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
千帆先生说话极其生动。一句寻常的话，往往能使人物性格穷形尽相毫发毕见。先生晚年有个弟子，人极热情，做事认真到琐碎的地步，但当用力处，往往忽略了。千帆先生着急又感叹，说：“你让他切白菜，他非得去切萝卜，萝卜还切得很细。”这句话流传很广，每每想起，便哑然失笑，而那位被形容的老兄也便神灵活现地立在了面前。国务院学位办第一批抽查博士论文，正好抽到了这位仁兄，勋初先生知道后，说，“这就放心了。”所以放心，不是因为论文特别的好，而是该同学一笔好字。字好的人也多，该生过人处是十几万字论文从头至尾字迹如一，看着就赏心悦目。那是个用笔书写的年代。
系里有位老师，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一段时间觉得备受打击，情绪沉郁。千帆先生知道了，弟子巩本栋前往问学时，先生说：“你去跟他说，就说我请他到我家小花园来散散心。看看花，说说话，心情就开朗了。”这件事没来得及做。先生突然发病，进了医院。尽管后来本栋向该老师传达了程先生的厚意，终归是遗憾了。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有机会重来。千帆先生是希望全系同仁团结一心努力工作的。
先生晚年眼睛患白内障，视力极差。一天在先生家里，本栋大约坐在亮处，先生仔细打量一会，忽然说：“本栋也有白头发了！”语气中说不出的疼惜和感慨，闻之令人动容。
吴新雷
吴老师很有个性，随和起来，十分随和；认真起来，非常认真。平常见人，脸上总是堆满笑容，一口吴侬软语，虽难以听懂，但热情是感觉得到的。而且对谁都不摆架子，最是平易近人。让你觉得，他是没有脾气的。
南大有个学术传统，校庆“五·二○”时，要举办大规模的学术报告。中文系每年都搞，系里搞，专业也搞。老师学生都参加，有报告的，有评讲的，很认真。有一年吴老师照例参加报告会，可是那一场老师到的比较少，吴老师就很不高兴，可是责备谁呢？组织者还是缺席的老师？他既不是领导也不是负责人，尤其他也没有想好具体到哪一个人，但他就是觉得这个事没做好，或者说是做得不对，于是很生气，不骂人不足以解气，吴老师便开骂了，只见他对着中文系的牌子，声色俱厉。真真是老夫子！问吴老师为什么这样骂，他有他的道理：“我是对事不对人！”
吴老师做学问很认真，已经退休多年，80多岁了，现在还坚持跑图书馆。吴老师实在又是一个很有情调的人。唱昆曲、票戏就不说了，时常在家里与夫人一道演奏乐曲，夫人弹得一手好钢琴，吴老师则擅长吹箫。夫唱妇随，琴瑟和鸣，说的就是吴老师和夫人吧。
现当代的三驾马车
叶子铭、许志英、邹恬三位老师，被称为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三驾马车。曾听过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崔永元的段子，说见到白岩松，以为要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了，等到看见崔永元，才知道什么事情都没有。这大致可以用来了解叶老师和许老师的性格。许老师是举重若轻的，叶老师恰恰相反，什么事儿到他那都是大事。邹恬老师是大家公子，洒脱儒雅，不知为什么，我老是把他跟张伯驹联系起来。三位先生交谊极深，合作很好，现当代专业在他们手里办得红红火火的。但三位都没得享长寿。
邹恬老师走得最早，也最为可惜。那年他60，刚退休。元旦系里搞活动，他来了，到我的办公室聊天，同时在的还有朱家维老师和另外一位，是谁，记不起来了。别人递给邹老师一根烟，邹老师推掉了，朱老师很惊奇，邹恬老师是“老烟枪”啊！邹老师笑笑，说已经十几天不抽了，并没有刻意戒，就是不想抽了。邹老师小有得意，说，连赵梅君都没发现。赵老师是邹老师爱人。又说最近在家整理书房，连地板都漆了，都是自己动的手。当时大家住房都挺逼仄，记得有一次我向邹老师找一本论文，邹老师说书房堆得满满的，实在没法找。退休以后，终于有了闲暇，邹老师第一件事就是整理书房。元旦过后，只十来天时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办公室主任王恒明正在考场监考，突然接到邹恬老师去世的消息，跑过来告诉我，真像晴天霹雳一样。那一天特别冷。这之前邹老师突发心脏病住院，准备做心脏手术，时间也定下来了，天明医生上班以后就做。但是邹老师没有等到，黎明之前，他走了。
