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达哉乐天行》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谈到自己的读书体验“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好读书不求甚解常见，但后半句却不是很容易碰到，读诗尤为如此。读诗是一件美事，寥寥数语就能带给读者无限想象与思考。我床头常放的几本书中就有一册《唐诗三百首》，想起来就读几首，但自己却很少能背诵下来，糟糕的记忆力唯一的好处就是每次读都觉得精彩绝伦。这本书的扉页上有自己誊写的一首《达哉乐天行》，我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这首诗，也经常推荐给遇到挫折的朋友们，更为这首诗没能入选《唐诗三百首》让更多的人品味而遗憾不已。
　　此诗为71岁的白居易于武宗会昌二年 （八四二年）在洛阳所作，全诗为“达哉达哉白乐天，分司东都十三年。七旬才满冠已挂，半禄未及车先悬。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二年忘却问家事，门庭多草厨少烟。庖童朝告盐米尽，侍婢暮诉衣裳穿。妻孥不悦甥侄闷，而我醉卧方陶然。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都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半与尔充衣食费，半与吾供酒肉钱。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未归且住亦不恶，饥餐乐饮安稳眠。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全诗读来一幅知足常乐的老人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觉得古人也有着这样可爱的一面。本人不是索隐一族，但是读这首诗多了还是觉得好像并非仅仅为了表达表面的这层含义，这不是白居易的创作风格。查找大出版社现已出版多种诗词赏析、赏读著作，关于此诗的解读也不甚了了，常见的解读是“诗人以刑部尚书致仕，给半俸，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小结和身后之事的安排，诗人的达观、幽默可见一斑”。关于诗中“半禄未及”的解读为“唐制，官僚退休，照发半俸。然此只是官样文章，实际落空的很多，意思是发不到”。诗中“二年忘却”为什么不是三年、五年或十年等诗词中常见的计数；为什么是“甥侄”而不是其他人的代称，这在现有著作中不曾见到分析。这首诗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就在这几个地方。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首诗，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白居易不平凡的一生。755年的“安史之乱”对当时社会造成的冲击常见于杜甫的诗词，其实杜甫的大半生还是生活在战乱之前。白居易生于772年，“唐代盛世”已在十年的兵革摧残下完全破灭，继之而来的是战乱、灾荒、饥饿。此时期，藩镇跋扈，自行废立，诗人一生共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可谓是“时难年荒世业空”。白居易的祖父白鍠是当世有名的文人，官至华台节度使，曾有十卷文集传世；父亲曾作徐州别驾、襄州别驾，二人都是明经出身，由此可见诗人出身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对接受封建时代文化教养有较好的条件。“读儒书、履儒行”的科第出身和终身未曾脱离官场的仕途经历，决定了诗人以儒家思想为其思想主干。诗人一生饱经时世艰难、仕途挫折，带着政治抱负无法施展的苦闷心情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一条现实的道路。诗人的现实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在仕途上的现实。后世士人大抵遵循孔孟的教诲去践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世事艰辛，出仕虽有宦海风波之险，但归隐更有生计无着之虞。诗人对此有着深刻的理性思考，并做《中隐》诗“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其次诗人对于生计问题始终持务实态度。“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行道佐时须待命，委身下位无为耻。命苟未来且求食，官无高卑及远迩”。正是着眼于生计问题，诗人终身未曾脱离仕途。最后是体现在诗人的诗词文章上，现实和写实是诗人创作的一大特色，是我国文学史上“通俗派”最早的一面旗帜，现实主义诗人的称号可谓实至名归。