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与商周并行论续》中，笔者谈到了把传统意义上的殷商文化分为两段的观点，即前段称唐，后段称商，并指出这个唐文化源自石家河文化，在极盛时已经北抵晋南。换言之，笔者所说的这个唐文化，从空间上讲，是把石家河到陶寺之间的整个区域视为了一个整体；从时间上讲，则以成汤伐夏（标志性事件是二里头文化的毁灭）为界标，分为了前后两段，即第一段为所谓的唐尧（或丹朱）之“唐”，其考古文化包括石家河、陶寺等；第二段为成唐（汤）之“唐”，其考古文化包括盘龙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
那么，这个“唐分二段”论的依据是什么呢？提出这个观点的意义又在哪里？现在，我们就此来谈一谈。
从文献来看，从江汉到晋南的整个区域在先秦时期普遍存在“唐”这个名号。
首先看晋南地区。《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高辛氏有二子，叫阏伯和实沈。因兄弟俩不能和睦相处，帝乃迁阏伯于商丘，用大火星来定时节，此为商人所继承，因此人们也称大火星为商星。另外，帝又迁实沈于大夏，用参星来定时节，此为唐人所继承，并先后服事夏、商。到了西周初年，唐为周成王所灭，变为了唐叔虞的封国，这就是后来的晋国。
参商，后来用于比喻亲情隔绝，无法相见。
此晋地之“唐”，在出土文献材料中均写作“昜”字或从“昜”之字。《说文·口部》唐字下说：“啺，古文唐从口、昜。”正与出土材料相合。例如，西周早期的觉公簋铭文说：“王令唐伯侯于晋”，此唐字即作“昜”。又比如，晋公盆（《集成》10342）铭文称唐叔虞作“我皇祖唐公”，此唐字从爵、从昜、从邑；又比如，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31出土的文王玉环铭文：“我眔唐人弘战胡人。”此唐字从爵省、昜声。凡此，李学勤、孙亚冰等已论之甚详，可参阅其文。
觉公簋及其铭文（取自朱凤瀚《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
再看晋南以南、江汉及其以北的区域。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唐国条下列出了大量含有“唐”字地名，均分布在这一区域。下试举几例：
（1）《国语·郑语》说：“当成周者，南有随、唐。”陈槃认为其都在今随州西北的唐城镇。
（2）《汉书·地理志》南阳郡舂陵县有上唐乡，班固自注为“故唐国”，其地也在今湖北随州。
唐地示意图（取自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
（3）《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尹辛败刘师于唐。”此唐即《后汉志》的唐聚，地在今河南洛阳。另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五册收录一篇先秦佚文，言“汤处于唐丘”。此处之”唐“，清华简作“湯”。《汉书·地理志》偃师条下言：“汤都，尸乡。”今洛阳有发现偃师商城，说者多以为即汤都。据此，则今洛阳偃师或即清华简的“唐丘”之地。
汤处于唐丘（取自《清华简（五）》）
2001年3月，湖北省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出土一批春秋时期的唐国青铜器，其中青铜匜、青铜鈚、青铜盘有铭文，器主称唐子仲濒儿。这批青铜器铭文中的”唐“字均从牛、昜，与晋国青铜器上的”唐“字写法也遥相呼应。
唐子仲濒儿匜（图源：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陶寺扁壶朱书。该扁壶出土于陶寺文化晚期灰坑H3403，壶腹部有二个朱书符号，其形体与殷墟甲骨文相近。其中一个符号可隶定为“文”，学者多无异辞。另一个符号，罗琨先生隶定为“昜”，推测其字符是“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何驽研究员则隶定为“尧”，谓其义指“建立在黄土高塬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 根据张政烺教授的观点，陶寺扁壶上的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商甲骨文属同一个系统，同时，以陶寺地处唐地且唐人与商人具有渊源而论，若罗琨先生之说可信，则陶寺文化称为“唐（昜）”文化便可采信。
陶寺扁壶（图源：中国考古网）
公元前2300年左右，陶寺文化兴起。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晋南地区的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在临汾、襄汾、侯马、曲沃、翼城、新绛诸县（市）都有发现陶寺类型的遗址。陶寺文化分为三期，其中早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为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
陶寺文化的代表性遗址——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东北的汾河东岸的塔儿山西麓，总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发现有大、中、小三座城址，其中大城址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属陶寺文化中期。陶寺墓地虽有出土铜器，但多在中小型墓葬中，说明当时的金属器还没被视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陶寺遗址（图源：中国文物网）
