大夫以上至吏部尚书。而待制职名可以贴给左右正言
(最低的两省官)，左右正言带待制以上，转起居舍人，不带职转左右司谏，可见带待制职者超资转，不带职逐资转。左右司谏带职者转吏部员外郎，二史带职者转礼部郎中，带待制以上职，左、右曹、右名曹转左名曹，仍隔一资超转。至前行郎中，带待制以上职转谏议大夫，左司郎中转左谏议大夫，右司郎中转右谏议大夫。
在转官中，带待制以上贴职还可以突破磨勘中的各种“止法”。如庶官转官至前行郎中(改制后朝请大夫)有“止法”，因为前行郎中上面的少卿监(改制后朝议大夫)有七十员之限，如带职则可以突破这一阻碍，转至谏议大夫(改制后太中大夫)。若不带职，升转的机会很小。故洪迈叙元丰改制前制度云：“其庶僚久于卿列者，则自光禄卿转秘书监，继历太子宾客，遂得工部侍郎。盖以不带待制以上职，不许入两省给、谏耳。”这里洪迈区别侍从、庶官的标准是贴职。
元丰改制后，谏议大夫换为太中大夫，而法令加严，不带待制以上职者不许转太中大夫，南宋高宗朝至有所谓“庶官不可转行太中大夫，乃祖宗之法，万世不可改易”之说。反之，寄禄官太中大夫以上者也不得带待制以下职名：“(元丰四年十一月)诏太中大夫、待制以上带修撰者，并罢。”盖以诸殿、阁修撰为庶官所带职名也。至于下限，待制只能贴给升朝官(通直郎)以上，官未至者并改通直郎。
(二)职事官与贴职
元丰改制前，职事官侍从主要是两制，关于两制补外贴职的情况，洪迈有这样的描述：
治平以前，谓翰林学士及知制诰为两制，自翰林罢补外者，得端明殿学士，谓之换职。熙宁之后，乃始为龙图，绍兴以来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迁知制诰，其次及辞不为者，乃为待制。赵康靖、冯文简、曾鲁公、司马公、吕正献是也。学士阙则次补。或为宰相不乐者，犹得侍读学士，刘原甫是也。在职未久而外除者，为枢密直学士，韩魏公是也，亦为龙图直学士，欧阳公是也。后来褒擢者，仅得待制，王时亨是也，余以善去者，集英殿修撰而已。
改官制后，据《宋史·职官志二》“总阁学士直学士”条云：“待制、杂学士，给谏以上补外则除之，系一时恩旨，非有必得之理。元祐二年，诏复增馆职及职事官许带职，尚书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舍、谏议，通及一年加待制。三年，诏职事官罢带职，非职事之官仍旧。中兴后，学士率以授中司、列曹尚书，翰林学士之补外者，权尚书、给谏、侍郎则带直学士、待制焉。”这里提到的元祐二年令，将职事官与贴职的对应制度化，贴职不再具有“所以厉行义文学之士”的选拔功能，而沦为职事官的附庸，因此一出台就遭到了舆论的批评。但是，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一趋势不可避免。
在正常情况下，谏议大夫以上的职事官侍从补外，可得待制贴职，仍为侍从。惟权侍郎例外，《宋史·职官志二》“集英殿修撰”条云：“中兴以后宠六曹权侍郎之补外者，下待制一等。”已落侍从阶层之外。不过，因为曾任权侍郎，此类外官的贴职日后有较大可能升为待制。如王十朋隆兴元年(1163)辞权吏部侍郎不就，隆兴二年(1164)以集英殿修撰补外知饶州，乾道元年(1165)七月移知夔州，即升敷文阁待制，充本路安抚使。
(三)职事官与寄禄官
元丰改官制前，侍从具有分别流品的功能，两制转官有特定的路线：“元丰未改官制以前，用职事官寄禄。自谏议大夫转给事中(学士转中书舍人)、三侍郎(学士转左曹礼、户、吏，余人转右曹工、刑、兵)、左右丞(吏侍转左、兵侍转右)、然后转六尚书，各为一官。尚书转仆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许转，今之特进是也。故侍从止于吏书，由谏议至此凡十一转。”由于两制须修注官次补，因此修注官的寄禄官的迁转也有特殊路线：“任三司副使、知杂、修撰、修起居注、直舍人院，转左名曹(工部、刑部、兵部)。”
除授两制也有寄禄官任职要求。如除知制诰，改制前的所需的寄禄官资历是“正言以上至给事中。”“如系正言以上即守本官，已下并除右正言。”改制后，通直郎以上皆可试中书舍人，通直郎是朝官的最低一阶，可见改制后两制的任职资格放宽了。
四、结论：元丰改制对侍从制度的影响
对以上三种对应的关系的分析，清晰地显示了元丰改制对侍从群体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一)在京职事官成为侍从的惟一入口
