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岛屿读书#
《随园诗话》是袁枚晚年撰写的文学批评著作，清代影响最深远的诗话。
主张“性灵”，认为诗在骨，不在格，学诗难在“忘韵”
最早读《随园诗话》，是被“性灵”二字吸引过去的，想探个究竟。
细读才发现，本书的作者随园主人袁枚主张“性灵”学说，反对拟古和矫饰，倡导抒写胸臆，表达真性情，重在“真”“活”“新”，而不太注重格律的形式。
他认为： 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又说：“有格无趣，是土牛也。”只是这“趣”也“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
读到这些，只觉得相见很晚，又让我想起自己在写诗之初的种种遭遇。最开始我根本不懂格律，将写出来的诗拿去投稿，经常被拒。后来，我通过研究唐诗宋词，再加上向大咖们学习，慢慢地懂了一些规则，再写出诗词来，不用投稿，也时常会被主动收录。
但实际上，我至今仍觉得，困在格律的条条框框中，实在施展不开“拳脚”，总有写不痛快之感。我一直想找一种“不必刻意追求格律形式，又能胜在意境上”的平衡之感，很遗憾，至今也没能找到。
但当我又读到:“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我便不再强求自己了，因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刻意就能寻见的，它需要时光的打磨，又或者说缘分还没到。
随园诗话
有时候，我看到别人在那里炫技，堆砌词藻，常常嗤之以鼻。想来袁枚的脾气跟我还是很相似的，他做诗也不喜叠韵、和韵以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
他提倡好诗要有好韵，作诗应自由选择流利响亮的韵，舍弃哑滞、晦僻者。他也觉得用韵一旦受约束，就不得不凑拍；一旦凑拍，就难免失了真性情。
我在写诗的过程中，就经常为了凑韵或是符合平仄要求，而去改字，有时候这么一折腾，就难免词不达意，言不由衷了，很是无奈。常常觉得作诗填词能得一、二佳句已然不易，整首却很难让自己满意。
个人认为，学诗的过程和练武十分相似。众所周知，练武功必须先扎好马步，从一招一式开始学起。学诗也一样，你得先了解诗词格律和基本规则，从读诗、品诗，再到写诗，改诗这么一个过程。
然而，当你到了一定高度，又要忘记那“一招一式”，把“武功”练于无形之中，这样对手才看不出你的套路，你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同样道理，若能达到类似这种境界，写诗才能写出新意，达到“性灵”之境。
但是，要想做到“忘韵”是非常难的。就像《 射雕英雄传 》里学会了“九阴真经”，又要拼命忘掉的老顽童。书中说他最终忘掉了真经，但其实他后来跟杨过切磋的时候，无意间又使用了里边的一招功夫——大伏魔拳法。通过举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忘不是办法，这太难了，只有把它变成营养吸收了才是正解。至于这个吸收过程的长短就得看个人悟性的高低了。
自古文章所以流传至今者，皆即情即景，如化工肖物，著手成春，故能取不尽而用不竭。
主张个性论，不提倡多用典故
1、把“为人”和“作诗”进行对比，认为诗人须具有自己的个性，即'作诗，不可以无我'。
为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则俍用之病多：孔子所以“无固”、“无我”也。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韩昌黎所以“惟古于词必己出”也。北魏祖莹云：“文章当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不可寄人篱下。”
2、艺术创作重在意，须有独创性，“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
在立意上，袁枚还有个比喻，他把意比作主人，把辞采比作奴婢，主人弱而奴婢强，再多奴婢也唤之不动。诗言志，情生文，文生韵，也是一样的道理，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分清主次关系。
要想做出好诗就要去陈言、出新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总用老祖宗的那一套旧东西，而要有自己独到的新思想和新意趣。
关于用典他讲了个笑话:博士卖驴，书券三纸，不见“驴”字，此古人笑好用典者之语。他的主张是:“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尝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
随园主人还把用典比作陈设古玩，主张要把典故当作“古玩”一样对待，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再好的东西，你乱放，它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孔子所谓“绘事后素”也，意思是先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
另外，袁枚还举了用典切而雅的例子:王载扬接家信，知两子孪生，喜赋诗以寄云：“可无致语来清照，会有明妆避伯喈。”
正所谓“神韵可味，无迹象可寻”。用典最好也能用得不着痕迹，切不可为了用典而用典。如果你的诗可言志，不用典故也无妨。
总之，如果你能把典故用得妙，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那就用，反之还不如不用。
袁枚有“诗才论”:对诗人有自己的定义，认为诗人需要灵感，但不否认技巧可以通过锻炼来获得
1、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
2、诗人少达而多穷，亦不失赤子之心。
3、诗人爱管闲事，越不要紧的越好，凡事总爱问个为什么？
4、诗人善体物情，广见博闻。
5、所谓诗人者，非必其能吟诗也。果能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如其胸境龌龊，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字，连篇累牍，乃非诗人矣。
袁枚认为诗人抒写性情须有灵感触发。
他说:“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不比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
他还说:“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
袁枚认为写诗要有真性情，自然天成，天籁最妙。还举了陈竹士《山中口占》的诗为例：“酌酒松树阴，醉卧云深处。人闲云不闲，松边自来去。
与此同时，袁枚还认为这性情与学问、人巧与天籁,又相互联系、相互结合,因此诗人还是应当多读书:“凡多读书为诗家最要事”。他还强调:“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也。”
袁枚也不否认技巧的锻炼,认为“人功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功求之”。
没有大家的偏见，眼界相对开阔。
由于《随园诗话》认为诗是各适性情的产物，而性情不同的诗人，即便是大家，所作仍有所擅长及其短处。
所以袁枚不盲目地推崇大诗人，他评价诗人多有切中要害之言。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词，读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
他对诗的风格体制，亦持一种眼界相对开阔的态度。在选取诗材时，广取各家之诗，种类繁多，各有特色。
他认为“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作诗者必知此二义，而后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
他说诗是偶得的同时，也讲诗人需要天分。“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天分低者，虽童而习之，无益也。”在这里，袁枚毫不留情地指出有才之人与无才之人间的巨大鸿沟。
在作诗风格上，他主张作诗不必局限于一种境界或风格，应该“相题行事，能放能收”，对于不同类型的诗歌题材、体裁，也应当选择恰当的风格、境界与之相匹配，做到收放自如。
《随园诗话》又指出学诗不可能无弊。而救弊的最佳方法自然是“吸诸家之精华，而吐其糟粕”。但这显然不太容易，所以他接着提醒我们：“大概杜、韩以学力胜，学之，刻鹄不成，犹类鹜也。太白、东坡以天分胜，学之，画虎不成，反类狗也。”
所以，他认为学诗应当各随性情。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有我”境界:“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可见作诗的独创性，找到自己的风格，才是救弊的最好办法。
由于本书采用的是随笔式，内容虽全，但也比较杂和散：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随园诗话》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如今随园主人虽不在了，随园也早已荒废，但《随园诗话》却成了诗论专著和风靡一时的畅销书，每每读之总有常读常新之感。
作者简介：
巧说诗语，也叫青侠，诗词爱好者，文艺逐梦人。既能豪爽交友，也可静心读书，闲时随便写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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