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教派时代》第七篇：
古代君臣之间的关系，就没几个好的，所以才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但忽必烈和八思巴却是个特例。
一起患过难的这对君臣，关系真不是一般的好，身为君王的忽必烈确实兑现了，“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的承诺。
而他对八思巴信任和支持始终不曾衰减，当然这也源于八思巴连续不断的功劳，持续刷新领袖对自己的认知，是保持新鲜感的最好手段。
但如果就此认为，忽必烈对八思巴的信任趋于无限，就是智商堪忧了。
只有弱鸡君主才会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忽必烈这种级别的牛人，不会相信任何人，他相信的只有自己，或者说只相信自己的手段。
因此，在信任八思巴之余，治藏策略调整之手也没闲着。
首先，忽必烈改变了蒙哥分封王公的做法，全力扶持萨迦派。
他将蒙哥汗时期，各王公在西藏委派的守土官（达鲁花赤）全部召回，只保留了旭烈兀名下封地的守土官。
这是因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兄弟阋墙是，曾和旭烈兀有过交易，保存他的封地，也算是兑现承诺。
不过此时，旭烈兀的西征大军已攻下了巴格达，杀得高兴的旭烈兀，根本就没想过再回东亚。1258年，旭烈兀创立伊尔汗国，遥拜东方表示接受忽必烈的领导。
藏文史料《大司徒绛曲坚赞自述》记录了这段史实，同时说明了帕竹派和旭烈兀之间的供施关系：“此后，当蒙哥归天之后，薛禅皇帝（忽必烈）在位之时，将在西藏的所有守土官撤间，由于薛禅汗与旭烈兀的兄弟关系特别亲密，所以我们(帕竹派)的守土官仍然保留。”[1]
裁撤守土官后，萨迦派成为了元朝在西藏唯一的指定加盟店。
为使萨迦派拥有足够的权威，封国师、赐玉印、任宣政院总制官，这些做法，都可看成是总公司（元朝）的注资行为。
总公司注入的除了行政资源，还给了萨迦派大量的赏赐。
忽必烈也知道，萨迦地处偏僻区域，周边民少地疲，在经济上跟占据商道的止贡派、噶举派难以相比。
萨迦派没钱不要紧，大元朝有的是银子。
奉旨花钱会不会？就一个字，“给爷花！”
除了5G信号弄不来，别的没啥搞不定的。
首先修个大衙门，这也是总公司的门面，使劲儿花，干到是个人看见都缺氧那种！
1262年，“他（八思巴）派人给萨迦送去许多财宝，由本钦萨迦桑布在大屋顶旧殿的西面，兴建了大金顶殿”。[2]
随后，在元朝享国的近百年间，萨迦寺不断的扩建，成为后藏最辉煌的佛寺。
在面积达到1500平米的萨迦大经堂里，有40棵气势恢宏的巨型木柱，站第一排C位的哥四个，号称“四大名柱”。
分别名叫“猛虎载”（相传由一只猛虎负载而来）、“野牛牵”（相传由一野牦牛用角顶载而来）、“忽必烈柱”（相传是忽必烈所赐）、“墨血柱”（相传是海神送来的流血之柱）。
那根据说是忽必烈命元军从陈塘沟运来的巨柱，通高6.6米，直径1.23米。现在去陈塘沟的道路都不算好走，当年把这个庞然大物弄出来，堪称是大帝国的形象工程。
在扩建萨迦寺的工程中，还大量征召了泥婆罗的工匠，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阿尼哥。
这个聪慧的年轻人，被八思巴在工地发现，将其收为弟子。
萨迦寺完工后，恰逢忽必烈营建大都广招天下能工巧匠。
于是，当八思巴离开萨迦返回大都时，将其带回中原。
阿尼哥不负众望建造了北京的妙应寺白塔（今北京白塔寺）等众多佛寺建筑，现在白塔寺旁边还有他的铜制塑像。
其次，忽必烈分封诸王出镇，以军队威慑整个西藏。
帝王心术说白了就两个字——制衡！
虽然忽必烈对八思巴的信任终其一生，但显然也不想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1269年，忽必烈开始实施统治西藏的第二个战略——诸王出镇。
他封儿子奥鲁赤为西平王，命其“将兵镇边微襟喉之地”以威慑整个西藏。
奥鲁赤率军屯驻在朵哥麻思(即多康)的算木端地区，这支震慑西藏的蒙古军队，在保持西藏稳定和平抑叛乱方面，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以至于有藏文史料，称“薛禅可汗（忽必烈）把吐蕃地区赐给了奥鲁赤”，但实际上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
