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向河陇的拓展趋势图
北宋时期的河陇地区（河西、陇右）处于北宋、西夏和吐蕃（诸部）三方势力的结合部。
北方的西夏自李元昊建国后，以灵州（西平府）、凉州（西凉府）、兰州为前进基地，向东南（宋）、西南（吐蕃唃厮啰政权）两个方向拓展。
北宋则据守着渭州（甘肃陇西）、秦州（甘肃天水）、泾州（甘肃泾川），并与南下拓展的西夏爆发了多场大战。
吐蕃唃厮啰政权，核心区域位于河湟流域的青唐（青海西宁）。吐蕃政权虽实力最弱，但足以成为两强天平上的砝码国家。
1065年（宋英宗，治平二年），“佛子”唃厮啰去世，其子“董毡”继承了首领之位。
唃厮啰给“董毡”留下了，偌大的政治遗产。
经学者考证，其政权所辖范围，主要是‘一江四河’流域，即白龙江流域的下迭部一带和黄河流域、洮河流域、大夏河流域及湟水流域的广大地区。
包括今青海湟源、湟中、平安及青唐(上述四地藏语统称“宗喀”)；黄河流域的青海赤噶（青海贵德）、尖扎、热贡(青海同仁)，及今甘南的碌曲、玛曲、桑曲和噶曲（临夏）、巴钦(积石山一带)、巴松(康乐县)、吉戛卡尔(和政县）；洮河流域的辖区有岷州、临洮及会川一带”。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对其疆域的记载为，“……开拓疆境幅员三千余里。其四至:正北及东南至夏国界，西过青海至龟兹国界，西至卢甘国（黄河源附近）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连接渭、成州界。”
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唃厮啰政权的辖区，还得分成两个大势力范围——河湟吐蕃和陇右吐蕃。
其中，河湟（黄河、湟水流域，位于青海东部）吐蕃为唃厮啰本部，包含整个宗喀地区及甘南一带。
陇右吐蕃则位于河湟地区东部，包含河（甘肃临夏）、熙（甘肃临洮）、岷（甘肃岷县）、洮（甘肃临潭）、宕（甘肃宕昌），及北宋控制下的秦州（天水）、渭州（陇西）、环州（环县）等周边地区。
这两个吐蕃集团，名义上统归唃厮啰政权领导，但其实并没有太强的隶属关系。
盘踞于河州的陇右吐蕃首领“木征”是“董毡”堂兄弟，但二者之间的血脉之情极为淡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没有。
因此，青唐（西宁）吐蕃政权，虽号称“董毡最强，独有河北之地”。但对陇右吐蕃各部也是鞭长莫及。
“木征”所部河州吐蕃，久与北宋相邻，一直摩擦不断，史载：“木征自知与汉有隙，旧夜练兵，其党不能禁，部族往往归附，用其妻弟瞎药为谋主，与夏人解仇。”
面对这种局面，身为北宋盟友、西夏仇敌的“董毡”，也是无可奈何，“董毡欲羁属之，不能有也。”
熙河开边的发起点（红色）与战役目标（蓝色）
1068年，落榜秀才王韶向宋神宗，呈交了三篇《平戎策》。
在《平戎策》里，王韶准确分析了，熙河地区吐蕃势力的现状，提出“收复河湟，招抚边羌，孤立西夏”的方略。并指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煌，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复河湟以断西夏右臂”。
宋神宗和王安石对王韶的西征方略极为推崇，使其出掌边疆军事，担起收复河湟的任务。