诗人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乐府序》中强调“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对白居易的生平有了大概了解后我们再来看这首诗。这首诗用典不多，用语平实，字面含义不难理解。我觉得现有著作对该诗的解读不够准确和全面，问题就出在对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判断有误。《白居易年谱》载“会昌二年壬戌（八四二），七十一岁。在洛阳。以刑部尚书致仕，给半俸。有《佛光和尚真赞》《闲乐》《北窗竹石》…… 《达哉乐天行》……”。这些记载确认了会昌二年诗人致仕，该年创作了这首七古，但是这两件事发生的先后顺序却没有明确答案。
　　我们接下来再细细地读一下这首诗。分司句客观陈述了诗人的后期宦途。七旬句也明确了自己已辞官退休。半禄句可能并非现有著作中分析的那样，放在后面再给结论。二年句的二年从何算起？按诗人的创作时间看只能是从会昌元年算起，这一年诗人的生活有什么变化？会昌元年春诗人“罢少傅官，犹未致仕，故无俸可领”，这在诗人在会昌二年的另外一首诗 《醉中得上都亲友书以予停俸多时忧问贫乏偶乘酒兴咏而报之》中可以得到证明。诗中所称二年确为写实，实指自己停俸的两年来。诗人因罢官才 “门庭多草”，停俸而“厨少烟”。庖童、侍婢句在评析著作中被解读为“极力强调自己的家贫，无非是向世人表白自己的清廉”，我觉得值得商榷。诗人可能有这种意图，但作为写实派的大家，其作品多因情而起、为事而做，这两句包括下面的妻孥句都应有写实的成份。当诗人两年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维持一个官僚家庭的正常生活并非那么容易，家庭唯一收入来源断绝问题在家庭内部不可能不引起一些反响，这在诗人亲朋好友的来信问询中也能得到证明。甥侄句引出会昌二年“婿谈弘暮亦殁，女阿罗自太原来归”，该年另外一首《谈氏外孙玉童》也可佐证。起来句到仿佛句的生计筹划虽然看上去像是跟家人交代生活安排，但却更像是一种对外界的表白。一是亮亮自己的家底，向世人表明自己确实为官清廉，二是提醒朝廷应该尽早落实自己致仕的事宜，作为一生为家庭生计奔波操劳的老人，不可能坐吃山空。半与句到达哉句畅快淋漓地展现了诗人豁达、乐天的一面。这份达观可能也并非是仅仅为了展现自己的人生态度。诗人一生不离宦途，政治永远伴随着他。从宪宗元和时期延续下来的朝廷官员朋党之争十分激烈，穆敬文武诸朝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牛李党争”，两党交替进退，整整折腾了将近40年。牛党一派以牛僧孺为首，白居易年谱载会昌二年“三月，牛僧孺除东都留守至洛阳。居易屡赠诗。”李党一派以李德裕为首，会昌二年时任宰相。牛李两党在出身上前者重进士，后者重门第；在政治上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两党成员互相攻击，意气用事，是非蜂起。会昌二年武宗意用白居易为相，被李德裕以“居易衰病不任朝谒”阻拦，李德裕为表明自己所言非虚提出可用白居易的新诗作证，可见诗人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出政敌的视线，而诗人也在密切注视着朝中所发生的一切。吾今与眼昏句均为写实，也像是对李德裕说辞的一种回应。这两句自然引出诗人对自己残年无多已有清醒客观的认识，《感旧并序》中诗人很是伤感地写道二十年间自己的好友“凋零共尽”，在后作《问诸亲友》中写道“七十人难到，过三更较稀”。官宦一生的诗人在此时“但恐”的绝不仅仅是“钱用不尽”，更是对自己一生政治地位迟迟得不到朝廷确认的惴惴不安。当年九月白敏中改兵部员外郎，十一月加知制诰宣告了诗人政治生涯已到终点，现在能等待的也只有自己能以什么官衔致仕了。
　　我的判断是这首诗写于诗人以兵部尚书致仕以前而非致仕之后，并有可能写于李德裕阻其拜相以后。如此看来这首诗更像一封公开信，写给自己、家人、朋友、朝廷和政敌，让自己宽心、让家人安心、让朋友放心、让朝廷关心也让政敌少些戒心。白居易论诗根于情、系于政，强调功利（功用），为现实服务的基本点在本诗中均有鲜明体现。诗人在正式致仕后写了《刑部尚书致仕》“迷路心迥因向佛，宦途事了是悬车。全家遁世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还写了一首《初致仕后戏酬留守牛相公并呈分司诸僚友》可算是给自己和朝中友人各有交代。致仕后第一年为牛僧孺作《太湖石记》，第二年施家财开龙门八节滩以利舟楫，第三年于洛阳履道里第为“七老会”，第四年卒，赠尚书右仆射、下太常、谥号文，葬龙门香山，宣宗写诗吊唁“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不失为一位知足常乐的人，在中晚年之后经常在作诗与参禅学道中打发时光，但满纸豪迈与达观的《达哉乐天行》背后有多少无奈和苦闷也只有他自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