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鸥
当《沉船》还没有出版时，我就在诗人的博客细读了全文，我当时震惊了，完全被两个未曾谋面的诗人拥有的共同的心灵纹理所震惊。
我们知道，昆仑山是亚洲中部大山系，也是我国西部山系的主干，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间，伸延至青海境内。由于其独特的地域与地貌及历史沿革，昆仑山在我国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龙祖之脉”。纵观其历史，这片土地所孕育的悠远而深厚的文化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虽然历经时间的冲刷与肢解，但这种极具历史渊源与地域特质的文化在不断被激活与丰富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奇异的品质与鲜活的魅力，为这片辽阔疆域的文化演绎提供了不可复制的基因与活力。近年来，完全根植于这片土地的诗人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在诗歌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以灵魂祭奠与精神救赎交相辉映的英雄主义的身姿独步于当下麻木、庸俗、无序的诗歌现场，我想，我们是否可以将长诗《沉船》解读为大昆仑历史意蕴与悠远文化的当代性表征。
当《沉船》还没有出版时，我就在诗人的博客细读了全文，我当时震惊了，完全被两个未曾谋面的诗人拥有的共同的心灵纹理所震惊。当时就有写下一篇文字的冲动，这样的冲动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但由于当时正在忙于长篇小说《醉里红》的抒写未能如愿。而当在“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期间与诗人相遇，两位诗人共同的价值立场与认知基础再次高度重叠，再次唤起我为《沉船》写下一些文字的冲动。但由于时间不完整，只是再次记下了一些感悟而未能成篇。熟知我们的朋友们都知道，尽管我敏感且容易激动，但是一部诗集要真正引起我的冲动与深度关注也并非易事。当我回到家再次偷闲细读了一遍《沉船》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我被震撼了，似乎宁静多年的内心又掀起了风暴。
当我开始敲打键盘，我又想到了刚刚结束的《十月》杂志社主办的“十月诗会”，会上我谈到了“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光芒的开掘者，是精神与情怀的捍卫者，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标高，它所闪耀的人文意识和诗性品格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
为什么此刻我会再次想到这段话呢？我想无疑《沉船》所彰显出来的一种精神救赎的品格与力量，让我再次思考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美学这些令人茫然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是诗学的基本元素，是最为锥心而又是当下诗歌现场严重缺失诗学课题。下面我拟围绕灵魂的祭奠与精神的救赎这个精神视角，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对《沉船》纯粹个人化的认知，谈谈诗人实现这种精神救赎的路径与其悲壮的身姿。
1、存在的困境，是《沉船》生发的原生场域与最初的触点
据诗人介绍，《沉船》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众所周知，那正是我国人文环境极其尖锐的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突然爆发，将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人文遗照暴露无遗，人们怀抱的理想、良知、责任灰飞烟灭，一个时代的病症暴露无遗，所有的心灵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与精神性拷问。一种存在的困境弥漫着整个文化领空，信仰丧失、价值倒塌、理想崩溃、人格扭曲、道德沦丧、良知与责任严重缺失等诸多病症强烈侵染着人们的心灵。显然，这种人文精神诸多截面的大面积病变是罕见的，是触目惊心的，但同时这样的病变又预示着一场新的文化复兴的可能，就像在海底孕育一场新的风暴。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之下，人们开始从更为开阔的视野与更为深层的断面进行思考。
如果说存在的困境是《沉船》生发的原生场域，那么我们怎样来认知这艘“沉船”的象征意蕴呢？诗人在《沉船》的题记种写到：
我认识一条河
这便是黄河
这便是撒拉尔
对河流永恒的记忆
和遥远的绝响
——题记
在我们普遍的认知里，黄河是我们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象征，那么，在文本中这艘“沉船”与黄河构成什么样的一种历史与精神的关联呢？如果将历史看成一条古老的河流，那么一个民族的命运是否可以理解为就是这艘“沉船”；如果我们将“沉船”本身解读为苍茫的历史，或一个时代，那么所有卑微的人群都被寄宿或绑架在这艘“沉船”之上。在诗人翼人看来，“沉船”可以解读为早已沉没海底的一艘大船，也可以解读为正在缓缓沉没的一艘巨轮。这无疑是诗人面对存在的困境，对历史和民族进行理性审视与感性认知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沉船”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信仰、价值、尊严、道德、命运等人文意志与生命图景，沉船的命运就是一个民族的命运；沉船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出发，“沉船”作为民族命运与历史景观的总体象征，才令我们获得幽深的认知与辽阔的诗性。
