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洛克菲勒
当地时间2017年3月20日早间，美国著名银行家和慈善家、亿万富豪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位于纽约Pocantico Hills的家中因充血性心力衰竭于睡眠中去世，享年101岁。说来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近代的教育、体育、医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小编于2012年7月6日在新浪博客所发之博文——曾在约大校园办公的“国家奥委会”中谈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办公地点，申报馆和圣约翰大学。这里想追溯下该会所辖之运动场——中华运动场的来龙去脉。翻阅近代史料就会发现，由西方传教士所传入之教育、体育、医疗总是密密相扣，抽丝剥茧后，一些熟悉的机构和身影便浮现眼前。中华运动场就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基督教青年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圣约翰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密切相关，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尤为重要。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劳神父路地皮
首先要了解的是中华运动场这块地的由来。该地位于康悌路(今建国东路)北，劳神父路( 1916-1927年称天文台路，1927-1943年称劳神父路，今合肥路，在此文中皆称劳神父路 )南，贝勒路(今黄陂南路)西，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两侧，占地137亩。此地皮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有。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向中国派出5名医士组成的考察团，到北京、南京、汉口等地考察。回到上海后，10月28日参观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校长卜舫济邀请上海名医和同门会会友相陪，予以热忱接待。此时，圣约翰大学的医学院时值办学艰难、几近山穷水尽之时，卜舫济打算争取获得该基金会的支持。1916年洛克菲勒设立的中华医学会（China Medical Board )计划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设立高水平的医学院。在北京，早在1906年，就有伦敦传道会开办的“协和医学堂”。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以20万美元从伦敦会购得原协和医学堂的全部产业，又以12.5万美元购得东单三条胡同原豫王府全部房地产，开始着手重新打造这个日后久负盛名的医科大学。在上海，此时有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哈佛中国医学院。中华医学会、圣约翰大学、哈佛中国医学院和金陵大学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三所大学允诺通力合作，在上海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医科学校。圣约翰大学日后只招收医学预科生；而中华医学会资助哈佛中国医学杨在1916年6月底结束其运作。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此购买了上述地皮。买进时最低每亩200余两白银，最高为每亩约2000余两白银。到1930年，上海地价飞涨，该地已经值每亩1万两以上，总价估计在140万两左右。然而事与愿违，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投入了巨资进行新校的建设。从1917年到1921年，建筑工程进行了4年之久。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大大超出了预算。由于用款过多，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无力在上海开办新的医科学校，早先购入的那块地皮也就闲置下来。
191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奠基仪式
基督教青年会与劳神父路地皮
基督教青年会对中国近代体育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谓嚆矢。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劳神父路之地块，最先是他们租赁下来的。追溯当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派晏士纳(Max J. Exner，一译艾思诺)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是近代中国体育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他正式开始了现代体育的训练与推动。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11月17日他到上海，就招聘了20名青年开始举办体育班。当上海青年会会所健身房落成典礼时，体育班就进行了公开表演，观众达数百人，表演非常成功。这是中国近代体育的第一次具有专业性意义的第一次公开亮相。1909年5月，青年会在施高塔路（Scott Road，现山阴路）购地25亩设置运动场，是上海最早的运动场。他们随后在此举办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会，有15项运动比赛。1910年，青年会又指导在南京开了第一届全国运动大会。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上海的早期会址
1913年远东运动会之精神
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会徽，上海，1915年
