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是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之一，融贯群经，创发大义，出入汉、宋、今、古之间，以其治学主张和成就，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皮锡瑞在《尚书》学、《易》学、《诗》学、三礼学、《春秋》学等方面颇有研究，然近百年来，学术界虽对皮锡瑞经学多有研究，对其专门之学却鲜有涉猎。如对皮氏《诗经》学的研究仅停留在《诗经通论》，本文对皮锡瑞《诗经》学著作研究做一综述，以期为系统全面研究皮氏《诗经》之学做好铺垫。
一、皮锡瑞生平及学术简介
1.皮锡瑞生平
皮锡瑞，字鹿门，一字麓云，清末湖南善化人，生于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卒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他景仰西汉今文经学大师伏生，署所居名曰师伏堂，学者因称为师伏先生。三十二岁时成举人，后屡应礼部试不第，遂潜心讲学著书，1890年任桂阳州（今桂阳）龙潭书院讲席，两年后主讲江西南昌经训书院。维新运动兴起后，他目睹民族危机，极言变法之不可缓。1897年返湘。明年春，任湖南南学会会长，顽固派诋毁南学会，他不避艰险，反复辩难。同年5月回江西经训书院，继续宣传维新变法。戊戍政变后，以参与南学会事，被革去举人身份，逐回原籍，交长沙地方官严加管束3年，遂杜门著述。晚年历任湖南高等高等学堂、师范馆、中路师范学堂、长沙府中学堂讲席，及学务公所图书课长、长沙定王台图书馆纂修。
2.皮锡瑞的学术内容
皮锡瑞一生著述宏富，所遗经学专著、经史杂著、诗文、书札、日记等，不下数十种。吴仰湘先生点校整理的《皮锡瑞全集》几乎囊括其现存所有著作，收入专著《尚书大传疏证》七卷、《尚书古文疏证辨正》一卷、《古文尚书冤词平议》二卷等共十九种；又收入杂著《南学会讲义》十二篇、《湖南师范馆经学讲义》等共七种；且收入诗文《师伏堂骈文》六卷、《师伏堂诗草》六卷等共五种，此为皮氏生前所编定刊行之作品，其一生的思想及文学造诣，已尽在其中；另收入今存遗稿《易林证文》二卷、《师伏堂经说》四卷、《读通鉴论札记》、《师伏堂日记》（1892-1908）共四种①。
皮锡瑞主今文学，取前儒时贤之长，自成一家之学。皮氏从事专经研究，精研群经，在《尚书》学、《易》学、《诗》学、三礼学、《春秋》学方面颇有见地，又会通众家，兼治“郑学”，是清代精究郑学的专门之家。相比皮氏的学术著作，学术界目前对皮锡瑞的学术研究，无论从论著数量还是研究深度来看，都仍远远不够，并且存在一些明显的欠缺，甚至远不及同为晚清今文经学大师的廖平和康有为，学界的研究仍然较多停留在其《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上，将此二种视为皮锡瑞的代表作进行研究，并据以评判其经学思想，殊不知皮锡瑞的治经成就本在《尚书》学、郑学、《春秋》学及《诗经》学，对于这些专门之学，则缺乏系统梳理，研究甚少。2015年吴仰湘先生点校整理了《皮锡瑞全集》，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对皮氏之《诗经》学研究做一梳理。
二、皮锡瑞《诗经》学著作
《诗》学是皮锡瑞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诗》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所著《经学通论》、《郑志疏证》、《六艺论疏证》及《汉碑引经考》中评《诗》、论《诗》的部分。除此以外引《诗》、解《诗》的部分则散见其它著作中。故后人研究皮锡瑞《诗》学多着力于《经学通论》之诗经一卷，而对《郑志疏证》之毛诗志一卷、《六艺论疏证》之诗论部分、及《汉碑引经考》之引诗一卷则偶有涉及。吴仰湘先生2015年点校出版的《皮锡瑞全集》中，除上述四卷外，皮锡瑞引《诗》，论《诗》者多达604处。其中所体现的皮锡瑞《诗》学观不仅可与其经注相参照、印证，同时又有发前所未发者，故以四卷为主，其余为辅，从中我们可以加深对皮锡瑞《诗》学思想的认识。
1.诗经通论
