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败不过百年的晋商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可是它的辉煌成就却一直在我们的心中，令所有人惊叹。了解明清晋商之后，人们更多惊讶，晋商到底是怎样在资源资源匮乏、交通闭塞、文化传统底蕴又非常深厚的内陆省份创造了世界商业史上的奇迹?又是什么内驱力和动力机制构建了近代中国的商业文明?宗教伦理是否对商业伦理的他律和商业精神的塑造构成方向性的规定?
在对晋商深入的了解中，发现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对关公的信仰。其实，民间信仰、宗教对民众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这种信仰的理念一旦变为道德的自律，就会在经济行为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所向披靡的企业文化内聚力及吸附力。
而晋商的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以及思想，在最后变成晋商精神，都与晋商民间信仰关公有着密切的联系。关公信仰的宗教伦理在向实践理性的转换上就表现为强大的主体实践性，即晋商在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群体致诚、坚忍稳健、诚实笃信、勤俭自律等。
一、实践理性：晋商活动与关公信仰的生成
关羽，字云长，汉末山西解州人，民间**惯上又称为关帝、关夫子、关帝爷、关圣帝君、协天大帝等，明清之际山西民众对其普遍信仰，把其神格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民俗文化具有了中国传统宗 教的凝聚力和吸附力。晋商活动不仅把宗教伦理 入世精神化为强大的实践理性，且将关公提升为塑造商业伦理的精神准则。
隋唐以前，关羽的知名度并不高，关羽兵败麦城，刘禅直到景耀三年才追封关羽为壮缪侯，与后世的光耀无法比拟。隋唐年间，由于佛教盛行，关羽被佛教借用和推崇。按照佛教的说法，因为在玉泉山建造了佛庐精舍，关羽父子就此皈依佛门并为之护法。唐代之后，为了突出关羽“忠义”楷模的思想特征，对关羽的评价愈来愈具有政治伦理色彩，封号追谥愈来愈重。绍圣三年(1096),宋哲宗赐关羽玉泉祀额曰显烈庙;宋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加封关羽为“忠惠公”和“崇宁真君”;宋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又加封关羽为“武安王”;宋宣和五年(1123)，宋徽宗又加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关羽的荣耀几乎达到了顶点。明代万历时人姚宗仪说：“今上尊为协天大帝、又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兼赐旒 玉带、至尊无上也。”
关公精神的最终铸成是基于明清社会变迁引发的“仕农工商”到“商仕农工”的转变，这个转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其中山西晋中商人创业时的颠沛流离、商海沉浮的无助无奈，自然助生了像关公这样保境立命的宗教信仰。可以说，关公信仰的形成与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出现密切相关。《走西口》是山西家喻户晓的民歌，歌词表达的正是明清晋商创业艰辛的心路历程。越过偏关、杀虎关、张家口昔日胡汉民族拉锯的城垛分野，早期的晋商创业者们浪迹荒漠、乘槎浮河，只能将命运的不可知和无奈交给神明庇佑，经过宋元的民间文化积淀，关公圣明已在三晋大地风靡。晋商在异乡漂泊，环境恶劣，“有时驼行沙漠，风吼雷鸣，群集而呼天，继而默祷关公。风过漠平，回忆危难之际，所见所闻，聚点成 形，敷衍成章，代代相互传承”。宗教心理学认为，“闻惊则跳，闻怒则闷，见死亡则悲，见美色则眩。”是心理的自然投射，经过经验性的反复契合，关公信仰便在人们心灵深处定格为永恒。这一口口相传过程中，外出谋生的人们当祈求的良好之愿、奢望之意在某些特定场合与现实情况发生偶然巧合如愿以偿时，便视关帝为商海中人们生命的保护神。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这种“超人间力量形式”的关帝信仰也潜移默化地伴随着晋商创业的艰辛历程。他们把随身携带的关帝神像、香火或纸符带到异域安身立命之所，便设龛供奉，一如在家祈求问卜。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到夫妇团圆，阖家天伦，云天万里，神会情牵，以为关帝怜悯，有时梦中大事商榷，纵难决抉，承蒙关公指点迷津，事果成，以为关帝显灵，遂烧香叩首，隆重酬谢，以示不敢违德。
晋商商业书《生意论》中的注意事项也描述了晋商处境的环境险恶：