近些年，我反复谈到“存在的真相，就是一个时代最大的诗性”，这就是说现实生活的真实图景，是我们创作的不可复制的原生资源，是我们情绪与精神的最初的触点，揭示、发现、指认一个时代存在的精神困境，是诗歌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是诗歌精神的基本向度。令人欣慰的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阿尔丁夫-！翼人就将诗歌的精神触角伸到了精神困境这个存在的最高层面，因而诗人在开篇的第三首就写到：
此刻 碧空如镜
苍鹰在蔚蓝之上留下深深的划痕
而人的走向依然是河流的走向
长河啊 当思想的船只沉入深深的河底
属于我的船只得搁浅在何处？
此刻 流动的香云
滑过天顶 流向岸边
仰望苍茫的上空
诗人的茫然暴露无遗，诗人对命运的担忧暴露无遗。透过这些诗句，我们看到诗人既是茫然的，又是坚定的。茫然的是当思想的船只深入深深的河底，作为卑微的、渺小的个体的生命的船只不知道搁浅在什么地方。而坚定的是当鹰在天空留下深深爪痕的时候，诗人知道，人的走向依然是河流的走向。正是这种内心的茫然与冲突，将那个时代特有的病症与个体生命的悲剧揭示得体无完肤而铭心刻骨。
记得我在2006年的梨花事件的背景种写下的《倾斜的屋宇》一文中，谈到了诗歌精神与当下的诗歌精神，我认为对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的发现和指认是诗歌精神的一个重要向度。这就是说，没有对一个时代的精神困境的揭示和发现，我们的文本是束之高阁的，是没有地气的，是高度阳痿和肾虚的，甚至是虚无。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近似于精神荒漠的时代，诗人阿尔丁夫/翼人惊醒地意识到了当下的困境。其实，现在我们理性客观地来认知当时的历史境遇，我们会发现是三股合力共同合谋的结果才导致当时人们精神的绝望与全所未有的精神的分裂。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强烈渗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构成了一种横向的切入与深层的爆破，而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诗歌批评家徐敬亚策动了一场以旗号和山头为特征，以“反价值、反英雄、反崇高”为精神旨归与诗学旨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现在来看。这场运动已经远远超越了诗歌，已经成为一场以诗歌为契机和突破口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二是由于80年代末与90年代之交的突发性事件，导致人们对推进民主进程改革的绝望，三是由于社会的转型。在这三个方面合力的推动之下，在那个历史时期，对一切的怀疑和否定成为一种时尚和新的话语霸权，以价值倒塌为表征的茫然、麻木、庸俗和无序充斥着整个文化领空，空茫与前所未的绝望撕扯着人们的灵魂。
2、英雄主义的情结与气质，是诗人精神救赎的原动力
打开长诗《沉船》的文本，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与气质扑面而，我们会轻易地发现，这种与当下的语境极不相宜的英雄主义的情结和气质是长诗《沉船》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构成了诗人心灵的原生纹理，彰显了诗人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禀赋。
我们知道，英雄主义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近似于天然的情怀，是一种最为朴素而源自内心的真切品格，但翼人的这种强烈的英雄主义远比这种天然的情怀深刻而丰富。诗人是撒拉尔族，尽管撒拉尔族的苦难命运早已植入诗人的血液，从染色体的层面生长着英雄主义的基因，但我认为上世纪那个特殊的历史事件，直接唤起诗人本身就异常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尽管翼人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既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狂想性病症。但是，我更愿意将诗人的这种英雄主品格看成是诗人主体精神觉醒的象征与具体的集中表现。因而当人们天然的英雄主义情怀与翼人撒拉族的民族特质和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异常尖锐的人文环境三者相互交融、滚涌，致使诗人将这种情结与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诗性飞扬，以一种奇异的、触目惊心的残酷剧照与命运的悲歌，令我们获得一种抵达精神幽谷的精神反思与美学享受。
纵有风暴袭来 却依然保持一丝微笑
瞧 苦水包容的思想在你的腹中筑巢
与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阿尔丁夫-翼人也同样具有这样的朴素品格，翼人作为诗人，无疑更具禀赋与特质。
在诗人看来，我们人类精神的大船已经沉入河底，而作为个体生命的船也只能在沙滩上搁浅。诚然，面对这样的精神性困境，我们不能视为不见，不能充耳不闻，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灵魂与肉体一点点加进去，必须揭示一个时代的茫然，甚至是荒谬、卑劣与无耻。如果没有这种以理想主义为旨归的英雄主义的气质与情怀，我们表现出大面积的失语，哪么麻木、荒谬、庸俗和无序还将继续吞噬我们的灵魂。我们欣喜地看到，诗人不仅是高度警醒的，而是纵身跳入的，体现出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与品格。
英雄主义的品格首先来自于天然的爱和良知。在诗人看来，这是这种“惊涛”是与身具来的，就渗透在我们文化的血液里，就依附在我们杂色体的叶片之上，我们是无法逃避的，是我们的宿命，我们只能承受这样的千古的苦难。显然，诗人是一位宿命论者，而这种宿命的认知，无疑强化了一种悲剧的氛围，同时令我们打开历史心结与命运密码的渴望更加强烈。我们在触摸“沉船”的沧桑面容的同时，自然跟随诗人逆河而上，领略古河的激流与两岸的险景，打捞一些鱼骨与破片，追寻一条古河苍茫的源头与诡异的宿命。为我们保留了那个时代最为珍贵的历史遗照
历史的回望与当下性反思是诗人实现其精神的救赎的路径
5.