少见邹恬老师那样恬淡宠辱不惊的性格。我有一次看邹老师回忆陈瘦竹先生的文章，觉得字里行间情感像岩浆那样炽热，却是暗流汹涌。我用“不动声色”四个字形容，许志英老师认为很恰当。
叶老师一直弱弱的，就是文弱书生模样。和叶老师一起出差过，叶老师酷爱吃螃蟹，那次是到了产螃蟹的地方，便提出到农贸市场看看，结果被人带到了小商品市场，时间很紧，来不及再换地方，叶老师好不懊恼。说起50年代一次和夏衍他们一起吃螃蟹，他自己一只没吃完，夏公他们面前蟹壳已堆成小山。原来别人都是“宏观”地吃！叶老师说他们太狡猾。
叶老师是最早的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文科召集人，学科调整、评估，新学科点的设立，权力都在国务院学位办，叶老师不消说重权在握。那时学术界的风气尽管比现在好得多，但托人找关系也开始了，叶老师不胜其烦且深恶痛绝，对找上门的一律拒之门外。不料还是发生了意外，一次在博士点评审之前，竟然收到“带血的鹿茸”（叶老师原话）。这份大胆的礼物是被董键老师称为“跑点之母”的某高校校长送来的。东西当然是退回去（叶老师这种言传身教很好，后来丁帆老师屡屡遇到类似的麻烦，处理方法与叶老师相同），但叶老师为之震惊、气愤了好久。
中文系对老先生很尊重，有称“老”的传统。比如对程先生，称“千帆老”；吴白匋先生，称“吴白老”；郭维森先生，称“郭老”……现当代人幽默的多，朱寿同模仿对陈瘦竹先生的称呼，自称“朱寿老”。更有甚者，一次丁帆到系里拿信件，找不到收发阮师傅，大声问，“见到阮老了吗？（阮师傅是一中年女同志）”引来一片笑声。叶老师出道早，名气大，可是对大家称呼“叶老”，避之唯恐不及，他说，我没那么老。
叶老师发病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一次我打电话给他，在电话里叶老师抱怨，每天要接很多电话，占去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知道他事情多，身体又不好，就想早点挂电话，可是叶老师不停地说，虽然声音很弱，很疲惫，就是不放电话。及至挂了电话时，我一看时间，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想，这怎么不累不费时间？再过一段时间，叶老师好像变了一个人，见人懒懒的，不想打招呼，甚至像不认识了似的。而后，就住院了。住院之初，对医生的治疗很厌恶却无可奈何，叶老师说，他们老是竖着手指头，问，这是几？话语中很委屈，有受侮辱的感觉。怎么不是啊，那曾经那么睿智的大脑！临去上海之前，叶老师让护工陪着，到系里转了一圈，到我的办公室时，为了活跃气氛，我有些淘气地问，叶老师，我是谁？他笑了，说，王一涓。同办公室的王彩云也过来，问，叶老师，还认识我吗？叶老师想了想，也说出了王彩云的名字。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叶老师了，也是叶老师最后一次到系里。叶老师出70岁纪念文集时，我曾隐隐觉得不祥，出得那么早干嘛？叶老师的生命，终究是定格在70岁了。
许老师是自己给自己划了句号。后来我跟余斌讨论过这事，我们的看法比较一致。以许老师要强的性格，过人的能力和曾经叱咤风云的经历，他都不甘作生活的配角，他喜欢主宰。但是，退休以后，他失去了事业；生病之后，他失去了健康；老伴离开后，他失去了习惯的家庭。他连自己的身体都主宰不了了，遑论其他。中国人信赖“好死不如赖活着”，但对于许老师来说，不自由，毋宁死。这是需要大勇的。