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这是上海首次举办大型国际运动会。图为5月21日晚，中国外交总长伍廷芳的夫人（台上站立者），为十项全能第二名，南洋公学（交大前身）的李大星（台前穿中装者），十项全能第三名，清华大学的黄远道（台前穿西装者）颁奖。在主席台上可以看到该届远运会承办者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标志。
1913年，在菲律宾举行了首届远东体育会，青年会率队参加，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国际体育竞赛，但并未引起国民的关注。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办，我国获得了足球、排球、游泳、田径赛四项锦标，引起国民重视，政府和教育机构对于运动事业也注意起来，开始有开办体育传习所和普设公共体育场的举动。此后两届远运会分别于1917年和1919年在东京和马尼拉举行。到了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又回到上海举办，作为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干事、远东运动会委办兼名誉干事的葛雷博士（Dr.J.H.Gray)开始意识到中国需要有一个国家体育场（National Stadium）。他从举办此次远运会的余款中拨出10000美金开始立项寻找合适的地块开辟体育场。1923年秋，他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下的中华医学会了解到劳神父路之地皮尚在闲置之中。于是立即开始接洽承租事宜，并成功租下该地至1927年年底。青年会意图是将此地建成华人的体育娱乐中心以及全国和国际体育竞技比赛的中心，并且希望1927年的第八届远运会能在此举办。藉此机会，来了解和观察华人是否真正需要一个永久性的国家体育场。葛雷博士后将此地开辟成为网球场、篮球房、田径场和足球场四处，结果入不敷出，亏损了数千元。除了青年会，还有西人格洛泼和别尔斯二人以私款在该地开辟网球场，当时该运动场称为“先锋场”（ Pioneer Field )。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基督教青年会
1923年5月21日，葛雷博士作为总领队带领中国队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界远东运动会，结果除了足球，其他项目皆铩羽而归。这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基督教青年会虽然在引进体育项目、介绍近代体育思想和理念、培育体育人才、举办专业运动会等诸多事宜上善莫大焉，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中国急需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圣约翰大学体育教授沈嗣良于6月8日在《申报》上撰文《补救远运会失败之办法》，提出“历届失败原因均在少练习及缺乏领袖办事人才。”“须组织完全由国人办理的委员会。”“我国应设立体育机构，学校范围有限，青年会范围有限，场馆难以普及，为国家行政机构，约束甚多。不如联合以上各方及其他团体，组织一体育会，各地设分会，这样才有益于长远发展。”沈嗣良代表了中国体育界的看法，也预示了“体育国有化”公开化，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建立鸣锣开道。
葛雷博士
其实早在1922年4月3日，就有“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该机构的英文名称为“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同年6月7日至6月10日，“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20届（一说第21届）年会获得承认即代表“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王正廷被推举为中国第一位奥委会委员。至此，“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性机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均由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兼任。不过此时，全国运动会和国际性的远东运动会仍然由基督教青年会把持，葛雷博士是该联合会的书记。第六届远东运动会的惨败把“体育国有化”的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1924年5月22日到24日，第三届全运会在武汉举办。该届实际负责筹备的是汉口青年会体育部主任郝更生、武昌青年会总干事宋如海，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及武昌某小学校长黄芷端等四人。由于该运动会汇集全国体育界领导人士，大家皆认为需成立全国性的体育团体，以统筹推进全民体育，举办全国性的运动会，进而参加国际竞技活动。最后，推选八名筹备委员成立了筹备机构。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会在南京举行第三次年会之际，召开全国代表会，集会通过章程，推举张伯苓、王正廷为正、副名誉会长，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圣约翰大学体育教师蒋湘青为干事。董事会由15人组成，全部是中国人，王正廷被推为名誉主席董事，8月24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取代原有之“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一切职能，对外代表“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机构的英语名称则继续沿用“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两会主席均由王正廷担任。值得注意的是，王正廷本人曾经于1915年-1917年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首任华人总干事，而继任会长郝更生亦来自于青年会。青年会的葛雷博士被聘请为协进会的名誉顾问。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中华运动场”