忧郁的眼睛正在穿越
远古的传说 久远的往事
凝视很久 却没有逃遁的船只
唯有在空旷的原野 在风中
扬起倔强的头颅
22.
哦，沉默的土地啊
那是从遥远的马背上启程的儿子
亘古未曾破译这现实时间的概念
或有更多的来者注视：存在的背后
所蕴含的哲理被轻柔的面纱遮去
或是老远望去河岸的大片风景
在绚丽的阳光照耀下 步步陷入深渊
或是在绝望的瞬间谛听到
狂乱的马蹄声被血红的彩霞映照
或是世纪未新年的钟声吹圆了明月
便匆忙归巢便退至入潮
或是在小溪的脉管里陡然吹进一股
抖动的寒风将残酷地毒打着黑色的河流
将在痛苦中遥望星空 了却寂寞的回声
在诗人看来，这是这种“惊涛”是与身具来的，就渗透在我们文化的血液里，就依附在我们杂色体的叶片之上，我们是无法逃避的，是我们的宿命，我们只能承受这样的千古的苦难。显然，诗人是一位宿命论者，而这种宿命的认知，无疑强化了一种悲剧的氛围，同时令我们打开历史心结与命运密码的渴望更加强烈。我们在触摸“沉船”的沧桑面容的同时，自然跟随诗人逆河而上，领略古河的激流与两岸的险景，打捞一些鱼骨与破片，追寻一条古河苍茫的源头与诡异的宿命。
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的思考是一种存在性的思考，具有哲学的触角与本体的意味。诗人将历史、民族、宗教等人文景观作为存在的基本元素进行历史性的宏观审视与精细解读，不仅深入到生存心理，还直接进入一个民族存在的文化心理，从这个更为源头的层面揭示出一个民族与历史的生命图景与命运悲歌。无疑，这样的揭示是触目惊心的，是残酷的，但更能彰显一种以大爱为内核的终极的人文关怀。而正是通过这样的揭示，让我们在历史的幽谷与残垣断壁的废墟之中发现新的我们自我救赎的路径。
其实，诗人更清楚，仅仅是远古的追寻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将这种追寻与对当下存在的反思紧密的结合与互动。我们知道，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出于对朦胧诗与意识形态过于亲密的关系的反叛，第三代诗歌运动高举反价值、反英雄、反崇高的旗帜，对人文精神的诸多维度进行疯狂解构，加之社会的转型和后现代思潮的强烈渗透，致使作为人文精神内核的一些基本元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肢解。在一段时间里，救赎、担当、责任、灵魂、生命等被看成是一些与诗歌不着边际，甚至是与诗歌背道而驰的大词。在这样的语境之下，随之而来的是对世俗生活的场景和细节的琐屑的大面积的前所未有的复制与描摹。仿佛世俗生活与琐屑的细节代替了一个时代的主体精神，代替了一个时代全部的诗性。显然这是对一个时代的误读，同时也是一个时的疾病的表征。整个诗歌现场表现出一种貌似多元丰富的粗鄙、庸散、无力、萎靡等表征。需要说明的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反价值、反英雄和反崇高在剥离诗歌与意识形态过于亲密的关系上具有相当的诗学的意义，它让诗歌从宏大的题旨和叙事回到具体生活的场景和细节，让诗歌回到心灵，回到诗歌自身，是诗歌的一种进步。但在当时的语境之下，即使要以反叛的形式出现，这样的反叛也只能是诗学发展历程的某一过程和一个阶段性的策略，而不能成为对人类人文精神内核的基本元素的全盘解构。
3、重新激活了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等文学的基本元素，为被肢解的时代提供了重构精神元素与诗歌文本的诗学启示
在我看来，史诗既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宗教、民族等人文元素的原生场域，又是其精神气质的深度抒写与诗性凸显。她开掘语言的光芒，抒写精神情怀，她闪耀的人文意识和诗性品格，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诗近百年的历程是否诞生了真正意义的史诗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直至今日，学界史诗没有清晰的界定，人们对史诗的认知也是暧昧的，甚至是模糊的，或者说具有史诗品格的长诗。
解构——只剩下根肋骨了，还要解构什么呢？还要解构到哪里去呢？
在这样一个麻木、庸俗、无序的时代，《沉船》所表现出来的人文气质与诗学精神就显得难能可贵。《沉船》是诗人的一部史诗性长诗。由56首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交融和建构的短诗构成。显然，在我们的美学经验里，“沉船”是一个独具人文内涵和历史沧桑的精神象征，在文本中，诗人将“沉船”的这种精神内涵表现得丰满与透骨，让我们领略了其一个民族的命运和历史的曲折与荒凉。在诗人看来，“沉船”既可以理解为一艘已经沉没的巨轮，也可以解读为一艘正在缓缓下沉的大船。但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解读，这艘巨轮的命运都是一幅残酷的剧照，都是一个时代和民族的命运的悲歌。而令人震撼的是诗人是以一种触目惊心的灵魂祭奠的庄严的仪式，完成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叩问，具有一种庄严的精神救赎的大爱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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