外城办事第一不要车马鲜明，恐人暗算;住客店，铺设不要富丽，恐动人之眼目;过关隘必带文凭，不漏税物，免生阻滞;不赴歌舞，不走娼门，不饮过量之酒。……旷野之处，路遇生人不说真言实姓，恐匪人无端设计，冒充姓名，以被诓害事。
强势群体的心理具有一种本能的优越，而身处困境的弱势群体会产生一种无限的迷茫意识，社会生活中的孤独感、困惑感使他们在精神上会长期处于非理性状态，唯一的发泄渠道是通过拯救论克服“心理休克”状态，明知咫尺的困境无助，寄情于家乡关公神灵一线玄机的希望，从而把神本与人本宗教伦理相融和。
日本秋田大学副教授山下清海，1979年在横滨中华街实地调查，发现横滨华侨主要是信奉商业神关帝，各家在店里均设有小神龛供奉关帝……横滨的华侨甚至虔诚地笃信中华街有今日繁荣是仰赖关 帝的庇佑。清翰林编修陆序秋为奉祀关帝写过楹联，书云：君德岂难名，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化起中国，恩敷异域，民情大可见，无偏无党，无反无侧，内安梓里，外睦邻邦。可以看出，关帝作为至高无 上的精神象征，宗教伦理的商业意义实甚深长。
二、心灵家园：关公庙和晋商会馆的凝聚功能
在经商活动中，晋商先后在京师建关帝庙、设会馆有40处以上，随着血缘—地缘—业缘的层层扩展，关帝庙的建制、功能也就随之拓宽。在关帝庙的基础上，国内各商埠集镇也先后改建、扩建了晋商会馆。据不完全统计，晋商除在京师设立了许多会馆外，又先后在天津、山东聊城、济南、上海、扬州、南京、苏州等地设立会馆，清代晋商会馆几乎遍布全国各行省、商埠。某种程度上，会馆成为具有西方教会、乡土宗帮会凝聚功能的精神安顿之所。这种心灵的寄托在明清仕、农、工、商“四民阶层”中不能使商人走出阶级和社会最低谷时，能给人以淡默恬愉，养心静欲之用，其功能“颐其神以粹素，扫涤诱慕，收之以正，除难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灭爱恶之端，则不请福而福来，不禳祸而祸去矣。何者?命 在其中，不系于外;道存乎此，无俟于彼也。”这种民间关帝信仰已经具有了有约束力量的“亚文化”雏形。
关公信仰所形成的强大的精神统摄力，激发了人们自发的建庙、建馆的行为，而且这种自发行为多源于捐资义建。汉口的山陕会馆，初为关帝庙，始于顺治年间，康熙二十二年(1685)扩展为之，咸丰时遭兵燹，同治九年(1870)重修,费用自行筹集，会馆志载,集资经25年共达27万两,修缮工程在光绪二十二年(1895 )竣工，均由各商号摊资。山东聊城县东的“山陕会馆”,史载：“昔年(即道光之前)运河通时，水陆云集，利益悉归外省”，而外省商人之中，“殷商大贾，晋人为多”。道光二十一年(1841)，重修聊城光岳楼时，“西商之懋迁于吾郡者，皆捐金有加”。开封的山陕会馆，清乾隆年间旅汴客商集资兴建。道光时，陕商加入，易名山陕会馆。1933年甘肃商加入，又易名山陕甘会馆。该会馆建筑巍峨壮丽、布局严谨、装饰华丽，尤以砖雕、石雕、木雕精美绝伦，堪称“三绝”。馆内关帝庙中关羽的“关公斩蔡阳”、“关羽封金”、“脱离曹营”、“过五关斩六将”雕刻比比皆 是。洛阳的山陕会馆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道光时曾修缮。为我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集建筑、雕刻、绘画、陶瓷工艺为一体。檐牙高啄、钩心斗角、雕梁画栋、鸟荦翼飞，塑有韩信、庞涓、子都、罗成四将，以驱妖镇魔。
从以上以关帝庙为主体建筑的会馆建造中可以看出，会馆的捐资是民间自发行为，非官方出资;商号捐资和个人集资均为自愿性的;会馆神性功能明显，神恩性的依赖、补偿与商业行为互动;捐资凸显了区域性、行业性、志同性的特点。从心理学意义讲，捐资树神之义已超越了慈善布施，对感受者产生一种具有慰藉性激励效应的心灵补偿。会馆是多层次的需求补偿，通过义捐既是对巧获预期的感激，又是一种激励性的期望。
三、精神同构：关公信仰对晋商个体行为的影响
韦伯否定中国的宗教理性，其实仅从晋商会馆的管理制度就可以窥见远离巫术的非理性色彩。在晋商会馆中大多有值年首人秉公办事，他们轮流换班，均须协力举善，勿得徇情。又设有司法、住持、夫役及香工等管理会馆事务。仅以《汉口山陕会 馆志》 会馆管理条例为例。会馆条例规定有13条，现选择其中四条作一分析：第六条：会馆重地灯火最宜小心，嗣后我各帮字号如遇在馆做会演戏，客散戏终主人务将庙院戏台一应灯烛亲查熄灭始准回号以昭慎重，如违议罚;第十条：供奉香火、长年神灯，乃住持应办之事，俟后逐日长香，务要敬谨供奉，每逢会期奉香献酒，自必住持侍奉，年节三天，僧人间有贪闲假手他人，殊属不恭，自议之后，住持二人轮流执香在殿侍候，以昭诚敬;第十二条：大会值年，从前十帮轮流，每年二号会办。今增汇业，每年四号。已祀产渐增，馆务紊繁。每年以四月初八日揭清所存银两，一切祭器祭物文契公文下首务期明悉周详毋延;第十三条：招僧住持原为供奉香火，每日长香神灯，务要敬谨供奉，殿宇香案每日打扫，会期朔望倍加诚敬洒扫洁净在殿伺侯，以便士商恭谒，平日不得随便出外游玩。
