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有金
(深入群众中间的浩然)
浩然是举世闻名的好作家，红色作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长篇《艳阳天》问世后，他的名字，他的作品几乎家喻户晓，响彻整个中华大地，人们对他形成了浓浓的崇拜。
记得那些年，人们可读物少，特别是反映新社会、新事物、新人物的作品少，当然也有些受到人们喜爱的作品，但主要还是反映战争年代生活的作品，如《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铁道游击队》等，也有反映英雄人物的，如《欧阳海之歌》等，对于上述作品，人们也是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吸引眼球。
到了六十年代初，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问世，真是如晴天霹雳，旱天逢雨，不长时间，浩然就收到全国广大读者，文学爱好者的上万封读者来信，赞扬他的作品好，更赞扬他的人品好，给人们提供了如此好的精神食粮，希望他能再多写一些类似的作品，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
为此，浩然也受到了极大鼓舞，他下定了决心，付出了努力，又有了后来的史诗般的四卷长篇《金光大道》，还有后来的中篇纪实小说《西沙儿女》，以至于社会上说那时文艺界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可见浩然的社会影响如此之大，威望如此之高。
浩然是个情深意重的人，他从小受苦，在旧社会的困苦中长大成人，又知道新社会来之不易，更感受到党和国家给予的温暖和幸福，他苦读书，又喜爱文学，灵感又好，愿意写一些新社会的新景象，新事物，新人物，一心一意跟党走，做党和人民的有用人，做广大农民的代言人。
浩然能写出一些适合人们口味的好作品，首先是他有一个好的人品，根红苗正，不歪不斜，参加工作和入党时间又早，未成年就接受了党的正统教育和引导，身心充满了优良传统的东西，不被侵蚀，伴随一生。
浩然十几岁时父母就病世，被舅父寄养，形成了自尊好强的性格，看事懂事，勤奋好学，和姐姐在苦难中成长，过年了，姐姐给他点钱去集上买肉，他却把买肉的钱买成了书，苦读不止，姐姐也受感动，以后，他写了《姐姐进步了》，《喜鹊登枝》等短篇小文，被报刊采用，增强了他写作的信心。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写作入了迷，笔不离手，眼不离纸，即使工作再忙，他也愿意写点东西，他感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处处显示着朝气，处处有新鲜事可写，有先进人物可述，他的心境特别阳光，总是感到生活是无限的美好，可写的东西又总是那么多。
《艳阳天》出版发行后，他每接到一封人民来信，每听到一句赞扬他的话，总感到是一种鼓励，是一种鞭策，增加了一份责任，有了一些新压力，新动力，而不是自美感，飘飘然，他从不自我夸张，自我标榜，而是夹着尾巴做人，甘当人民的小学生，甘做人民的文学公仆，农业、农民和农村是他永远取自不尽的创作源泉。
一九六0年，他下放到了山东昌乐，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极为困难，农村的农民生活更艰难，更困苦，他做为工作组组长，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组建该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党支部，他被选为首任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民度过一道道难关，熬过了那苦难的日子。
在山东昌乐，他看到了吃苦耐劳的广大农民的纯朴性，坚毅性，顾全大局的心境，宁可挨饿，也不偷不拿的善良品质，为后来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积累了大量而丰富的素材。
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浩然仍保持一种正确的心态，阳光的意境，顾大局，想远处，不被一时的困苦挡住眼光和前进的方向，对党和人民的前途充满信心，心中眼中总是阳光明媚的艳阳天。
他的作品大都是农村题材，写农民，反映农民心声，做农民的代言人，他一生中文学创作，从没有离开农村，他与农民打了一辈子交道，结交了无数农民朋友，相伴终生。
山东昌乐一个叫马进的朋友说了一件事，使我记忆在心，永不忘怀。
浩然在昌乐驻村回京后，又先后五次回昌乐，看望乡亲，探望朋友，给文学爱好者办培训班，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他带老伴杨朴桥去过，也带女儿梁春水去过。
有一次，他时间安排的特别紧，探望乡亲只能是晚饭后八九点钟了，他叫马进陪同去了一个驻村时熟悉的老农家，当时老两口己做好睡觉的准备，被褥己铺好，尿桶也拿到炕头边，马进和浩然一进屋，一股尿桶的骚味扑鼻而来，非常难闻，浩然全然不顾，而是坐在炕边上，靠近二位老人，抓着他们的手，虚寒问暖，亲切交谈，好似久别的亲人回到家来，浩然纯朴的亲民作风，深深感动着马进，感动着善良的乡下人。
（作者与浩然女儿梁春水）
他在三河市挂职副镇长时，过年了，他又想到了敬老院的十几位孤寡老人，那些没儿没女的年长者，他把家中的那些麦乳精、奶粉等食品一份份分袋装好，又带上自己舍不得喝的两瓶茅台酒，叫女儿梁春水陪同骑车去了敬老院，感动的那些人们直称赞党好，国家好，政府好，社会主义好，实际上那是浩然的个人行为，是他人品的体现，他同情弱者，体凉难者，把幸福分享给大家，叫孤怜人感到人情的温暖，世间的温暖。
他向敬老院的负责人交待，那两瓶茅台酒是给敬老院的入住人过年喝的，并嘱咐一定要代他陪好老人们过好年，浩然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同情弱者，体凉困难人的人。