从熙宁五年始，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宋军在王韶的指挥下，连续收复“收复熙、河、挑、眠、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一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北宋朝野对“熙河开边”欢喜鼓舞，史称“宋几振矣！”
但对于河湟吐蕃政权的首领“董毡”来说，却无异于当头一棒。
虽然“董毡”只是名义上的河湟吐蕃首领，但名义上的首领，也是首领。
宋朝在河陇的拓展，让“董毡”治下的属民少了一半，就是名义上的属民，也让他很难接受。
更何况，当时“董毡”头上还顶着“北宋盟友，共御西夏”的官方帽子。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熙河地区是唃厮啰政权的东南屏障，相当于其政权与北宋的战略缓冲区，具有十分重要的防护作用。
现在，这一地区为宋所占，且不说同为吐蕃族裔，就是河湟地区也顿觉唇亡齿寒。
加之，此时西夏经过了几十年的对外征战，国内民生凋敝不堪，国力开始渐渐走下坡路。
于是，在整个河陇地区的三国演义，开始上演了另一个版本，从“宋蕃共御西夏”，演变成了“夏蕃联合抗宋”。
为恢复对河陇吐蕃的控制，“董毡”积极与西夏联络，拉近两国的关系。
西夏对“董毡”的热情，几乎是倒履相迎，联姻顺理成章的，成了稳锚定两国关系的选择。
《西夏书事》记载，熙宁五年(1072)，“（西夏梁太后）及闻王韶降青唐，将复河徨，吐蕃诸部势蹙，遣人请以爱女为蔺道比（董毡之子）妻，董毡许之。”
宋朝骑兵
董毡一面与西夏搞好关系，另一面则趁宋军立足未稳之时，派属下大将鬼章(果庄)率数万之众，进入河州、岷州、洮州等地开展策反工作，试图与木征内外呼应，收复熙河失地。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1074)二月，鬼章(果庄)“诱胁赵、常、杓家等三族集兵西山，袭杀河州采木军士，害使臣张普等七人”，正式挑起战端。
随后，“鬼章”还致书于景思立，信中言语傲慢，成功的激怒了景思立。景思立正是如日中天之际，熙河战役结束后，以功而“迁四方馆使、河州团练使，知其州”，携北宋大胜之余威，早就不把吐蕃放在眼中。
这次见“鬼章”如此狂妄，只率六千骑兵便贸然出击。
当时，王韶恰巧入京述职不在河州，景思立独领兵权。
对属下韩存宝及“瞎药”的劝阻，景思立不以为然，“自将中军，使存宝及魏奇为先锋，王存将左，贾诩将右”，出城与吐蕃决战。
“鬼章”是个老谋深算之将，他并不与宋军在城边交战，而是将宋军逐渐诱致踏白城附近。
踏白城位于甘肃临夏积石山县癿藏镇旧城村附近，距河州城约50里，因其控制古银川驿要路，历来都是军事重镇，至今尚有城垣遗址。
踏白城与河州的位置关系
景思立敢于轻兵冒进，估计也是考虑踏白城能够成为据守之地。
但“鬼章”却算准了景思立的心思，他事先就已和“木征”合兵一处，在离踏白城不远的险要之地，筑城三座，截断了宋军的去路。
“鬼章”所部在城下和宋军展开血战，战斗进行的非常惨烈，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虽然宋军士气高昂，但无奈吐蕃联军人数多达三万，最终宋军大败，景思立、王宁、李元凯和降宋吐蕃首领“包约”皆战死，“惟存宝、巢、思谊得脱。”
踏白城之战后，鬼章将景思立首级割下来，传阅诸酋。一时间，“董毡”之名威镇诸蕃。
《长编》记载：“时出之以摄制，西域、于闻等诸国皆畏惮之。董毡籍此一战之胜遂复其国，而王师亦不复西矣”。
其实，导致景思立身死的踏白城之战，只是董毡在熙河地区攻势的一个缩影。
