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丁启阵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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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是陶渊明辞官归农时所写，表达逃离官场拘束、回归乡村过自由生活的心情。因此，我们不妨称其为“逃离官场、回归乡村的宣言”。这个宣言古今罕见，因此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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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有两个词语，需要说明一下。
三十年，实际上是十年。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那年才四十一岁，不可能有三十年的“误落尘网”生涯。陶渊明先后几次出仕，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等职，累计时间大概十年左右。把十年说成“三十年”，是古代汉语的一种夸张说法。《史记·匈奴传》记载，秦国消灭六国之后，秦始皇派遣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而《蒙恬传》中则却说成“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伐戎狄”。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根据陶渊明太元十八年（393）初次出仕、义熙元年（405）从彭泽县令任上辞官两个时间点，认为陶渊明为官时间是十二年，加上诗作于辞官次年，一共十三年。因此，将“三十年”改为“十三年”。这做法有两个问题，一是没有考虑到陶渊明从太元十八年到义熙元年并非一直在做官，中间是有辞官赋闲时间的；二是将辞官后的一年计入“网络尘网”时间，于情理不合。总之，这是臆改，不足为训。
远人村，一般解读为“远村”，“远处村落（庄）”，但是有人提出一种新说法：“远人”指外国人。历史上，中原政权征服周边异族，为了维护边疆的安定，经常采用迁徙被征服的异族人口到中原、江南等内部腹地定居，让其与华夏民族杂居混居以促使其归化的办法。因此，我国境内有“外国人聚居的村落”，一点儿也不奇怪。把“远人村”理解为“外国人聚居的村落”，也颇有合理之处：虽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可以理解为远景，但是，按照陶渊明家乡九江柴桑一带的情况，相邻村子距离不会太远。事实上，能看得见炊烟（墟里烟）的村庄也只能是近处的。诗人目光不可能越过邻村，看到远处村子。还有，“远人村”中的“人”字，不这样解读，的确有点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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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官场，回归乡村，是陶渊明一生最重大的转折。为此，陶渊明不止一次对这个转折进行记录，加以阐释。《归园田居其一》之外，《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并诗》、《五柳先生传》等，都有相关的内容。想要准确充分地理解诗歌的内容，最好是把这些作品相互参照着阅读。
篇幅所限，这里仅摘录《归去来兮辞》序和《五柳先生传》如下：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归去来兮辞·序》）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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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萧统《陶渊明传》记载，陶渊明解绶去职时说过一句硬气的话：“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其中的“五斗米”所指为何，有不同说法。一说指少量粮食，即五斗米麦之类；一说指五斗米道，即道家组织天师道，借指王凝之。陶渊明的顶头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因此，陶渊明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愿意向信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折腰。有个说法，王凝之的祖上大将军王敦曾经排挤迫害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换言之，王陶二家有世仇，陶渊明没有忘记这一段仇怨，不愿意接受王凝之的恩惠。
两种说法，哪一种说法合理些呢？我倾向于前一种，五斗米指少量粮食。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从句法上讲，“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等于“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为五斗米道折腰向乡里小儿”或“为五斗米道向乡里小儿折腰”都不合语法。其二，这句话的上文是关于做县令时官田的粮食出产：“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上下文都没有任何涉及五斗米道的内容和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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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诗文作品，在他生前和死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乏人问津。直到陶渊明死后一百年左右，南朝梁太子萧统才开始搜集陶渊明诗文，将其编辑成书，并且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这才广为人知，受到人们普遍的喜爱和欢迎。
萧统以后，历代文学家和文学史家，几乎没有不对陶渊明其人和诗文推崇备至的。随手举些例子：
钟嵘《诗品》：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白居易《题浔阳楼》：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悬。
苏轼《与苏辙书》：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陈师道《后山诗话》：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
惠洪引苏轼语：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冷斋夜话》）。
有人引杜甫《遣兴》诗“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几句，以为杜甫对陶渊明的诗歌艺术心存微词，评价不高。其实这是误解，杜甫这里说的，是陶渊明的思想未能忘却社会现实，不是说他的诗歌艺术未臻美善境界。《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两句，足以说明杜甫对陶渊明的推崇备至。
还是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吧：
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群类，抑扬爽朗……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乎！（《陶渊明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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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钟嵘给陶渊明戴上“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桂冠后，人们更多地关注陶渊明静穆平和、飘逸旷达的一面。但是，历来都有人不曾遗忘陶渊明的另一面，关心现实、不满现实的一面。例如：
杜甫《遣兴五首》：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韩愈《送王秀才序》：吾少时读《醉乡记》，私怪隐居者无所累于世，而犹有是言，岂诚旨于味邪？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
朱熹《朱子语类》回答有人韦应物跟陶渊明相比如何：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
顾炎武《日知录》：陶徵士、韦苏州，非直狷介，实有志天下者。（顾炎武举例：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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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归纳一下陶渊明逃离官场、回归乡村的原因。
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环境方面，二是性情方便。环境原因，可以分为政治环境和生存环境。性情原因，包括心地善良、渴望自由、喜爱山水等方面。
东晋时期，司马氏实行恐怖统治，加上统治集团内部充满了你死我活的矛盾。正如苏轼《读晋史》所言：“沧海横流血作津，犬羊角出竞称真。中原岂是无豪杰，天遣群雄杀晋人。”对陶渊明这样的人而言，不但没有任何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就连生命也随时面临着危险。明哲保身，远之则吉。陶渊明的逃离，主要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失望，绝望。鲁迅所说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就是失望、绝望之余的愤懑。
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富有仁爱精神，对底层百姓怀有慈悲恻隐之心。作彭泽县令时，为了帮助家里解决生计问题，送一个劳动力给儿子，帮助耕种，写信嘱咐儿子：“此亦人子也，可善待之。”为官，必然要做朝廷的帮凶，为了征收赋税，难免要鞭挞黎民百姓。这是陶渊明无法接受的事情。
陶渊明出来做官，有比一般人优越的条件。曾祖父据说是大司马陶侃，祖父、父亲都曾做过太守一类的官。不用说，他的亲戚朋友中有不少人都是朝廷官员。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就是一位“家叔”帮忙的结果。陶渊明为官十余年，是迫不得已的，“家贫亲老”，他要养家糊口。按照他的本性，是不愿意做官的。初入仕途担任州祭酒（州立学校校长）时，就曾因为不能忍受职务拘束，没做多久便辞职不干了。州府征召他出任主簿，也被他拒绝了。最后一次辞官的直接原因，《陶渊明传》明白交代出来有两个：一是要“束带”见督邮，二是要向督邮折腰行礼。第二个原因，有清高、傲慢的成分，第一个原因，主要是受不了礼仪的拘束。
陶渊明自称“性本爱丘山”，从他的诗文看，并不准确，他真正爱的是乡村生活，是跟乡村邻里之间无拘无束、平等相处。陶渊明实在不像是一个喜欢游山玩水的诗人，他的诗歌基本上都是写日常乡居生活的，几乎不见名山胜水的踪影。文学史家称陶渊明为“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我认为，去掉“山水”二字，或者将这二字换为“乡村”，倒更准确些。
201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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