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花之人必定是对生命和美抱有极大热情的，日本一位植物学者说，没有文化的原始地方，是不会培育花的，喜马拉雅原住民就讨厌家畜不吃的花草。
而养花的文化中心，世界上只有两个，西方从希腊到罗马乃至西欧，东方是中国和日本。武士道“死狂”的另一面，是日本花道里的“物哀”精神。日本人在“死狂”中求死，在“物哀”里看生，从武士道到花道，完成了一个生命的过程。
16世纪时，日本最高统治者丰臣秀吉和茶圣千利休同为茶道中人，但理念相悖：秀吉崇尚奢华，曾以黄金打造茶室，而千利休则偏爱素朴，推行回归自然和日常的草庵茶室。
丰臣秀吉有次在茶会上有意刁难千利休，命人端来盛满水的浅口大铁盘（一说是铜盘）和一枝红梅，令他把一枝梅插入盘中。当时插花多用瓶，无人用盘。
面对这样一个粗犷冷硬的花器，千利休俯身轻拿起梅花，从容摘下花朵，于掌心揉碎，之后一扬手，撒花屑于水面，枯枝横搭于盘沿。
从生入死，不过落花一瞬，这份清决寂艳之美，震撼了包括秀吉在内的茶室所有人。花道提倡一种精神：“待花如待人”，从一个人待花的态度上能看出他如何待人待己。
对花，“欲求大美，不惜大毁”的千利休对自己的生命亦是如此——为了持守所信奉的茶道，最终不惜切腹自尽。斯人远去久矣，但他开创的侘寂美学流传至今，不仅影响日本茶道，也成为日本花道的审美主流。
“待花如待人”另一层更直接的意思则是，视花为人，以郑重爱惜之心对之。今天种下的花蕾明天便会绽放，旋即枯萎，正如人从出生就必须面对迟早会到来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当创造一个花道作品时，不仅要看当下，还得想象到它明天花朵开放的状态。
花道常说，“一花三季”，初花（初开的花），当季（盛放），余韵。即便插同一种花，若身处不同花季，要突出的美感也应有所不同。
花和花需要相配，花与器更要相宜。早春之花就不适合插在昂贵的名器里，而秋花则可以放入古董花器中，因为有了时间的沉淀。
插花时，除了考虑花器，还需要思量插花所放置的背景。这也是日式插花和西方插花的一个不同。
对前者而言，花、器、背景三者缺任一，“花人”们所求的花道都不复成立，必须浑然一体到密不可分的程度。而在后者中，各元素可以独立存在，对整体感的要求相对没那么高。
日本花道受佛教影响，相信“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花枝在器中的不同布局和插法可寓意万物。
纵向的为瀑布，横向的是溪水，后高的为山峦，前低的是平原；而不同状态的花则示人以时空之感。枯萎之花表示过去，盛放的是现在，含苞者是未来。
如此，山河湖海、古往今来皆可融为室内一花。
日式插花中，用的花数目越少，对环越的干净空旷程度要求越高。到只插一朵花时，背景里不能有丝毫杂物，求的是天地之间，广阔寂寥，唯留花与你，一期一会。
日语用“花见”表示“赏花”，这一刻，你在花见，亦在见己。你从许多枝中选出的那一朵花，其实是你自身的肖像。
而要走到这一步，能准确从众花中选出“我的花”，需要经过漫长练习，首先是从插多枝开始。“就如人，如果不与很多人相会，很难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在插花仪式中观花悟人生，形成日本特有的花道精神：人生如花开花落之短暂，与其“赖活”，还不如以美的盛姿，去装点生命的一瞬以求“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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