石家河文化是继屈家岭文化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其分布范围以江汉平原中心，北到南阳盆地南缘和桐柏山北侧，东到麻城、黄冈一线，南到洞庭湖地区，西抵西陵峡西口。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著的《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定其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刘俊男、易桂花合著的《碳十四测年与石家河文化起讫年代问题》则考证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1900年。
陶寺玉兽面（ M22：135）
从陶寺文化来看，早期文化的墓葬习见世俗的陶器群和木、陶、石礼器群，中期墓文化则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这说明陶寺中期文化对早期文化实现了替代。从对考古材料的分析看，代替陶寺早期文化者与石家河文化有密切关系。比如：在陶寺中期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兽面玉器（M22：135），与出土于石家河文化的六合玉器几乎一致。此外，何驽研究员的研究还表明，陶寺的陶鼓、宽沿豆、折肩彩绘陶壶等器物的风格也明显受到了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及其继承者石家河文化的影响。
六合玉器（摘自《石家河文化玉器》）
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要进入晋南汾河谷地，不能不对今河南境内的早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方面，郭静云教授曾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分析比对，从而得出结论说：“新石器、青铜时期之际，江汉农产、文化已扩展到河南中原，并到达黄河南岸。”（见《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
从历史传说来看，江汉地区特别是其北缘的丹江流域和晋南地区也存在密切联系。传统观点认为，尧称帝前为唐侯，其族称陶唐氏，活动地区主要在今晋南地区。1985年，郑州大学李民教授发表《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提出陶寺的发掘资料与文献中所说的尧舜时期的情况可以相互对照，并从地域、年代、社会状况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的《华夏文明》第一卷收录王文清先生的《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的文章从地望、年代方面进行考证，也提出陶寺遗址是陶唐氏的文化遗存之一。目前，这一观点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力。
陶寺观象台（图源：山西省人民政府网）
在传世文献中，江汉平原北缘的丹江流域流传着丰富的尧或丹朱传说。《吕氏春秋·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南经》引《竹书纪年》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史记·五帝本纪》称丹朱为尧之嗣子而顽凶，正义引《荆州记》则说：“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
（一）唐文化的族属为丹朱部族
前述可见，从江汉平原到晋南河谷的大片地区在考古材料、历史传说以及古文字材料方面都显示出强烈的相关性。从历史传说来看，如果我们把这支文化概称为唐，则其源头当在晋南地区；然而，从考古材料来看，显然其源头应在江汉流域。那么，这当如何解释？山东大学的方辉教授认为：
丹朱为帝尧嗣子而又被帝尧斥为“顽凶”，应该反映了帝尧与丹朱两个部族之间既联合又斗争的史实。
此说可信。也就是说，所谓的尧与丹朱为父子之说，其实反映的是尧部族在与丹朱部族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导地位。那么，本文所说的这个“唐”文化究竟是归属于尧，还是归属于丹朱呢？或者说还是属于二者已经发生融合的文化？
从先秦文献来看，丹朱传说存在于丹水有明确的记载，而尧与“唐”或者“陶唐”是否有关却尚存疑问。在《山海经》、《左传》等文献中，论及唐或陶唐时均不涉及“尧”，言及尧时亦不涉及“唐”或者“陶唐”。尤其是《吕氏春秋·古乐篇》甚至明确把陶唐氏与尧进行了区别：
