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脑之复杂，不亚于宇宙。从古至今，脑科学都为人留下了诸多谜题，智商就是其中之一。
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东亚人、非洲人、拉美人和爱斯基摩人都被扣过低智商的帽子；而今种族主义被关进小黑屋，科学研究依然会测出黑人智商比白人低的数据。难道聪不聪明真是命中注定？
事实上，先天遗传对智商的影响远逊于后天环境。脑子好不好用，由人不由天。
犹太人的迷之智商
中国流传着众多都市传说，其中有条就是“犹太人都是高智商”。一些来源不明的网站大肆宣扬“经过科学测试，犹太人平均智商达117以上，碾压其他民族”，并用爱因斯坦和各行各业的犹太裔精英来佐证。
市井传言的迷雾其实早被科学拨开，犹他州立大学的遗传学和人类学教授亨利·哈普（Henry Harpending）发现：犹太人平均智商107。考虑到他们优渥的经济条件、丰沛的教育资源以及向来不弱的政治影响，这个数字并无惊艳之处——毕竟14亿中国人也能均出105。
在智商方面，犹太人虽然没有让其他民族抬不起头，但族群内部却产生了鲜明的智商分层。欧洲犹太人在各类智商测验中全面压制北非、以色列的同族，长期在言语、逻辑、数字等项目中霸榜，门门高出5分以上。就算移民到美国，欧洲犹太人的智商总分依然领先其他犹太人14分。
对此，哈普教授在2005年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解释：欧洲犹太人的高智商可能是致病基因的副产品。
中世纪以降，欧洲犹太人拒绝与外族通婚。在封闭的生殖环境中，他们成为各种神经类遗传病的高发人群。每14个欧洲犹太人中，就有一个携带高雪氏病的致病基因。泰-萨二氏病的发病率达到了1/3600，而尼曼-皮克病则高至25‰。这些疾病在世界上其他地区都属于罕见遗传病，发病率仅有0.65‰-1‰。
高雪氏病患者的骨髓细胞中堆积了大量脂类，以至骨质下降，肝脾肿大。贫血和骨折终日困扰他们。罹患泰-萨二氏病者会在肌肉强直反射中渐失运动能力，还面临着失明的危险。尼曼-皮克病则导致神经鞘磷脂代谢障碍，中枢神经系统病变。部分患此病的幼儿智力低下，缺乏行动能力；成年患者虽无智力之忧，但并发症带来的肺部感染和腹水威胁着他们的健康。
在一系列致病基因的引导下，犹太人的神经细胞鞘脂过度生长，阻碍神经信号传递。只出现一个致病基因的副本时，神经突触的生长仅超出正常范围的10%。此时疾病呈隐性，不影响健康，反而会强化脑细胞的连接，提高智力。但当致病基因的副本成对出现时，相关疾病显现。不过，患者的智商依然要比一般人高不少。
这些欧洲犹太人的常见遗传病与肌张力障碍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 神经科学家埃尔德里奇（Eldridge.R），是《神经学前沿》（Advances in Neurology）的主编之一。他在罹患扭转性肌张力障碍的犹太病患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患者智商平均121，比健康犹太人高出10分。神经科学家瑞克兰（Riklan.M）同样在《神经学前沿》刊文表示：有此类家族遗传病史的青少年，在智力测验中均分117，远超平均水准。
部分欧洲犹太人勉强算实现了高智商的代际传递。但这却是病魔作祟的结果，而非智慧女神的眷顾。对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其他族裔来说，智商不受遗传的决定性影响。
即便父母智商高企，子女的智商大概率会落入中庸。早在1982年，《行为遗传学》（Behavior Genetics）公布的数据表明，母亲智商与孩子智商的相关性只有0.464，父亲则是0.423。这两者在统计学中算不上强相关，无法证明高智商可以遗传。
智商是一种多基因控制的性状，它尤其与性染色体息息相关。X染色体负责大脑建构，它与智商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但在人类繁殖过程中，X染色体会不规律失活，携带高智商的基因片段也无法保证可以完整地传递给后代。再加上细胞的分裂与重组，来自祖祖辈辈的X染色体揉杂在一起，让遗传这件事变得更加复杂。
显色后的人类男性染色体组型，其中红色框标出来的就是X染色体。/ Wikipedia
孩子得到的决定智商的X染色体，并不只是母亲的，还夹带了外公外婆的基因片段。经历多重随机后，家长和孩子有关智商的基因中，既有相似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这注定了父母的智商不可能百分百遗传给后代，再高都不行。
不过，放眼全人类，这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基因多样性由此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极端基因不会因此稳定出现。也许这就是进化的奇妙之处：虽然它没有把每个人都铸造成天才，但也让不少人避免了沦为白痴的厄运。
智商并非天定，这一点，已在昆士兰大学的邦本.本雅明（Beben Benyamin）教授领导的研究中得到证实：遗传中单核苷酸多态性对智商的解释仅占22–46%，其他决定智商的因素就要在后天环境中寻找。
英国14岁男孩儿Paulius Zabotkiene智商测试结果显示其IQ162，超过霍金、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但他的父母都是普通人。/ 被外因操控的智商