因为，奥鲁赤的使命仅限于军事威慑和维稳，并不涉及民政。
按比较正式的说法应该是“封藩不治藩”，行政权力依旧在行省、行院手中。
而且，他的王府设置在“朵哥麻思地之算木多城(今青海省互助县松多)”，其采邑也在此地。
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职责只是在乌思藏出现骚乱时，就近举兵入藏，尽其镇戍之职责。[3]
《汉藏史集》的叙述说得非常清楚:“薛禅可汗（忽必烈）的儿子奥鲁赤知西方，居住在汉藏边境，曾去过乌思藏镇压过多次叛乱。
他的儿子铁木儿不花，也做了不少寺院供养和对法律有益的善举；
铁木儿不花的儿子袭父职，也多次去乌思藏。”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元朝采用的宗王出镇制度具有延续性。
奥鲁赤的子孙继承了他的封号和采邑，并一直在朵思麻地区驻军，行使镇慑西藏的职能。
前两招就是赤裸裸的胡萝卜加大棒，不过蒙古人还有一个盘外招，就是直接改变萨迦领袖的血统。
这个在人种上的“掺沙子”计划，早在阔端时期便昭然若揭。
当年萨迦·班智达带着两个年幼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到凉州来会盟，阔端了解到萨迦派的领袖传承机制后，马上就命未来的行政领袖恰那多吉着蒙古服、学蒙语，并将蒙古公主墨卡顿指婚于他。
阔端的心思相当明确，要将萨迦派下一代领袖培养成亲蒙古的人，而下下代则干脆带有一半的蒙古血统。
忽必烈当然不会看不出阔端的心思，他延续了“人种掺沙子计划”，并向前又走了一步。
在册封八思巴为国师后，他将恰那多吉招至大都，册封为“白兰王”，赐金印，准许其开府建牙。
按照《汉藏史集》的记载，恰那多吉是整个西藏和萨迦派中最早获封王爵之人，同时授命管理西藏地区的行政事务。
这就是赤裸裸的帝王心术了，忽必烈给了八思巴崇高的荣誉地位，却把他留在大都辅政，而“尚”（娶）了蒙古公主的恰那多吉，被派去统管西藏政权。
身为宗教领袖的八思巴是不能娶妻留后的，按照忽必烈的计划，恰那多吉的后裔将成为最终的领导者。
随着血统的不断稀释，不定什么时候，领导西藏的已经是个纯粹的蒙古人了！
忽必烈的心思，八思巴当然心知肚明，但他也无力反抗。
好在藏传佛教的信仰，在蒙古贵族中推行的非常顺利，指不定是谁同化谁呢！
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实施，但人算不如天算，恰那多吉寿禄极短，回藏几年后便草草去世，他的蒙古妻子也未留下子嗣。
蒙古人倒也不着急，一个不行，就再来一个！
恰那多吉的儿子也娶了蒙古公主，但这位公主同样没有子嗣传续。
随着，恰那多吉一系的子孙断绝，蒙古人的“人种计划”夭折，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
忽必烈控制西藏的三大策略里，前两条是彻头彻尾的阳谋，第三条则是不可名言的“小心思”。
很多人都觉得阴谋难防，其实堂堂正正的阳谋，才真的无解！
实力碾压的局面就在那儿摆着，即便智慧如海的八思巴也没辙。
萨班和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尽量保全西藏的信仰和稳定。
据说，忽必烈曾考虑用强硬手段，消灭其他信仰体系，独尊萨迦派。[4]
好在八思巴顶住了一家独大的心魔诱惑，保住了西藏信仰的多样性，否则可以想见，西藏将会是怎样一种血光四溢的情景。
1264年，八思巴带着弟弟恰那多吉踏上了返回萨迦的道路。
这时距他们参加凉州会盟，已过去了漫长的二十年，一直对他们言传身教的叔叔萨班，也已于13年前在凉州圆寂。
这次回到故乡八思巴，除了重温回忆之外，身上还带着一项重要的使命。
他要重新梳理西藏的管理制度，并确立萨迦派当仁不让的领袖地位。
参考书目：
[1]、《帝师八思巴传》__ 陈庆英译；
[2]、《萨迦世系史》__阿旺贡噶索南__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
[3]、《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__沈卫荣；
[4]、《萨迦世系史》__阿旺贡噶索南__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