其实许老师是很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一个人。谋事之时，会极尽谋划，但成与不成，都能接受，不会太纠结，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是信奉也是那样做的。90年代初，中文系申报文艺学博士点，赵宪章老师带着我们做材料，当时打字复印等技术，远不及现在，材料做得很辛苦。尤其是那个时候是我们系文艺学的黄金时期，包忠文老师没退休，凌继尧老师没调走，实力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申报时，赵老师问许老师可能性如何，许老师老谋深算成算在握的样子，“我觉得他们绕不过南大中文系。”可是后来结果并非如此，文艺学的博士点恰恰被“跑点之母”拿去了，赵老师好不沮丧，因为上不了点包老师就要退休（普通教授比博导退休早5年），等年轻人成长为包老师那样在文艺学圈内举足轻重的人，可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看到赵老师打击深重的模样，许老师倒惊讶了，“我没想到小赵会这样。”可是谁能像他那样想得开啊。
许老师还是个玩心很重童心未泯的人。他喜欢旅游，却和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一样，到此一游即可，他不在乎深度游，但没去过的地方都想去一去。又喜欢美食。不止一次听他说过，去开封，吃开封著名的小笼包。包子种类不同，一笼一笼摞着，端上桌的大约十几层，许老师骄傲地说，我吃了一遍又拐回来吃了几个，老叶（叶子铭老师）一遍也没吃完。我后来也到过开封，特地去吃了小笼包，包子尽管不大，许老师吃的数量还是很惊人的。许老师有两颗标志性的大门牙，一次出差回来，不见了半颗，许老师满不在乎地说，在大连游泳时摔断了。这缺失的门牙，许老师始终也没有补上，他就不在乎。
赵宪章
上世纪90年代初，东风西渐，卡拉OK从日本传过来了，但没到全民嗨歌的程度，仅仅只是有钱人或时尚人的娱乐，跟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宪章老师的学生有成款爷的了，成了款爷的学生并未忘记根本，跟以前关系就好的辅导员赵老师关系一如既往地好。有一次回到南京，请老师吃饭。吃完饭后，又请老师去消费卡拉OK。学生给赵老师点了歌，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麦克风递给宪章老师。赵老师问，什么意思？学生说请你唱歌啊。当时这个事情是怎么结束的，我不知道，只知道赵老师向我们叙述这件事时，还带有余怒：“竟然让我唱歌给他们听！”宪章老师那意思，“咱一堂堂爷们，不光不卖身，艺也不卖！”语气中很有被侮辱被损害的愤愤。我说，“人家花钱请你消费，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啊？……”宪章老师老大想不通，自己唱歌，还要花钱才能唱？
跟款爷聊天时，赵老师为学生出息了很高兴，高兴之余又有些好奇，忍不住问学生：“你现在每月可以拿多少工资？”学生回答起来很为难，不是想向老师保密，是不知怎么说，因为企业就是自己的，没给自己开过工资。这在当时私人企业还很少，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的也不多，学生很低调，很委婉地给老师作了解释，赵老师太惊讶了：“那你不是资本家了吗！”
吕效平
效平老师是做过系总支书记的，一次处理学生问题，很让我开了眼。
那个学生是没有学籍的一个什么班的，在外面谈了个女朋友，又不愿意了，想甩掉人家。女朋友已经怀孕，便要死要活地，父亲于是带着女儿找到学校来了。按当时学校纪律，做了这样的事情，肯定要处分肇事者的。但是该生和在校学生不一样，一是年龄大得多，一是已经很有社会经验了，咬死口说和女孩没有关系。老人和女孩老实巴交悲悲戚戚的，让人无法不生恻隐之心。几乎能判断除该学生有问题，苦于没有证据，处理起来很棘手。效平老师决定找该生谈话，让我去做记录。效平老师那可以作为经典震得我合不拢嘴一开口便出奇制胜的那句话，是这样说的：“你自己说是通奸还是强奸！”两害相权取其轻，该学生想也没想斩钉截铁地说：“是通奸。”接下来嘛，水到渠成了。