遗传尽其所能地保证了人生而平等。不论是性别，还是种族，亦或是地域，都不会劈出难以逾越的智商鸿沟。
2015年，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薛勇教授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973名学龄前儿童进行智商测试，发现：同一地区男女之间的智商差最大不过3分，半数调查区域的女童的智商还高出男孩1-2分。
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地区。格雷格.邓肯（Greg J. Duncan）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知名教育学教授，他在1996年的调查表明，五岁以下的黑人孩童智商最多比白人的低1个标准差。
似乎一进入成年人的世界，智商一改常态，看人下菜。生活中也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智商偏见。“黑人肯定智商低”。“山村人智商低理所当然”。“女的不适合这个专业，脑子跟不上。”
为什么苗圃中同样的花草卖出去后，有的茁壮成长，有的却奄奄靡靡？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外部环境的影响。
肖恩.里尔登（Sean Reardon）在罗素圣人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赞助的一项研究中查明：上世纪四十年代，黑人与白人的智商标准差是收入的2倍，这一数字在2003年时缩减了一半。看来，随着收入的增加，黑人与白人的智商数值差异也在不断缩小。
看来，智商主要由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决定。
首先，营养水平的提高对智商的促进不容忽视。乙酰胆碱和蛋白质对大脑发育不可或缺。生活中想要获得它们，就要多吃贝类、鱼类、蛋类和坚果等平均价格较高的食物。
想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供给，经济上首先就要过得去。/ Wikipedia Commons
奥斯陆大学的乔恩.马丁.松诺兹（Jon Martin Sundet）在2004年发表了一项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上世纪五十年代，挪威人的生活条件不断变好，平均身高176.5cm；到了1987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79.6。而智商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从12分-19分不等。
其次，医疗条件的改善对智商的提高有着莫大的帮助。2010年，新墨西哥大学的博士生克里斯托弗.埃皮格（Christopher Eppig）指出：疾病，即便是非直接影响智力的疾病，也会影响人的智商。
糟糕的医疗卫生条件会无休止地恶化疾病对智商的影响。格兰特.斯蒂恩（R. Grant Steen）著作等身，先后在北卡莱罗纳大学和杜克大学医学中心任教。2009年，他发布了自己在世界范围调查的数据，估算出疾病对智商的具体损害：疟疾治不好，智商降低23点；铁元素不足，智商下降9点；患血吸虫病，损害智商19点；有囊尾蚴病，智商再降17点……
再次，教育对全社会智商水平的提高功不可没。以当今世上人才大国、也是智力大国的美国为例，上世纪五十年代，高中毕业率仅有50%，八十年代飙升至85%。五十年代仅有6%的人获得学士学位，但到了本世纪初，这一数字是28%。
落后国家的智商，受教育之恩惠更大。1984年，26%的肯尼亚母亲是文盲，仅有7%接受过标准八年制教育；到了1998年，文盲率降至9%，接受八年制教育的比例升至18%。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改善了家庭教育的质量，让肯尼亚儿童的智商提高了整整26点。
将视角落到家庭这个“小社会”，就能发现：虽然父母的智商不能决定孩子的智商，但学历可以。2007年，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的樊素莲在《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第22期上发表了多年来的观察研究的成果：父母学历均在本科以上的儿童，其智商很少会低于100；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下降，子女的智商随之降低；一旦父母都是小学文化水平，子女的智商连上95也难。
从行为学出发，智商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高智商需要更多正向刺激。家长的文化水平虽然与智商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与营造智商发育的积极环境有关。
受教育程度越高，家长眼界越开阔，懂得正确的教育方式，熟悉优秀的文化产品，从而为孩子创造更优质的文化生活条件，对智商发育提供积极的引导。而学历往往决定了职业选择，文化程度较高的父母从事的职业也不会太差，从而为孩子的精神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