以上可看出，晋商漂泊在外的孤独意识融合着虔诚神圣的信仰情感。民间宗教物像的神圣性已赋予警示的功能。作为接受被动性“指令”的个体沐浴在特定的氛围经过长期熏陶，这种他律性的“指令”就转化为道德自律性的观念。关公具有至上的真善美的象征，人们沉浸在神启的示像、意像意识流之中，无形中具有了神圣的荣耀、责任、义务感，而心灵的感受又辐射为现实意义的道德榜样的源泉。在晋商信仰里，经过宗教理性的规则，形而上学的宗教概念被简单化和世俗化，形成一套非常现实的宗教观。这种宗教观的出发点是祈求神明保佑，最终成为晋商民间具有宗教成分的精神寄托。
四、诚实、勤奋、劝善：关公庙的价值指向
晋商初期创业不是靠项目、资本、策划等综合 运营的系统工程，而是在拓展生存空间中的单枪匹马、孤军作战(最多是族戚联袂)。境遇多舛、生存维艰势必要求形成合力，竭诚团结,于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亲会和同乡会组织(后来发展为晋商会馆、山陕会馆、“七省会馆”等)应运而生，宗乡组织中必有一位共同信奉的神明以巩固团结、维护纪律、同心协力、同舟共济。以“义薄云天”、“忠义”著称于世的关公被举为共同崇拜的对象亦是顺 理成章的。由于有关帝这一“忠义”楷模的准绳规范商业行为，因而各会馆成员都能自觉地守望良知、虔诚合作，谋求共同的生存与发展的正当利益。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关帝诞辰之时，各会馆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有的还演戏酬神，甚至进行春秋二祭。许多祭祀活动主要是基于文化上的认同和增进乡谊。
一副关帝庙前的对联富有意蕴：大地几英雄，碧血丹心，千古云霄思汉鼎;天涯有桑梓，春椒秋菊，一堂风月话乡亲。”海外许多华侨时尔参加(对关帝的)祭祀活动，主要是基于文化上的认同和增进同乡友谊，并当作一项社会联谊活动。“侨居此地(日本神户)的华侨，将关帝庙视为中华民族的崇拜象征，无论是从中国内陆来的，还是从中国港台来的，还是外国辗转而至的，都以此庙为中心，在这里认知自己的文化之根。关帝庙成了对华侨们最具吸引力的聚合场所。”
晋中商人在外经商者多，昔时交通落后，邮递不畅，在外闯荡失落与衰败客死他乡者屡屡不鲜，会馆便“以慰行旅，以安仕客”，一旦“横遭飞灾，同行相助，知单传到，即刻亲来，各怀公愤相救，虽冒危险不辞，始全行友解患扶危之谊。”或有人“疾病疴痒”，会馆“相倾体恤”。同时，会馆均购有义园，据北京《临襄会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载：“会馆义 园置产地之建设，因之以起，意至美，法至善也。”此处即为乡人“停柩厝棺之所”。
关公庙除了祭祀关羽外，基本形成关公为主祭，配以行业诸神和固定节日的祭祀文化系统。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谁也不可能从玄学的意义上把握任何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却能从心理学的意义上予以阐明。它把一切玄学味道的东西 都袒露在心理学的阳光之下。 宗教价值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上的：生命的价值都是和生命总的、整体的意义相联系的。这种意义在于道德的价值，在于灵魂的规范性，在于实现灵魂真正的价值命运。这一最高价值超越了空间、时间及物质。它是整个生存的造化，是宇宙意义上的专注，是履行义务的心灵满足。通过关公信仰，晋商民间宗教上升到了传统哲学的理论高度，使得民间文化“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在理想的精神构成之中，坚定的宗教倾向是最为高尚的，“这由诸种因素共同构成，包括最深刻的个人价值、准则体验以及具有真正意义的特定的集体准则。关公信仰作为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看，就具有团结的凝聚力、鼓舞的号召力和培养伙计高尚道德品质的教育作用。
关公神性的多元崇拜除其作为保护神的一面外，商业神的神性彰显得更加突出，即如何让应然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生存状态的稳定。英国学者巴素认为“关帝也是受普遍奉祀的神明”,既是“神圣”又“兼任财神”，神的职能转化缘于商业发展和资本膨胀的客观需求，沈继生先生认为：“在商业上都用得到契约与信用，因为贸易往来，互通有无，普遍存在着签订契约履行合同的行为。”可以设定，明清时代山西商人遍布全国，很多关帝庙都是他们义资兴建的。商业是最需要契约制度的，而中国商人的契约制度远不及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商人那样**惯、严密。在这种情况下，关帝诚实、守信的高尚品格就成为示范标的。商业上需要契约与信用，因为贸易往来，互通有无，普遍存在着签订契约履行合同的行为。字号、商号都奉关帝为财神，因为商家都强烈地意识到信义为立业之本。因而晋商认为以忠义终其生的关羽是守护商业繁荣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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