随后几年中，“董毡”与北宋又多次交锋。
王韶得知景思立被杀，立刻返回河州，集中溃散的宋军，攻击吐蕃人的要寨，“前后斩七千余级，烧二万余帐，获牛羊八万余口，迫木征率酋长八十余（人）降”。
熙宁九年(1076)二月，“鬼章”率众入河州山后地区，打出“佛子”唃厮啰的旗号，招募吐蕃属民，“以旗号蕃字至洮、叠州诱胁顺汉部族为寇”。
“鬼章”凭借两地吐蕃同族同根的关系，不断拉拢河陇吐蕃族裔，对北宋统治造成了极大地影响。
宋军曾数次派兵合围鬼章，欲除此心腹之患，可他却凭借当地族裔的支持，在陇右群山间往来穿梭，忽左忽右，让宋军屡屡扑空。
北宋无可奈何下，只能利用归附的当地大首领，如包顺、包约、李临占纳芝、郎格占辈的力量，同鬼章作战，希望收到“以夷攻夷”之效。
同时，又在熙河一带广张榜文，宣赏擒拿、格杀鬼章。
《长编》记载：“诸人及生熟蕃部得果庄（鬼章）首来献，授左藏库使，赏钱五千给与本族巡检使”；如生得鬼章，除一赏格外，更与优奖”。如鬼章本人能悔过归顺，“官赏亦如之”。
可惜，此榜公布了十年，也没有人前来领赏，“十余年不能得，竟以汉爵靡之”。
可见，唃厮啰政权在熙河地区，依然拥有着广泛的支持者。
以至于，之后北宋与“董毡”关系复和，不得不授予游击战大师——鬼章以“廓州刺使”，来保证熙河边地的安全。
河州周边地形图
说到“董毡”与北宋关系复和，就不能不提到熙河地区，对于北宋的意义。
虽然，宋军在王韶指挥下，成功的占领了熙河地区。
但占有熙河后，此地却逐渐地成为北宋政府的一个负担。
为维持占领区的稳定，对抗游击大师“鬼章”的折腾，北宋每年要投入“人粮马豆三十二万斛，草八十万束”。
《长编》还记载：“自开建熙河，岁费四百万缗，七年以来财用出入稍可，会岁常费三百六十万缗。”
难怪宋人邵伯温揶揄道：“自开熙河以来，陕西民日困，朝廷财用益耗。独岷州、白石、大潭、秦州属县有赋税，余无斗粟尺布，惟仰陕西州郡及朝廷帑藏供给耳。”
也就是说熙河之地，只有少数几个州县有税收，其余州县颗粒皆无。
税收给养不能自给，宋庭只能从内陆调运至熙河，粮秣银绢物资沉重，靠牲口驮运，路程遥远，道路艰难，造成了朝廷极大地负担和消耗。
在熙河监军的太监李宪上奏中提到：“比自镇洮还，见京发银绢纲甚多，所在辅兵转搬不足，皆过所期，铺五七十里或百里，极为劳苦，及代回，又无日食，不免乞丐。”
在唐宋之时，成批运输的货物被称之为“纲”，每批以若干车或船为一组，分若干组，一组称“一纲”。
例如，我们熟知的“花石纲”、“生辰纲”。
熙、河、秦、渭等州地形
受困于物资运输困难和当地吐蕃部落的袭击，北宋在夺取熙河后，已无力再向西拓展。
“韶之势，止能取河州”而已，而力图“复河湟以断西夏右臂”的王韶至死，亦未踏入湟水流域一步。
另外，还有一个领宋庭头痛不已的问题，就是北宋虽然占据了熙河之地，但买马的途径却几乎断绝了。
本来王韶在上奏的平戎策中，完整的战略企图是夺取整个河湟地区，控制产马之地。进而东西夹击西夏，收复河西走廊和甘肃北部。
但现在，却只有固守熙河之力，再无力西进河湟流域。
原本，北宋外购马匹的主要卖家是唃厮啰政权。现在虽王韶积极在熙河推行茶马互市，“汉中买茶，熙河易马”。
但董毡截断了河湟良马的输入，导致北宋买马价格飙升，交易困难，“今西戎既叛，马不出市，国家每岁所失二万余匹，数年之后，马必甚阙”。
宋蕃在熙河成了拉锯态势，两国间的贸易自然也告吹了。
没有了北宋这个大市场，河湟地区生产的物资、马匹，自然也就没了买家。
而河湟地区不能生产的茶叶、手工产品和食盐，也没处去买了。
尤其是茶叶和食盐，对于河湟民众每日不可或缺。这两样东西价格飞涨，让河湟的民众民怨沸腾。