六十年代初在山东昌乐时，中秋节到了，上级给工作组每人几块月饼，他舍不得吃，而是给了房东的两个年少的孩子，房东又不好意思叫孩子吃，放到了浩然的床下箱子上，以至后来长毛发了霉。二0一七年冬天我去昌乐采访时，当年房东的孩子田敬富还提起那件事。
房东田明金想用布票换点钱来买粮补助生活，浩然把布票收下，把身上仅有的几元钱给了他，后来走时把布票又如数放到了房东的梳装橱的小抽屉里，直至发黄，这些小事，说明浩然一心想着别人，为了别人，私毫不为自己，他心中的那些闪光素材，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言行，自己的做法。
他女儿梁春水说，父亲当年接到人民来信，凡是提出问题或求助解答的，他都逐个回信，常常是三更半夜还在看来信，写回信，更有时在乘坐火车的过程中写的回信，光回复人民来信也占用了他大部分精力和时间。
在三河浩然文学馆的介绍栏中，有这么一个感人的解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广西的一个酒厂负责人找到浩然，求助在现代媒体上做一个现身广告，只要说一句“喝了xxx酒，我可以再写一部《艳阳天》”，该厂可以给浩然一百万元钱，被浩然断然拒绝。他说：“我为人的标准是，不要有野心，不要有贪心，不要有害人之心，要热诚待人，厚道而正直，”他始终恪守着这一做人原则，不把党和人民给予自己的荣誉和脸面当商品，当捞取钱财的机器。
他常对孩子们说，做人要老实，对人待人要诚实，对党和国家，对人民要忠实，做人不能做虚伪的人，更不能做两面人，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身心正统。
他不看重钱财，看重的是反映人民真情实景的作品，更注重自己的人品，在他看来，没有好的人品，写不出好的作品，好作品是作者好人品好心境的体现，浩然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能写出好作品的好品格，他的好口碑，一是靠的是好作品，二是他的好人品给人们形成的好印象，获得的好口碑。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将《艳阳天》出版的万元稿费全部交成了党费，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无私奉献的清廉本色，这也是他一贯的优良品质的表现。
一九八七年，三河甲岭镇办了两期党员培训班，他特意从北京请了两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来讲课，他请的这两个人，都是对党忠诚，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好党员，他是希望借这两位先进党员的先进事迹来影响当地的党员干部，使他们认识到党员不能只顾自己发家致富，还要带动大家共同致富，体现着党员的先进性和先锋模范作用。
他在《艳阳天》中塑造的肖长春，在《金光大道》中提炼的高大泉，就是共产党员在基层的体现，就是优秀共产党员的现身，就是党的形象在基层的代表。
（作者与浩然儿子梁秋川）
浩然在山东昌乐和三河举办文学创作培训班时常说，文章是用手写出的，但手是受大脑支配的，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心境，决定了文章的方向，表现什么，为谁服务，全在心里，脑海里，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文章是心境的体现。
浩然写书时，上级有关部门为了让北京市的知名作家有一个好的创作环境，把他们安排到环境安静又美丽的北京西山八大处，浩然很少出门游景观水，而只是写作累了出门抻抻腰，踢踢腿，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写作上，用在构思作品上，他的心仍在农村，仍在农民身上，他永远是八亿农民的代言人，他就是那样的品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也改变不了他那棵纯朴的，扎根于心底的，厚重的农民心，乡村情。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下期，中华大地发生了一系列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变革，浩然也曾遭到过非议，他也有过苦闷和烦恼，但他坚信党，从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他心中坦然，他始终与党一条心，与人民一条心，与农民一条心。
他的长篇《苍生》就是调整心情后写出的一部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后农村农民现状的作品，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与赞称，他永远是一位实事求是的作家，是一位客观公正反映社会现实的农民作家，永远跟党走的红色作家。
他七十六岁过世，是因为与他写东西长期熬夜有关，也与他多年对自己的身体不注重保养有关，血压高，不按时吃药，生活不规律，创作太投入，更与他在那个年代受到的非议有关，心理有搓伤，难以自我抚平。
浩然十六岁参加工作，七十六岁去世，有六十个写作的春秋，六十个构思的冬夏，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他是一个红色作家，人民的作家，他有一个不变的信念，就是写农民，为农民而写，做一辈子农民的代言人，他的作品闪耀着时代的光彩，他的人品，他的人格将永存人间，与天地共生，与日月同辉，浩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永远是中华大地文学创作上的骄骄者。
作者简介：王有金，德州银行退休干部。1969年参军。原籍山东宁津县时集镇郭皋村，与《大刀记》作者郭澄清为同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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