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眼里的湘学者
作者：万辉华
在晚清到民国，湖南学者的经学、小学、书学享誉学界，连以“疑古”著称的钱玄同，都不得不佩服王闿运、皮锡瑞等人的“功夫”。《钱玄同日记》三卷，既记录了他在京城大学执教，在整理国故时，几乎天天与湘潭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见面，切磋学问，不时与长沙籍的学者杨遇夫先生茶聚吃酒，也是话题不离音韵与简化汉字、拼音字母的规范书写。
钱氏只活了54岁，从少年时代起，身体羸弱，日记中常常写到他患病治疗，即使人到中年，仍然如此。然而，他一面与病魔作斗争，天天也是手不释卷，经史子集都爱买，都选择性地阅读，晚清治经学的大师王闿运、俞樾、皮锡瑞、王谦益、叶德辉等人著述或编辑的丛书，难逃他的法眼，他比较鄙视叶德辉，认为此人既是“翼教”的首领，保守派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私生活很不检点，因此，除对他的“书话”看好外，其人在他的眼前似乎不屑一顾，然而，钱玄同对王闿运、皮锡瑞等大多予以正面的评价。
1909年的钱玄同尚在青少年时期，正是求学渴望知识的时期，科举之路虽然断了，但是，晚清读书人遗传下来的对经学、小学的不懈追求，却没有断裂，他在日本留学，前几年拜了章太炎这位古文大师为师，却对湘派学者的今文著述仍感兴趣。
他在1909年10月的一则日记里，写道：“在师处，见善化皮锡瑞之《经学历史》，皮氏乃治今文者，其书似讲义体，较之刘申叔之《经学教科书》有类稿案者，盖远胜之矣，略看一过，拟购之也”。
要知道刘师培（刘申叔）当时其经学与章太炎可以齐名的，以至于黄季刚后来还拜比他大二岁的刘师培为师。而皮锡瑞的经学水准却在刘申叔之上，这个判断，在当时可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毕竟皮氏已作古多年，而申叔正当红，其弟子也是如云。一个未出道的学子却如此不讲人情世故，可见钱玄同是一个率直的人，一个认“真理”的人。
他说到做到，过了几天，他便借到皮锡瑞《经学通论》五册，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也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看法，“融会全经，分别今古，是治经必需之书，以之为治经学之先导尤佳，不误人歧图也”。
皮锡瑞的经学也是受了王闿运的启发，他在中了举人以后，连续几次进京考进士不中，想做一个文学家，后来觉得自己这方面的天赋不行，还是效仿王先生治经学，走今文家的路径。他在书院掌山长的同时，刻苦治经，每年都有笺注、新解经学著作问世，让当时在长沙作绅士的王谦益、叶德辉大为惊叹，他们也乐于帮皮氏一把，把皮鹿门的著述经王叶出版，那皮氏在湘鄂赣一带享有经学大师的美誉。
因此，钱玄同虽年轻却眼界不低，他能读出皮鹿门治经的“别开生面”来，这不是信口雌黄的，况且，他一面拜古文大师章太炎为师，而对“敌对”阵容的今文大师的著作予以客观公正之评价，可见是一个追求学术真理之人。
尽管王闿运从晚清到民国毁誉不一，总的来说，因他的今文学影响了廖平，廖平又影响了康有为，因此之故，王氏在今学经学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在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的时候，王氏出任过国史馆长一职，因弟子杨度拥戴袁氏做洪宪皇帝，并代其师签名，让王闿运也成了一个“复辟派”的吹鼓手，受到维新人士以及革命党人之唾弃。
人品归人品，学问归学问。钱氏在这点上是不含糊的。比相对皮氏的推崇有加，钱玄同却对王闿运就有几分酷评了。
他在1916年2月份的日记里写道，“取阅王壬秋（闿运）庄子、墨子注二序，虽不至于浅人之诋为异端，顾其持论亦多外行语。此公文辞虽有声誉，顾一味模仿，不是自立，学问之事更非所知，较之其徒，廖季平不可同年而语。”
钱玄同在三大卷日记里，多次提到王闿运的经学，褒贬不一，也许与他的阅历加深，学问增长，一些看法会发生变化，这不矛盾。
他认为曾纪泽的篆书已超越其父曾国藩，这也是的论，与书法界的看法大致相同。
对杨度之弟，也是王闿运的弟子杨仲子，钱玄同认为此人，不过是夸大的名士遗老而已，“大概会写几个字，画几笔画”。对比自己年长几岁的符定一，只吃饭喝酒，不多予置评，也许是不评少评同代人，因他们还没有活在历史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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