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著名政论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在《君主论》中指出，君主应懂得权谋，既要有狮子般勇敢，又要有狐狸般狡猾，不能被谄媚者蒙蔽或左右。说着容易做起难，不然，为何历代皇帝都难以跳出外戚或宦官专权这一怪圈呢？
汉元帝去世之后，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汉成帝。成帝时代，石显被逐出朝廷，宦官势力急剧弱化。但汉成帝荒淫奢侈，个人品德远不及元帝，而优柔寡断却过之而无不及。有史家说：“汉治陵夷，始于元帝，而其大坏则自成帝。”究其原因，就是成帝过于倚重外戚，权柄被外戚掌控。太后王政君的八位兄弟（除王曼早逝外）无不位高权重，其中五人居然同日被封侯；王氏子弟分别为卿、大夫、侍中、诸曹，占据要职，遍布朝廷。外戚得势，专横跋扈，骄奢淫逸，政治日益腐败。西汉政权最终难以为继，以致外戚王莽取而代之。
后来，经过重新洗牌，政权又落入刘氏皇裔手中，东汉王朝得以建立。不过，东汉免不了重复西汉的故事，几位有为君主开创“中兴”局面之后，继任君主又开始重用外戚与宦官，到了桓、灵两帝时期，宦官与外戚两股势力已将国家折腾得千疮百孔，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从而进入战乱频仍的三国时代。
直观上看，西汉的衰败始于汉元帝，因为他在位时宦官专权。若要深入思考，就会发现病灶其实源于汉武帝，或者说是汉武帝埋下宦官专权的祸根。汉武帝后期，为了强化皇权专制，同时，兼顾个人享乐，特地建立中书尚书制度，任用宦官担任中书令，朝位在丞相之上。从而降低了丞相的地位，削弱了丞相的职权，进而形成“内廷”与“外朝”，重大事项由“内廷”决策，外朝只是奉旨行事。这样的制度安排显然不合理，但汉武帝是颇有雄才大略的强人，可以收放自如，宦官职权再大，只能牵制丞相，而不能动摇他的权威，如同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后来汉昭帝即位，有强势的霍光执政，也不会出问题；汉宣帝聪慧睿智，刚柔相济，也能掌握大局。然而，汉元帝优柔寡断，过于宽厚，重用宦官的问题就不免暴露出来。
石显之所以“议论常持故事”，就是秉承武帝时故事或先例，为自己擅权寻找法理依据。同理，汉武帝重用外戚不出问题，宣帝重用外戚也不出问题，而成帝重用外戚就出问题，关键在于汉成帝只是汉元帝式的常人，而不是武帝式的强人，宣帝式的英主。
综观历史，也不能过于责怪汉武帝做出那样的制度安排。毕竟被宦官祸害的王朝不只是西汉、东汉。
除了宋朝，汉人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几乎都葬送于宦官手里。秦朝急剧灭亡，宦官赵高无疑是罪魁祸首。大唐分崩离析，病根在于宦官与藩镇两股势力。明朝走向衰败，也与宦官专权分不开。
有意思的是，太祖朱元璋明确立下“宦官不得干政”的禁令，告诫子孙必须遵循。而有明一代，宦官干政最为猖獗，为害最为剧烈。
所以，从更深层次反思，宦官干政问题，并不在于宦官本身，而应从根本制度（帝制）找原因。毕竟宦官是依附皇帝而存在的，是倚仗皇帝而发挥作用的。对于古代皇帝而言，稳固自身皇位是其核心利益，为此会有诸多顾忌。重用皇族宗室，担忧他们觊觎皇位；重用士大夫，害怕出现权臣；而宦官是自己身边人，他们没有家室，似乎值得信任。殊不知，宦官这种受过宫刑的特殊群体，人格与心理已然变态，重用他们势必带来更大危害。遗憾的是，这样的故事在帝制时代不断发生，明知前朝因此衰亡，后世君主却仍旧效仿，重蹈覆辙。
回头再看汉元帝，既然在他前后都出现过宦官为害问题，那么就不完全是他个人原因。如若国家兴亡仅维系于某一个人，说明这个制度安排有问题。好的制度安排，即便是常人，也能进行有效治理。而古代帝制，似乎只有明君或强人才能“治”，否则就会“乱”，这充分证明帝制本身有问题，毕竟明君或强人可遇而不可求，更多的是常人。所以，要使国家处于长治久安状态，关键在于根本制度的安排。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治理体系，并确保该体系有效运行，才能走出兴衰交替、治乱循环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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