我后来说起这事，效平老师说，这种手法他用起来驾轻就熟。早上给起床的儿子穿袜子，儿子会挑挑拣拣闹别扭，往往很久没有结果。吕老师经常是：“穿红的还是穿绿的？”儿子选择题做得极好，然后，OK！吕夫人可是在省司法厅工作！作为家属，吕老师不可能是法盲呀！这可是明明白白的诱供诶！
效平老师好酒，豪爽，人缘好，这几样加在一起，使得吕老师经常出现在酒场上。今年毕业季，我一天下班回来走到院子里，碰到效平老师拿着两瓶酒，脚步匆匆，告诉我说，出去吃饭。我打趣地说，我吃饭回家来，你吃饭得出去。次日，同样时间，同样地点，同样事情。第三日，又如此。效平老师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我也不是天天这样的，怎么老是遇到你！”傍晚出来散步，遇到张亦军，我说“就你自己出来，吕效平呢？”吕夫人说，“他吃饭去了。”话音未落，突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猜这两天的巧遇，吕老师回家说了。
张宏生
和张宏生几乎算是“发小”了，大学同学。中保、龙江点房时，同学廖礼平夫妇已住进宁工新寓，极力鼓动我们点一路之隔的中保，于是和宏生又成了上下楼的邻居，两家人极熟。我每次打电话过去，宏生岳母都很热情，且用不着通报姓名，她认识我的声音。我告诉张宏生，宏生戏谑地说，她对女性电话，都很关心。我说，这是丈母娘的责任。以宏生这样的青年才俊，老太太不该替女儿看着些吗？不过话又说回来，笑梅夫人那样惊天的才貌，老太太还担心？
记着宏生一件糗事。也是在中保的时候。那天刚到班上，接到宏生电话，说出来倒垃圾，门在身后自动关上了，没带钥匙，回不了家了。穿着便衣，哪儿也去不了，还好口袋里有一枚硬币，够打一次电话，让我告诉他岳母，给他送钥匙来。我说你直接给你岳母打不就行了。宏生说，我只这一个钢镚，万一找不到老太太，或者她一次没听明白，我就没辙了。那次宏生起码要在外面溜达个把小时，岳母住在夫子庙附近。
张宏生在中文系做专业负责人是比较早的，那时各专业负责人都是有资历的老先生，像文艺学专业的包忠文先生，现当代的邹恬老师，汉语史的李开老师等等。古代文学专业，郭维森老师要退，负责人的担子交给了张宏生，因为不是一辈人，算是换代了。还没有正式宣布，我有事要找专业负责人，于是找到张宏生，他连说不行不行。我便开玩笑，说：“必欲正名乎？”他笑接：“名不正则言不顺。”然后大家都笑。宏生做事很谨慎，低调，也很周全。也因此，程先生把《全清词》编纂的任务交给了他。一晃二十年了，宏生没有辜负老师的重托，带领弟子，孜孜矻矻，遍尝艰辛。如是，《全清词》这样浩大的工程，终于即将完工，也是一件积德后代的大事。
周维培
周维培后来调到国家审计署了，官至司长，工作做得很好。可我先前的印象，真不觉得他可以从政。90年代末吧，他做中文系副主任，分管行政，没太表现出行政能力。有一年学期终了，结算工作量，就是把上课、指导学生之类的事情折合成课时费，分配给大家。这个工作，归行政副主任管。那次分配结束，卞孝萱先生颤巍巍地来到系里，质问，“我一学期工作量才×角×分钱？”要说当时课时费确实很低，一个人工作半年大概就几十上百块钱的样子。但尽管不高，几毛钱的工作量也还是太夸张了。周维培不知是计算错了还是把单位搞错了，摆了个乌龙，对象还是老先生。丁帆后来老拿这事取笑周维培，他用扬州方言模仿卞先生的质疑，惟妙惟肖，每次都令人捧腹。
周维培有个同学叫郑尚宪，两人是极好的朋友，周维培对这个朋友很钦佩，我在他谈话中能感觉到。尤其让维培老师佩服的，是朋友对孩子的教育，据说小女孩成长得非常好。维培老师在替朋友欣慰的同时，更为自己高兴，他多次告诉我，以后自己儿子的教育就省心了，可以亦步亦趋跟着走。我其实觉得他的乐观是盲目的，一个孩子一个脾性，有教科书能穷尽得了的？
其实维培老师本质上就是一书生，心思也不在做官上。后来他有事，副主任不能做了，而当时行政一届还没满，维培老师大约觉得应该给系里一个交待，不能因为个人原因影响工作，于是自己动员杨锡彭老师接任。这大致相当于私相授受了，干部任免不兴这样的，但维培老师不懂，或者说那时不懂。很清楚记得有一天，维培老师领着杨锡彭，来到系里，挨个办公室把“新主任”介绍给大家，那情形很像过家家：两个小朋友手拉手的就来了，还很认真。没有考察，没有公示，没有宣布，甚至系里其他领导也不清楚，这档子干部任免，挺严肃的事情，没有麻烦学校组织部门，维培老师自己就完成了。写到这儿，我想起我们家的一个钟点工，在我们家分别做了几段时间，每次她不能继续做了，就很负责地带一个人过来，而且负责培训，不行再换，直到雇主满意了。这是一个极其负责任的钟点工。维培老师是把主任的位子视同钟点工了吗？