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后接黄帝、颛顼、喾）……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各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此处之”陶唐氏“，颜师古注《汉书》时引文作“阴康氏”，童书业《“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见《古史辨》第7册）已辨其非。北京大学陈泳超教授《尧舜传说研究》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后也指出，后世与尧相联的“唐”或“陶唐”，在先秦典籍中是否指尧，还是有疑问的。据此可见，先秦文献和考古材料实可互证，即本文所称的唐文化当与丹朱进行联系。
（二）由“唐”、“昜”二字的关系观察殷商起源
在甲骨文中，“唐”与“昜”字并见。纵观甲骨文、金文、战国竹简诸类材料，我们发现，除了殷人及属于殷裔的宋人之外，传世文献中的唐国在各类材料中均写作“昜”字或从“昜”之字，而“唐”字出现时，则总与殷人或殷裔有关。如唐子祖乙爵即为殷器，甲骨文和宋人青铜器均把传世文献中的成汤记作“成唐”。这说明，“唐”字似为殷人及殷裔用来称其先公及属族的专称。
唐子祖乙爵（《集成》8836）
同时，随着我们把传统意义的殷商分作唐和商两段，则过去学者们所谈论的早商文化亦即本文所说的唐文化晚段。因此，从本文的观点来看，商人祖先当源自于古昜族，为了与诸昜人区别，商人为自已的族称和祖先创造了“唐”这个专字来记录。《汉书·地理志》记载，成汤崛起之地在偃师的尸乡，此正为古唐国之地。而考古文化亦显示，商族与南方的石家河文化及其继承者盘龙城文化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另文说）。
殷墟妇好墓和石家河罗家机柏岭遗址出土的玉凤
（三）丹朱判尧与炎黄之争霸
“昜”与“阳”字相通，如郭店楚简的阴阳之“阳”即作“昜”；又如《战国策·赵策三》之“胡昜”，《史记·穰侯列传》作“胡阳”，皆其证。由此我们不难断定，宋玉《高唐赋》的“高唐”与屈原《离骚》的“高阳”，其本词亦当为“高昜”。
屈原自称高阳苗裔
“昜”文化源起于江汉流域，而《山海经·海内经》言炎帝处于江水流域，《白虎通义·五行》更明确说：“炎帝者，太阳也。”又《淮南子》称炎帝为南方主神，则本文之昜（唐）文化似亦可称炎帝文化。笔者在《论西戎集团和甲骨文中的江汉古族（上）》中曾从城邑文化兴起于江汉地区的角度称石家河文化为共工文化。《左传·哀公九年》称炎帝为姜姓之祖，《国语·周语理》则称姜姓四岳为共工之孙，这些材料都表明炎帝和共工本在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之下。
从传世文献来看，尧与炎帝之事似乎两不相侔。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炎黄之战的传说。检索文献，我们却屡屡发现这场大战中的胜者被记作尧。 如《后汉书》卷59《张衡列传》云：
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
又比如，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济阴太守张宠立《帝尧碑》，铭曰：
龙龟负衔，投钤授与，然后尧乃受命蜀鹿。
又比如，北齐《邢多五十人等造像记》亦云：
堂尧至圣，尚致阪泉之师。
邢多五十人等造像记（《北图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由此可见，部分传世文献中的尧很可能是黄帝的分化。换言之，所谓的丹朱为尧嗣子之说，其实隐藏着炎黄之战的历史真相。
（四）夏与唐、虞并行格局的形成
在《夏与商周并行论》中，笔者曾谈到“夏分三段”的观点。所谓三段，即第一段为黄帝之夏，传世文献称为“大夏”，其代表性的考古文化包括齐家、石峁、二里头等，其王都或即石峁遗址；第二段为虞夏之夏，其王都为三星堆遗址；第三段为后杼之夏，其王都为金沙遗址。其中，第一段黄帝之夏结束的标志性事件是二里头文化的毁灭，传世文献称为“成汤伐夏”；第二段虞夏之夏结束的标志性事件为三星堆文化的毁灭，传世文献称为“后羿代夏”。
公元前2000年左右，三星堆文化由第一期转入第二期，其标志性事件是代表着虞的良渚文化进入了成都平原。在《论西戎集团和甲骨文中的江汉古族（中）》，笔者把虞文化进入成都平原之后形成的文化称为蜀山氏文化。此时，所谓的三段之夏正处于第一阶段，其分布范围主要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整个大西北地区；同时，在大夏集团和蜀山氏集团的东方，与之并峙的则为强大的唐文化。
夏与唐、虞并立时期（公元前2000年时期）
通过唐、虞、夏并行的观点来观察四千年前的中国历史格局，除了能让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当时的中国正步入一个关键阶段，也能让我们对唐、虞、夏三族的历史关系有更深刻而清晰的理解。
在传世文献中，黄帝与炎帝有联姻关系（《国语》），黄帝与蜀山氏也有联姻关系（《山海经》），同时，代表着石家河文化的共工古族进入了成都平原后，被称为伯鲧族。而《世本》、《吕氏春秋》等文献记载，伯鲧族与成汤（唐）均与有莘氏有联姻关系。显然，这里的有莘氏可视为古唐人对蜀山氏族裔的另称。《世本》又言鲧娶有莘氏女而生高密，是为大禹。而大禹有“戎禹”之称，兴起于川西，这再次证明，传世文献的记载并非无本之说。
总之，自公元前2000年前以来的唐、虞、夏三族的深入融合与交流，不但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也为此后上千年中国历史画卷的展开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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