皮氏《经学通论》分《易》、《书》为一册，《诗》为一册，《春秋》为一册，贯串古今，实经学之小百科，学界对《诗经通论》关注较多。台湾学者赵制阳撰《皮锡瑞〈诗经通论〉评介》，作者针对皮氏的诗经学观点，分《诗序》、《毛传》、三家《诗》、《诗》教、风谣等五大部分，于每一部分先引述皮氏的觀点，再做深入讨论；在结论部分，又针对皮氏所论值得商榷处，作综合评述。作者对《诗经通论》中的诸多见解基本予以否定，尤其对皮氏尊信今文的治学立场大加责难，分别从求证态度、思想模式、论证方法、言论矛盾和家法意义等方面作了归纳，认为：皮氏虽主张“解经须确凭”，“但是皮氏心目中的'确凭，不是诗文的本身，不是诗歌的来历，也不是典籍的考证，而是今文学者的解说”②。该文对于认识皮氏之《诗经》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后台湾学者胡静君《皮锡瑞〈诗经通论〉研究》一文对皮氏《诗经通论》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作者条分缕析，使皮氏之《诗》学观得以清晰地展现出来。最后一章结论针对皮氏《诗》论作总检讨，认为他“以贬抑古文、发扬三家绝学为职志，在此前提之下，则所论不免失之公允，以致弊端丛生”，由胡氏并举许多后人之论来难皮氏之《诗经》观点，可知其反对读《诗经》专主三家，应以《毛诗》为主，辅以三家。同时采用赵制阳之说作了简要评述，对皮氏《诗》论基本加以否定。
潘斌《皮锡瑞经学研究综述》谈及胡氏此文，认为其忽略了皮氏一些重要的《诗》学观，如关于“四始”、“六义”皮氏皆有论说，而该文却未能言及。另外，潘斌认为皮氏对郑玄之《诗》学亦有评论，于汉、宋《诗》学也作了对比性的论述，而该文也未予展现。此外，戴维《诗经研究史》、洪湛侯《诗经学史》都设有专目，论及皮锡瑞的《诗经通论》，可惜过于简略。
陈国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清代诗经学研究》第八章论述晚近现代诗经学个案研究，专门论述了皮锡瑞与《诗经通论》，从皮氏论诗序、论毛传、论三家诗、论诗教、论风谣等方面逐一分析论述，认为“皮氏此书百年以来颇多流传，于诗经学若干历史学案论说，其结论虽多有武断之处，然仍不失为学案中一家之言，不可废也”。
2.郑志疏证
《郑志》一书记载了著名经学家郑玄与弟子对五经的问答，对郑玄及郑玄学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惜其已经散佚。后人尤其是清代学者对其文本进行了诸多考述并做了大量的辑佚工作，皮锡瑞的《郑志疏证》便是其中之一。《郑志》辑本十二种，笔者所见者有《四库全书》本、王復本、钱东垣本、孔广林本、袁钧本、黄奭本、成蓉镜考证及皮锡瑞《疏证》八种。其余四种，其中，孙星华本乃是校勘王復辑本，与王復本实为一种。雷雨人所撰《疏证》仅存稿本，孔继涵所校《郑志》一卷也仅存抄本，笔者皆未能见。
《郑志》八种，以皮锡瑞《郑志疏证》所出最晚。皮氏在《自序》中说：“殿本、钱本、孔本、袁本之异，袁后出最详备，其中亦有疏失……是书宝应成蓉镜尝作《考证》未毕，仅三十余纸，刊入《南菁书院丛书》。兹据袁本，復加校订。”③皮锡瑞认为前人辑本中袁本最精，于是以其为底本进行疏证，并依他本进行订正。故皮本实乃本于袁本。
3.六艺论疏证
皮锡瑞撰《六艺论疏证》一卷。此书与《郑志疏证》均为皮氏疏证郑玄经注经说之作。郑玄撰《六艺论》，相传郑玄先作此书，再遍注群经。论次《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叙述经学传授的源流。原书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叶德辉曾赞誉皮氏《六艺论疏证》“考订残阙，别白是非，无一语不求其安，无一字不征诸实”。
潘斌的《论皮锡瑞郑学研究》站在皮氏对郑玄经注经说的考证角度，认为皮锡瑞重视郑玄研究，对郑玄经注经说做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和疏证，成就突出，并体现出以今文为重的经学立场，但他的考证也有流于主观臆断之处，不可一概而论。皮氏对《六艺论》和《郑志》的研究均是采用疏证体，全载郑《注》及其他古注，随文疏通证明。此文认为从皮氏为郑玄经注所作疏证来看，大凡经、史、子、集之相关者，皮氏均多加征引而不厌其烦。按皮氏自己所言，其为郑玄经注经说所作疏证，目的是为了“扶高密一家之学”④。潘斌的《皮锡瑞学术研究》第七章论述皮锡瑞之郑学研究。从内容和特点两方面探究了《郑志疏证》以及《六艺论疏证》，通过归纳与比较的方法将诗经部分的研究融合其中。范雪梅《清代郑玄之学研究》中论及皮氏郑学研究，从皮氏疏证郑注的体例以及其学术主张等方面总结评价了皮氏郑学之作。
4.汉碑引经考
清代金石学极其繁荣，但研究碑刻引经的极少，现存已知的共有五位：皮锡瑞《汉碑引经考》、朱百度《汉碑征经》、王仁俊《汉碑征经补》、淳于鸿恩《汉碑经义辑略》、龚橙《汉碑用经传异字》。五部著作中，皮氏的著作最有分量。徐珂《清稗类钞》提及此书说到“汉儒治经，最重师说，凡流传碑本，其引经与他本异者，家法皆各殊。皮锡瑞有《汉碑引经考》一书，疏证详明，真伟作也。”⑤
