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吾乃昊天
虽未列入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古希腊依然堪称是西方文明的源泉。而在众多的希腊城邦中，雅典无疑是群星中最璀璨的那一颗，以至于现在的希腊共和国仍以雅典为首都。
因为在古希腊留给后世的诸多政治遗产中，民主制度可谓是影响最深远的一笔，就连两千年后文艺复兴的领导者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都对其推崇不已，在记录华盛顿等人关于宪法的讨论文件《联邦党人文集》中，“希腊”一词出现了17次。而这种让希腊人引以为傲的民主政体，正是发源于雅典城邦。
平民和贵族的尖锐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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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来的罗马一样，雅典也经历了从王政到民主的政体演变。
雅典最后一任国王科德鲁斯战死后，雅典人废除了国王，改以执政官代之。后来为了进一步限制执政官的权力，又把执政官的任期不断缩减至一年，并把人数从一个增加到九个，分别执掌城邦的政治、军事、司法和宗教权力。
元老院则作为执政官的辅助、监督和咨询机构，由卸任执政官和贵族中德高望重者组成。
废除王政之初，雅典贵族把持了元老院、执政官等重要官职，垄断国家最高权力。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公民大会形同虚设。贵族倚仗特权占有大量土地，不少贫困农民沦为他们的奴隶被贩卖到外邦，一些家境较好的平民靠省吃俭用和做生意在经济上富裕起来，但在政治上依旧受贵族压制。
元老院贵族
平民和贵族的矛盾日趋尖锐，此时的雅典，虽然已经没有了国王，但也绝非是民主政体，而是贵族专权的寡头政体。
贵族在压迫平民的同时，内部也因为各种原因争斗不止，不少贵族为了在角逐中获胜，开始拉拢平民打击另一派贵族。
公元前632年，雅典贵族基隆联合平民发动政变，因为平民的临阵倒戈而失败。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前621年，新任执政官德拉古将习惯法整理修改，拟定了雅典第一部成文法。
该法律修改负债法，将官吏任命由贵族会议选拔改为公民抽签决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贵族之间的斗争，却仍未充分改善平民的权力。
更可怕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德拉古法将杀人、纵火、抢劫、偷窃等都列为死罪，就连懒惰也成了犯罪行为。以至于有人说这部法律是用鲜血而非墨水写成的，后人也经常用“德拉古式”来形容严酷刑律。
严酷的律法没能解决社会的矛盾，平民争取权利的运动此起彼伏。令德拉古始料不及的是，重刑之下，一些平民不惜铤而走险，犯下大罪，社会治安每况愈下。
基隆的岳父——麦加拉僭主（指通过非法手段夺权的篡位者）特西阿真尼为了替女婿报仇，发兵夺取了雅典的军事重镇萨米拉岛。
内忧外患的形势所迫，贵族与平民经过协商，决定推举贵族出身又受平民尊重的梭伦为执政官，主持新一轮政治改革。
梭伦改革和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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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早年在外经商，走访过希腊的众多城邦，对各城邦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了解，让他意识到雅典贵族政治的弊端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萨米拉岛沦陷后，梭伦赶回雅典，当时的雅典当局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下令不许人民谈论萨米拉岛，违者处死。
梭伦和朋友们商量后，通过装疯卖傻和鼓动群众，让雅典执政官废除了不准谈论萨米拉岛的法令，并任命他为指挥官，一举从麦加拉僭主手中收复了萨米拉岛，凭借这一功绩，梭伦成为雅典新的领导者。
受任于危难之际，为了改变雅典的社会现状，梭伦于前594年推行了改革措施：
法律方面，废除德拉古法，只保留关于谋杀罪的条文。
社会方面，颁布解负令，禁止把负债的平民卖为奴隶，因欠债而沦为奴隶的平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已卖到外邦为奴的由城邦出资赎回。
同时，根据财产多寡将公民划分成四个等级，等级越高权利越大。
政治制度方面，恢复公民大会为最高行政机构，设立四百人会议（四个部落各选百人，前三等级公民可以参加）和陪审法庭（所有等级都可以参加）。