2013-2015年间，由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牵头发起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调查了陕西农村中1808名儿童的智力发育状况，惊觉当地认知发展滞后的比例达到了53%。而在河北与云南的贫困地区，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认知滞后的比例分别是55%和60%。
在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桃下镇马跑泉村，有着六个孩子的李明荣一家人就住在这个破旧的房子里。六个孩子两个智障，最大20岁最小六个月。/ 在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桃下镇马跑泉村，有着六个孩子的李明荣一家人就住在这个破旧的房子里。六个孩子两个智障，最大20岁最小六个月。/ 孩子们的生活环境与这样的僵局脱不开干系。贫困地区的父母被迫外出打工，制造了大批爷爷奶奶看管的留守儿童。老年人对儿童的养育认知还停留在吃饱穿暖的阶段，无心也无力关顾孩子们的智力发育。
2008年，REAP派出项目组，走访了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调查发现，57%的幼童没有做好接受小学教育的准备，启蒙教育均值仅有64分，比理论最低值还少6分，更远差于城市地区的均分100。缺乏学校教育的系统刺激，孩子们的智商不落后才是怪事。
一言以蔽之，只要出生条件优渥，即便天赋平平，但吃得好，睡得饱，念精英学校，看老牌名医，智商很难泯然众人矣。
智商崇拜的时代
人类的智商呈正态分布。仅有2.3%的人智商超出130，享受天才的称号，也仅有2.2%的人智商低于70，被扣上白痴之名。剩余95.5%的人处在平平常常的中间地段。他们虽然能逃过低智商带来的种种不幸，但也享受不到高智商赠予的各色好处。
四十岁后，人的认知能力走上下坡路，以致晚年的世界失去色彩。即便如此，高智商人士的老年生活还是更鲜艳一些。因为高智商踩住了大脑中灰质与白质损耗的刹车，各项智力机能的下降得以放缓。
当然，高智商也会给人带来麻烦，比如总对生活感到不满，与周遭格格不入。但那可能不是你的错，因为智商的增长会降低容忍蠢人蠢事的能力。60分的低智商者对生活的期待值不到40；智商90的人对生活的期待能达72，而智商110的聪明人对生活充满了极高的渴望，期待值足有80强。
相比血统和军功决定成败的古代，如今算得上是对高智商人士最友好的年代。发达的消费社会为他们高出常人的生活期许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而今天知识经济的浪潮中，智力的高下决出收入的厚薄。比如，在编程、金融等公认的高薪行业，高智商者常常拔得头筹。
2008年，美国劳工统计局对非西班牙裔的白人男性的调查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智商正常的范围内，将白人男性分成了10级。智商最低者，年收入仅4万美元出头。当智商“升职”到第四级时，收入足足翻了一番。而享受顶级智商的男性，也享受到了顶级的收入：年入16万美元之多。
2015年，密歇根大学的大卫.汉布里克（David Z. Hambrick）教授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文称，高智商群体更爱锻炼、更偏好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或许出于本能，因为影响智商和行为习惯的基因可能部分重叠。
由是，高智商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免死金牌。智商115的人比智商100的普通人活到76岁的概率高21%。在美国，高智商群体的死亡率比非吸烟者低56%，比健身人群低47%，比健康饮食者低26%。
高智商者似乎无往不利：身体棒，赚钱多，活得久。智商差异带来的不平等，催生出高智商崇拜的迷思——混得好肯定智商高，反之亦然。
在人类学领域持种族主义观点的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认为进化不仅塑造了人种间不同的形体，还排出了智商的高下。冰川时期，短期内进化不出抗寒基因的人类，只得制造工具来适应环境。生存压力倒逼智商提高。
东亚人的智商被严寒锻炼得一骑绝尘，达到105。欧洲人挨一冻，长一智，以99分位居第二。而那些在热带附近安逸的东南亚人和太平洋岛民算是吃了温暖的大亏，前者的智商是87，后者仅有85，远落后于经历寒冷洗礼的人种。只有54分的非洲俾格米人更惨，坐稳了倒数第一。
这种将智商置于进化之上的观点，正中种族主义者的下怀，为他们歧视其他种族提供了无懈可击的循环逻辑。在斯坦福比奈智商量表中，白人平均智商为103.6，黑人仅有90。换到韦氏成人智商测验，情况依然不客观：白人101.4，黑人86.8。种族主义者便大声嚷嚷黑人是落在进化浪潮后的劣等民族。
纵览历史，黑人可以替换为任何遭到歧视的种族。有数据背书的种族主义者，在这条“缜密”的逻辑中唯一没有考虑到的，是其他种族恶劣的经济、教育、医疗等条件，而这才是影响智商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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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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