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文章中山中说史叔叔提到，明代国库从嘉靖中后期以后就陷入财政危机。到了崇祯朝，由于战事更加频繁，不得不增加新的收入来源，除了“辽饷”外，又设立了“剿饷”、“练饷”，搞得民不聊生。
更大的危机在于吏治的败坏，明末军队贪污成风，战斗力低下，边防武备败坏，而“外有强敌，内有大寇”，危难关头，崇祯皇帝痛感手下官吏不堪大用，对此强烈不满。于是，他使用了一个老祖宗留下的“绝招”——宦官出镇。
所谓宦官出镇，指的宦官被派往边镇或者内省，协助并监督文武官员镇守。这个制度始于永乐帝即位之初，到了正德年间，由于皇帝的放纵和宦官政治的高度发展，宦官镇守的职权畸形膨胀，开始向恶性发展，嘉靖年间，为了解决镇守太监的问题，逐步将此项制度取消。天启年间，此制度在内忧外患下又死灰复燃，并且被崇祯皇帝继承。
崇祯皇帝使用这个办法，与他对朝中无人做事的不满有直接关系。崇祯六年二月初八日，崇祯帝对诸臣说：“你们外臣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内臣”。“文武各官......谁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是一味蒙循诿卸，不得已差内臣查核。”
也就是说，崇祯帝要“以内臣绳外臣”，派身边宦官鞭策各地官员做事。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宦官出镇制度却完全没有达到崇祯帝预想的效果。
首先，边镇事务中，镇守太监跟督抚镇经常相互掣肘纷争，例如崇祯七年十一月，大臣倪元璐就曾经禀报了太监镇守边疆后的实情，“二年以来，边臣之情，较往已异，往犹负气......今则能尽中沮，归命军容。无事禀成为恭，有事推诿百出。”就是说，由于令出多门，号令不能通行，众心不能齐一。此外，由于宦官参与军务，当地官员任何事情都要一起协商，降低了边镇的行政效率。常常出现“游移不决，一详再详，往复更端，时日愈错”的情形。
况且，宦官出镇，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边疆欺瞒实情的风气。例如总监真保太监方正化在巡查中发现，“查阅之时，各该州县俱收拾一番，过此以往，遂玩忽如故，此今日有司之通弊也”。崇祯十二年十一月，昌宣总监申之秀主动要求辞去总监一职，表示宦官出镇制度“其实丝毫无裨于地方，徒拥虚位之素餐”而已。甚至于，有的宦官在当地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例如关宁总监高起潜，在督战时“未决一战，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
说白了，整个王朝全面溃败的大势下，不进行彻底改革，单靠某一项制度，不可能力挽狂澜，况且使用的还是早已经被老祖宗淘汰的制度。崇祯皇帝最终也没能靠宦官出镇挽救明朝，留下的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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