协进会成立后，期盼拥有自己的运动场馆，而青年会在劳神父路的运动场所颇为理想。由于葛雷博士经营不善，尚有数千的亏欠。协进会此时想到了程贻泽，并寻求他的资助。程贻泽的祖父程谨轩为房产巨擘，家财万贯、富可敌国。程贻泽生性豪爽、乐善好施，酷爱体育，曾组建三育足球队和优游体育会。19岁的他听闻协进会的难处，二话不说就签了张一万两银的支票。协进会用这笔钱偿还葛雷博士的欠款和格洛泼、别尔斯的私款，从而将网球场、篮球房、田径场、足球场和棒球场五个运动场所收归名下，统称“中华运动场”。协进会还通过青年会从中斡旋，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商得无条件使用该地皮至1930年6月30日。此后，协进会的办公地点由原来的《申报》馆和圣约翰大学转至中华运动场。中华足球会、中华网球会、中华棒球会也相继迁入。协进会利用该场地举办了一系列得重大比赛。如1926年的华东、华南足球分区赛，华东、华北棒球分区赛，华东公开运动会，江南大学第一届运动会，中葡足球赛，第一届万国运动会等。
程贻泽与唐八妹
图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27年会刊，版权页中所注地址为“上海法租界劳神父路”
1926年在中华运动场举行的中葡足球比赛
协进会成立后，将于1927年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的承办事宜便从青年会移交过来。深怕自己经验不足，协进会于1926年10月9日-10日举办了第一届万国运动会作为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的预习。这届运动会有中、美、英、法、日、俄、荷、葡等八国参加，运动员135人，中国选手约占三分之一。比赛项目、规则及计分均参照远东运动会。比赛在中华运动场举行。运动场四周设有看台，东、南、北三面看台为学生座，西面看台为洋人专座，洋人专座之前为记者席。场中搭司令台一座，并按照奥林匹克规则，在司令台前竖一旗杆，旗杆为十字形，一端挂运动项目，一端悬挂该项目优胜者所属之国旗。第一名国旗悬于最高点，第二、三、四名字依次递降。司令台两旁旗杆悬挂所有参加国国旗，运动场两个入场门口也各悬挂各参加国国旗。场内有西乐队，每次比赛结束，举行授奖仪式，并奏乐升旗，气氛庄严，颇有“奥林匹克”之风度。开幕式由军乐队开路，大会职员、裁判员随后，接着各国运动员相继入场。中、日两国均按远东运动会规则，以国旗为先导，庄严活泼，步伐整齐。比赛时，上海各界和各国侨民均组织啦啦队，摇旗呐喊，为本国运动员加油。观看比赛的民众多达万人，华人居多，故每遇中华健儿有精彩表现，总是掌声雷动、欢声震耳。最后，中华队以天时、地利、人和之势，夺取了男子团体锦标，让洋人不禁瞠目结舌。
1926年10月9-10日，上海万国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或总分第一名，图为中国全体选手合影
1926年万国运动会竞走比赛颁奖留影
1927年8月27日，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中华运动场开幕，图为开幕式主席台
在第八届远东运动会排球比赛中，中国队战胜了菲律宾队
有了万国运动会的经验，到了1927年协进会胸有成竹，顺利地举办了第八届远东运动会。是年8月27日下午2时，5万人在中华运动场参加了开幕仪式，可谓盛况空前。当时会员国已发展到6个国家，即中国、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其中，中、日、菲共派出504名选手参赛。赛前，为了挽回中国在前几届运动会上的不力表现，蒋介石亲任总裁，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组织筹划下，全国举行了盛大预选赛，选拔了164名运动员出席远东运动会。这届大会由政府拨款、社会各界捐助，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具体筹办。其中，国民政府拨款2万元，上海市特别政府财政局补助2000元，浙江省政府补助5000元，上海几乎所有名流都捐款支持，大会名誉总裁蒋介石亦备特制银杯一只奖励优胜，这是以往两届没有过的。当时国人的观赛热情也非常高涨，据报纸载：“有位中国人恐怕到了会场喝彩太多有损咽喉，他就把汽车上的喇叭拆下来带进去。凡是中国选手进攻对方的时候，就拿出来大吹特吹，所以棒球场和足球场常常听见汽车喇叭声，亦可以说得滑稽喝彩哩。”《申报》9月4日报载：“前数届在华开会，皆为外人代为主持，本届一切事务，完全由华人办理，会场建筑之完备，比赛评判之公正，日菲代表均称满意。此虽为中国应尽之责任，然在远东运动会史上，不可谓非开一新纪元也。”这届大会，中国表现出色，获得了足球、排球、网球三项冠军。 中华运动场虽则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向洛克菲勒基金会长期租用，但其设施场务都由协进会经营管理，所以大致可算是我国自己的体育场，较之以往两届向租界租用虹口运动场是一大明显的进步。
余日章
1930年6月，劳神父路地皮的租期行将到期，协进会焦急万分，遂开董事会商议对策。虽主席王正廷力持须于最短之时间内另觅场地，但上海地价寸土寸金，况且若新场地地处偏僻又难收普及运动之果效，所以若能续租劳神父路地皮仍为上选。由于该场地当初的签约方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基督教青年会，所以最终还是要倚赖青年会出面斡旋。此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是余日章。其为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基督教领袖，湖北蒲圻人，生于武昌。他1895年进武昌文化书院，后又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由于协进会中即有约大人士，又有青年会人士，故余日章毫无二话，鼎力相助。他代表协进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临（Roger Sherman Greene)接洽，基金会称数年内尚无出售该地之打算，亦不借作他用，协进会不妨以“无契约”的方式保留应用。此话让协进会欢欣鼓舞，但由于没有正式契约，则令人实感惴惴不安。果然，1933年5月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发出迁移通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续租该地数年后，终于躲不过搬离一劫，最后将协进会和场内器物搬迁到延平路申园运动场。申园运动场为协进会与上海西人足球联合会合资建造的足球场。该地只有40亩，与中华运动场之137亩相去甚远，实在不容施展。所以仅加建了跑道和篮球房，再难恢复中华运动场之神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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