改官制前，外官差遣自成体系，由通判、知州、提刑、转运使、三路转运使、三司副使，最后可抵达待制；改制后，外官资序几乎荡然无存，而在京职事官可以随意地出任各个层次的在外差遣：“京朝官未尝肯两任亲民，才为通判，便望州郡，至于监司，既无轻重远近之间，不复以资序升擢。”而外官希望久任而直升侍从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李心传说，改制前“边帅积劳者，率以直龙图阁除天章阁待制，元丰改制后，惟实历权侍郎以上乃得之”。加之政和六年(1116)蔡京增职名为九等，一下子延长了庶官的迁转时间，关于这次增加职名等级的原因，据说是有外任监司、知州“交通内官，多以应奉有劳迁职，遂有未尝朝觐天子，忽为侍郎、班从官者。蔡京不乐”。这既反映徽宗朝政治的腐败，也说明蔡京增职名等级是为了杜绝外官不经由在京职事官，而直接通过贴职升为侍从。
到了南宋，庶官进入侍从之列只剩下在京职事官一途。虽然赵升《朝野类要》特别把“在外侍从”标举出来，但在外侍从的标志是贴职，而贴职高下是由其在京职事官与寄禄官决定的，而寄禄官又是由在京职事官与贴职决定的。只有职事官的拔擢是不受寄禄官与贴职的制约的。元丰改制后，庶官进入侍从的惟一入口是在京职事官，只有先任权侍郎以上，才能成为侍从。权侍郎是职事官侍从序列中最低的一级，绍圣二年(1095)三月修立的《权侍郎迁进法》规定了自“二史”到“七寺卿监、国子祭酒、太常少卿、秘书少监、直龙图阁”各官除权侍郎的迁进之法，对于更低的官员就没有规定了，可见权侍郎也是有在京职事官的资序要求的，即“七寺卿监、国子祭酒、太常少卿、秘书少监、直龙图阁、二史”。对一般官员而言，达到这样的职事官或贴职并不容易。
(二)元丰改制前，对侍从的选拔是多途径的，而改制后侍从的任职资格的要求大大降低了，出现了可以积累年资获取的趋势
首先，改制前，除知制诰所需最低的寄禄官是左右正言，正言虽与太常博士、国子博士虽同为一等，但属于特旨迁，以示分别流品。改制后，正言与太常博士、国子博士通易为奉议郎，磨勘迁转，如此寄禄官失去了选拔的功能。
其次，改制前两制需自修注官次补，治平元年，宰执进拟杨绘修起居注，英宗问：“修起居注选何等人？”宰臣对：“例以制科、进士高第与馆职有才望者兼用，绘以皇祐五年第三人，今以次当补。”英宗说：“修起居注即知制诰，岂宜以次补？”命令另换人选。这说明修注官需三馆校理以上馆职(或进士高科、制科)次补，馆职则须召试，这才能保证两制的“清选”。但是改制后，废除了作为职事官的馆职，另置秘书监属官为职事官，徽宗朝政和年间又增修撰、直阁为九等贴职：“南渡以来，初除校书正字，虽曰馆职不轻畀，然其迁叙，反不若寺监之径截，至推排为郎，即失其故步，混然无别。”也就是说，馆职失去了原有的甄别流品的功能，二史、两制的“清选”也就难以在制度上加以保证了。
总之，元丰改制前为今人所诟病的“复杂多变”的北宋官制，实际上保持了寄禄官、贴职、差遣三条独立的途径来选拔官员，平庸的官员可以在寄禄官的体系内按部就班的磨勘，才能出众而寄禄官低下的新锐则以贴职、差遣来不次拔擢，为这批人制定特殊的寄禄官的升迁路线；在外差遣则以贴职加以安慰，与在京差遣平衡。这其中，改制前的在京差遣和在外差遣都是无法以品秩来定位的。改制后，寄禄官、贴职、差遣(职事官)三个独立的体系，在品秩上统一为从四品，而只有在在京职事官体系内先成为侍从，才有可能得到待制以上贴职和太中大夫以上的寄禄官。同时，在外差遣仍然没有品秩定位，其与在京职事官的对应关系，需要贴职作为中介；但是，要获得待制以上贴职，又必须先曾任权侍郎，南宋的高级地方长官如安抚使、制置使都必须曾任权侍郎以上的在京职事官，这对于中央加强对路、州、县的控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外任的资历失去了独立的意义，外任是为了等待内调。
元丰官制改革，虽然不是王安石亲自发动的，但无疑体现了王安石改革的总体思路，这一思路就是认为北宋前期的积弱，根源在于中央积弱，尤其是仁宗末年以来循默宽大，苟且因循，法令不举，他说：“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阎之贱人皆能私取而与之势，擅万物之利与人主争。”可见北宋版图之内财富远过辽、夏，然而败多胜少者，财富散在四方、散在各级地方政权、乡里豪强手中，而中央掌握的资源却不足以对抗契丹、西夏，因此必然要树立中央的权威整合分散于地方的人、财、物资源，通过以宰相为首的中央政权强势推行“富国强兵”战略，所以，作为人事制度上的保障，把侍从的除授集中到在京职事官体系内进行，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王宇 （原载《浙江学刊》，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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