皮锡瑞《汉碑引经考》基本上使用的是东汉碑，查考了汉碑引用十三经的情况，具体引经为：《周易》143处，《尚书》242处，《诗经》506处，《周礼》14处，《仪礼》7处，《礼记》97处，《左傅》186处，《公羊传》23处，《谷梁传》6处，《论语》27处，《孝经》8处，《孟子》50处，《尔雅》21处。其中引《诗经》论述最为详实，吕蒙《北魏碑刻引用〈诗经〉研究》在第二章中详细介绍了皮锡瑞的《汉碑引经考》，并通过对引诗经的考证举例分析皮锡瑞的疏证方法，认为该书体例分明，言之有据，考证精当，是研究汉碑引经的经典著作。吴仰湘《皮锡瑞的经学成就与经学思想》评价“《汉碑引经考》搜尽传世汉碑铭文中的经学资料，与传世十三经对检，使经传与碑铭互证，抉隐微，定讹误，正句读，通训诂，广异义，证古制，创发新义而证据确凿。”
三、皮锡瑞《诗经》学特点
1.讲求微言大义
清代三家诗研究著作，绝大多数属于辑佚考证性的，阐发三家诗微言大义的著作很少，皮锡瑞《诗经通论》便是其中之一。如皮氏论《诗经》云：“先鲁后殷，谓《鲁颂》在先，《商颂》在后。所以录《商颂》于后者，即《春秋》新周故宋之义。”《诗经》之《鲁颂》在《商颂》之先，皮氏认为此即《春秋》“新周故宋”之义，此乃发掘《诗经》之微言。
2.重视家法
皮氏治经重视家法，主要体现在他的郑学研究中。皮氏对郑学格外重视，他作《六艺论》、《郑志》等各种疏证，“以存郑氏一家之學”。皮氏认为郑玄经学对于认识经学之家法有着重要意义，他首先对郑玄混淆经学之家法加以批评，认为郑玄和同今古，致使经学家法不明。然在皮氏看来，郑玄经学对于考察经学之家法有着积极意义，他说：“汉后三家尽亡，二传殆绝，若无《毛诗》、《左传》，学者治《诗》、《春秋》，更无所凭依矣。郑君杂糅今古，使颛门学尽亡；然颛门学既亡，又赖郑《注》得略考见。今古之学若无郑《注》，学者欲治汉学，更无从措手矣！”皮氏指出，郑玄治经虽混淆今古，不守经学家法，然通过考察郑学，则可回溯汉代今古文之家法。
又皮氏《汉碑引经考》引诗部分在自己按语中论及经书的家法。如他在考据中列出了三家诗的说法，《费凰别碑》：“悠悠歌黍离。”皮锡瑞考曰“《黍离》：'悠悠苍天。锡瑞案：三家诗不以《黍离》为闵周。《新序》：'卫宣公子寿闵其兄伋之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是也。王伯厚《诗考》以刘向所传当为《鲁诗》。《说文引韩诗序》云：'《黍离》，伯封作也。陈思王《令禽恶鸟论》曰：'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今据碑引此持以悼费君，下又引《黄鸟》诗经，必不同毛闵周之义，或当用韩诗也。”
3.解《诗》“征诸实”
晚清经学家中的不少人治经以今文为重，然从治经的形式上看，亦有汉学的风格，如重视文字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证。皮氏多采用疏证体以解经。如于《六艺论》、《郑志》等，皮氏均采用疏证体作解义。从皮氏为经注经说所作疏证来看，大凡经、史、子、集之相关者，皮氏均多加征引而不厌其烦。疏证体的特点是博采古注对经注经说加以疏通证明，而不多发议论，皮氏采用这样的解经体式使其解经内容多是渊源有自，而非师心自说。故叶德辉称皮氏“平生著作等身，实事求是”，以皮氏所作《六艺论疏证》是“考订残阙，别白是非，无一语不求其安，无一字不征诸实”。
四、皮锡瑞《诗经》学的当代价值
皮锡瑞的现存著述有400多万字，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不仅翔实地记录着他个人的生平经历、政治思想、社会生活和学术成就，而且对于今人了解和研究晚清的政治、经济、学术、教育、文化和社会变迁，也是一份宝贵的资料。经学著作构成皮锡瑞全部著述的主体，且它们绝大多数属于笺注、考评、疏证，虽颇为繁碎，但内容专门，值得深究。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本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部分诗歌，共三百零五篇。两千多年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诗经》加以研究，形成了一门学问——《诗》学，相关论著数不胜数。前人研究的角度多样，或着眼于文字、音韵、训诂，或着眼于文学、修辞，或着眼于地理、名物。清代《诗经》学多以考据为主，通读十三经的皮锡瑞对待《诗经》有其独到的看法，不论是从他论诗、引诗的考证方法中，还是从他对郑学注诗的疏证过程中，都能发现皮锡瑞对《诗经》学的基本问题、汉宋《诗经》学的特点等都做了研究，在疏证中还对有清以来宗主郑学学者之说多有引用，为后学提供了诸多便利，是晚清郑学研究史上的一大功臣，其很多观点对于今天的《诗经》学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盛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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