经济方面，改革币制，鼓励公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此外，梭伦还鼓励有真才实学的外邦人移民雅典并给予他们公民权；规定父亲必须教会儿子一门手艺，否则不许接受赡养；没有子女的公民可以把财产赠送给其他亲友等。
梭伦的改革打破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也让平民摆脱了债务负担，更多地参与到政治决策。但下层平民（主要是农民）的地位因为依财产而划分的等级制度并没有得到太多提高。
梭伦卸任归隐后，雅典贵族内讧再起，经过反复激烈的角逐，梭伦的远房亲戚庇西特拉图胜出，在雅典首次建立起僭主统治。
对雅典民主政体的发展而言，庇西特拉图的影响是双面的。
一方面，僭主的独裁统治的确与民主政治背道而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庇西特拉图在夺权和执政过程中，清洗了不少贵族政敌，客观上削弱了贵族的力量，而且和梭伦一样，身为贵族却倾向于平民的庇西特拉图在统治期间，大力推动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制定了降低农业税等保障农民权益的政策，使平民有更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参与政治的后盾。
克里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利时代的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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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西特拉图死后，雅典人推翻了其子希庇亚斯的统治（希庇亚斯垮台后流亡波斯，投敌叛国，此为希波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又一位同情平民的贵族克利斯提尼当选为首席执政官，为了进一步推动雅典的民主进程，在梭伦和庇西特拉图改革的基础上，克利斯提尼开始了新的变革：
废除四个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部落，以地域为基础组建十个部落，摧毁贵族的政治基础。
废除四百人会议，组建五百人会议。雅典公民无论等级皆可参加。
十个部落各选一人组成十将军委员会。
除了上述改革外，克利斯提尼还发明了“陶片放逐法”，即当雅典公民认为某个人的存在对城邦构成威胁时，就把他的名字刻在陶片上，在公民大会上进行表决，当陶片数量达到六千时，被认为有危险的那个人不经法庭审判和本人辩解就会被放逐，直到放逐期满后才能回国。
此法被希腊其他城邦效法，成了政客们排挤政敌的惯用伎俩。更加讽刺的是，由于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克利斯提尼本人成了陶片放逐法的第一个受害者。
虽然作法自毙，克利斯提尼的改革着实让雅典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贵族专权的政治局面一去不返，而这场由梭伦开始，庇西特拉图推动，克利斯提尼发展的民主改革，将在克利斯提尼侄女的儿子——号称“奥林匹斯山之巅的宙斯”的伯里克利最终完成。
前443年，伯里克利当选为雅典的首席执政官，和前面那几位一样，虽然拥有显赫的家世，伯里克利却站在了平民和民主政治一边。
执政期间，伯里克利重修了毁于希波战争的雅典卫城，确立了公民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崇高地位，创立公薪制给官员发放工资（此前雅典官员没有工资，所以只有富人才有能力当官），官员选举对所有阶级开放，并定期发放免费粮食资助贫困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与克利斯提尼的作法自毙不同，伯里克利废除了一条自己制订的法律。
前451年，他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获得雅典的公民权，但在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场瘟疫袭击了雅典，伯里克利与其雅典妻子所生的几个儿子全部死于瘟疫，只有一个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儿子幸免于难。
因为伯里克利的第二任妻子是外邦人，又为了让自己的家族后继有人，伯里克利不得不请求公民大会废除了这一法律。
伯里克利改革让雅典成为了希腊的中心和民主政治的典范，成年男性公民（奴隶、妇女、外邦人除外）无论家庭背景，财产多寡均可参与国家政事的决策。
随着民主体制的确立，雅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迎来了空前的繁盛，伟大的哲学思想和文艺作品随之而来，后人谓之曰“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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