再有，唃厮啰政权国家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中原和西域的转口贸易（“吐谷浑道”或“青唐道”）。而现在熙河地区打得乱七八糟，商旅之路也断绝了。
这对依仗“青唐道”贸易税收的董毡，也是釜底抽薪之痛。
熙宁十年(1077)，鬼章率部与李宪在铁城激战，鬼章大败，再次遁入群山。
面对战场失败，“董毡”决心结束与北宋损失惨重的战争。
十月，“董毡”遣使入朝“进贡谢罪”。
“董毡”的示好正和宋庭心意，宋庭也早就不想打了。
此前，宋军陷入游击战的泥潭时，北宋大臣中出现了这种论调，“董毡在熙河并未招惹我们，是我们主动出兵，现在仗打赢了，每年花的钱比打输了还多。和辽国仗是打输了，每年不过才给辽国岁币40万两和30万匹绢。熙河可倒好，每年的消耗，比给辽国的钱多出好几倍。还不如，干脆把熙河还给董毡呢！”
董毡主前来“进贡谢罪”，给足了宋朝面子。
宋庭正好顺坡下驴，马上开始大甩官帽，“以西蕃遂川首领保顺军节度使董毡为西平军节度使”，加封“鬼章为廓州刺史，鄂特凌古(阿里骨)为松州刺史。”
随后，董毡又多次向宋朝通贡修好，并向宋“求修城器具及援兵”。宋朝对其要求，只要不太过分的，基本都能满足。
董毡与宋朝间的关系逐渐缓和，西夏可不愿意了。
“西夏公主许配给你儿子，就是让你去死磕的，现在你和北宋和好，置大夏于何地？”
党项重甲骑兵
1080年（神宗元丰三年），西夏以“董毡背盟毁约”为由，进攻邈川。
好在，董毡对邈川的防线一直极其重视，没让西夏军队占到多少便宜。
1081年（元丰四年），西夏国内政局剧烈变化。
西夏国主“李秉常”，被梁太后和“梁乙埋”囚禁，并诱杀大将军李清，夺取了西夏的最高领导权。
国主“李秉常”的支持者纷纷拥兵自重，与梁氏母党势力对抗。
北宋决定趁此良机伐夏，并事先与董毡联络约定共同出兵。宋军为东路，董毡为西路，左右夹击西夏首都兴州（银川）。
但战争进行的很不顺利，东路宋军分兵五路，直扑兴州，结果宋军惨败，五路大军无功而返。
西路的董毡出兵后，在斫啰城中伏，损失惨重。
董毡苦战到最后，所幸养子“阿里骨”及时救援，击退了西夏军队，“获三百级（首），降百二十三人”。
同年七月，董毡又派遣大将“洛施军笃”、“乔阿公”率部三万余人，助宋将李宪攻取兰州。
由于董毡在侧翼成功的牵制，李宪得以成功进取兰州，全歼西夏守军。
此战后，董毡在宋夏两国间的重要性凸显。
元丰五年三月，西夏遣使青唐，欲割地求好，但遭到了董毡的拒绝。
元丰五年(1082年)四月，西夏邀请辽国使臣一同前来游，“邀辽国使者同至青唐说之”，仍遭到了董毡的拒绝。
其实，董毡倒不是对北宋有多忠心，他坚定的奉行“联宋抗夏”策略，更多是基于自身政权的利益来考量。
西夏和唃厮啰政权的经济形式类似，既不能为河湟政权的产品提供市场，也不能满足河湟政权国内市场的需求。
熙河之争时，河湟政权对于北宋的经济依赖早已说明了一切。所以，即便是西夏割地求和，也很难打动董毡。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十月，董毡还趁西夏后方空虚，“令养子阿里骨，首领鬼章攻斫龙、龊哆等城，破之，尽俘其众，遣使入熙河献捷。”
北宋的“熙河开边”的疆域拓展，让吐蕃一度将“连宋抗夏”的政策，改变为“联夏抗宋”。
但随着时局的变化，董毡基于吐蕃政权的切身利益，又重拾“连宋抗夏”的策略，并一直保持到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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