唐建清
前几天例行体检，在校医院见到唐建清和滕志贤老师，滕老师说他也住和园，我说怎么从没见到？建清老师揶揄我说，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我们常见面，在菜场里。
建清老师的形象，跟菜场的距离是要多远就有多远，如果说是喝下午茶或听留声机跳华尔兹，这个比较靠谱。建清老师有外国绅士的老派和洋派味道。其幽默机智的谈吐，加上一流的授课，倾倒了无数学生。南大满腹经纶能说会道的教师比比皆是，建清老师能在其中力拔头筹，被学生评为“南京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端的了得。
南大曾经出了一档新闻，被媒体称为“表白门”，一时风头无两。一个男生，在课堂上向一个女生表白，到现在这样的事情可能也没见过第二例，就被建清老师碰到了。碰到了就碰到了，建清老师云淡风轻，很坦然地就让事情过去了。他说，“这个年龄就是恋爱的季节，挺美好的。”以至学生在网上说，“多年后也许人们会忘记这对情侣，但一定会记得这位老师。”
建清老师做学问随心所欲，与体制不太合拍，可他不管。他的兴致在翻译上。时不时的就在信箱里看到他译的书，开始不以为意，以为他偶然为之。后来竟源源不断，方知他竟做成气候了。说起这事，建清老师并无骄矜之色，淡然一笑。他是真喜欢。
在中堡和建清老师住一幢楼，而且是一样的户型。到他家里，感觉和我们家很不一样，可明明是一样结构呀。然后我就发现，他把最大的房间给儿子了。建清老师的儿子和我儿子同龄，当时刚上初中，小屁孩一个，主卧被他住得空空荡荡的，建清老师宁愿自己挤着。真是舐犊情深啊。曾经有一次，系主任换届，想请他出山做副主任，硬是不肯。后来儿子出国留学，他颠颠地去那儿做了两年孔子学院院长。
潘志强
文学院有几位老师，似乎不在体制内，有的是不理会体制，有的是不很适应，潘志强属于前者。志强老师现在是“资深”副教授，这头衔大约有二十年了。但这职称，严格说来也不是他自己申报的。他从不关心职称、评奖、项目这些“为稻粱谋”的“俗事”。当年申报副教授，是被叶老师、许老师他们“逼”着做的。“逼”出来的申报表那叫“惨不忍睹”，属于那种交上去肯定就被Pass的。后来丁帆老师帮着重做一份，连材料都重新搜集一过。发过什么文章，发在什么地方，一问三不知（现在志强老师索性连这样的文章也不写了）。幸亏早年上了副教授，要是现在，志强老师也只能“转岗”了。尽管他学富五车，还仍旧孜孜不倦地读书；尽管他热爱学生也备受学生热爱。几年前曾听倪婷婷说，她跟潘志强聊天，说到现状，志强老师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你原来在车上，也坐得好好的，上来一些人，很挤，你把座位让了；然后又上来一些人，索性把你挤下车了；再然后，他们看着车下的你，就当你从来也不在车上似的。这是我听到志强老师最“俗”的一段话，其余时间，他似不在人间。又或者，这话也只是用来安慰别人，就他自己，仍旧不介意。
志强老师待人极好。我那年去韩国旅游，他在庆州东国大客座，我们在庆州的食宿行程都是他安排的，还陪同游览。那天雨下的好大，我们徜徉在大陵苑，浑身都被雨打湿了，却游兴不减。聊天中得知，他在学校和学生相处极为融洽，周日、过节都有学生邀他家中做客。同在国内一样，他的住处也是学生时常造访嬉戏的地方，更是他给学生传经补课的地方。如此好人缘，志强老师却一直单身，一说给他介绍女朋友，就摆手，就赶紧逃之夭夭。其实他异性缘也好，多少女生粉丝，视他为心中男神。甚至有明确表示“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的，可志强老师就是不接招。从韩国回来不久，一自大韩来的姑娘找到南京，实在找不到阿潘，向我们询问。我们能帮上什么忙？“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奈何！
刘俊
跟刘俊做了两次邻居，这两次他都是急急忙忙的。本栋博士毕业，分了一间房子，还没有搬进去，刘俊要结婚，没有新房，跟本栋商量，于是我们在南大的第一套房子，实际上是刘俊先住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次不算是邻居，刘俊直接反宾为主“鸠占鹊巢”了。第二次真是邻居了，都在17舍筒子楼。我们先住进去。我一进中文系，就和刘俊搭档，他刚留校，兼职做研究生辅导员。好像是我告诉他，17舍还有房间。刘俊当时急需房子，因为夫人意外流产，要静养。记得刘俊房子拿到手，都没来得及粉刷，就赶紧搬进去了。
跟刘俊是从“布衣之交”开始的友情，虽年长他许多，开起玩笑来却是生冷不忌。刘俊有个标志性的小光头，比现在著名的光头孟非、乐嘉都早得很，而且不是因为脱发不得已而为之。刘俊是得意于自己圆圆的头型，认为自己的光头很帅。大家都对鲁迅的名篇《阿Q正传》很熟悉，所以我经常见着“俊俊”（研究生对自己小辅导员的噱称）就会故作惊讶地叫道：“又亮了！”俊俊自己特别合作地附和，“又亮了。”然后爆发出刘俊特有的爽朗大笑。刘俊喜欢打太极拳，一次见他白衣飘飘，又比往日“丰腴”了许多，忍不住调侃，“肥了。”刘俊认真地纠正我，“壮了。”确实，是壮了。是我居心不良故意歪曲。
刘俊是现当代专业的，在现当代文学中独辟蹊径，专注于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而且在国内几乎是最早开始这块研究的。南大的现当代文学，刘俊的方向不是主流，他几乎是孤军作战，但二十多年的坚持不辍，辛勤耕耘，小苗长成了参天大树，刘俊在他的领域中，已经是领军人物，实实不可小觑了。
董晓
董晓是做了博后留下来的。虽说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留人标准，可还是有人嘀咕，这也难怪，谁让他是董健老师的儿子呢。系里一次有个学术活动，来的是俄罗斯专家，文艺学专业的。文艺学专业没有人懂俄语，情急之下，赵宪章老师想到了董晓，董晓搞的是俄罗斯文学，好歹救救急。董晓要做的工作是现场翻译，就是俄罗斯专家说一段，他译一段。如果是日常交往，这个懂俄语的人就可以应付。关键这是学术报告，用的都是专业术语。如果董晓是搞文艺学的，也没问题，但董晓不是这个行当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即便是母语，两个不同行当交流也很难，何况外语。赵老师后来说，其实他原本也没抱着什么希望，到时不冷场就行了。没想到董晓译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不光流畅，还很专业，我是说他不熟悉的那个专业也搞得很专业。拿到讲稿后的董晓肯定是下了功夫的，但基础也不容小觑，那不是三两个晚上就可以搞定的。赵老师后来很感慨，意思是原来多少有些小瞧董晓本人了。可见当名人后人也难。
董晓的字写得不好看。现在人用电脑很多，把书写都给耽误了，太多人的字都不能看了。但中文系的人还是看重一笔好字。每年学位论文答辩，都有大量表格要填评语要抄，以前这些不允许电脑打，只能人工抄写，任务大部分落到答辩秘书头上。董晓在外国文学专业年纪最轻，答辩秘书这一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常由他担任。有一次学位委员会会议，讨论学位，丁帆老师拿起一份学位申请书，翻到后面答辩委员会决议，看到写决议的字不顺眼，就品评起来，并传视给大家。丁帆老师本人的字不是一般的好，常人字很难入他法眼，何况董晓的字确实不怎么样。董健老师当时也在座，一看是儿子手迹，不好说什么。丁帆老师不知情，尽呈口舌之快。我自是知道内情，但那时哪里好说。后来董晓说，回家被好一通骂！嗨，谁教他是董健老师的儿子呢！
20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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