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履祥的格物致知论与知行观
《大学》中“致知在格物”的观点，经过程朱的改造和发挥，形成了程朱理学区别于其他学说的认识方法和修养方法。金履祥在其《大学疏义》和《论孟集注考证》等著作中，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论颇得其精髓，并有所发展。尤其是他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知行能之，知行合一”的命题，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向前推进了一步。
金履祥依据朱熹《大学章句》的训义来理解“格物”、“致知”。朱熹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金履祥解释说：“所谓'穷至事物之理'者，盖格物者，穷理也。所谓‘极处无不到'者，盖极处者，至善也。”在他看来，“格物”就是穷极物理，或者说即物穷理，穷理又必须穷至其极。格物穷理的最终目的在于“至善”。可见，金履祥对程朱理学所讲的格物穷理的思想，把握得是相当准确的。至于格物的对象、范围，莫不如此。理学中"物"的概念在朱熹那里指一切事物，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物不仅指客观的物质实体，如天地日月、草木山川，也指人的活动，还包括人的某些思维念虑在内。可以说，一切可以被人当作思维对象的都属于被格之“物”的范围。金履祥解释朱熹所谓“即凡天下之物”时说：“即者，随其所遇之谓也；凡者，大无不包之辞也。盖格物者，初未尝有截然一定之目，而亦未尝有精粗巨细之间也。惟事物之在天下者无限，而接于吾前者亦无穷，故必随其所遇，巨细精粗，大小幽显，莫不格之，以穷其理焉。”就格物的对象范围来说，是无限广大的，“极其小，虽草木鸟兽之微非可遗；极其大，虽天地阴阳之化非可外。”不过，他又强调应当各随所遇之物而格之。因为，虽然天下之事物是无限的，接于各人之前的事物也是无穷的，但就个人而言，因所遇之物不可能没有先后，所以格物的顺序也就有缓急先后。因此，所谓格物，并不是格一物即可通万物，也不是万物格尽而后通，而是积累其所先遇到并已格的事物，思索熟习，触类引伸，日积月久，自然能与其后遇的事物贯注融通。他说：“格物者，非谓格一物而万物通，亦非谓万物皆尽格而后通。但积习既多，则工夫日熟，心知日广，而其推类触长，贯注融通，天下之物，自无遗照矣。”显见，这同程朱的思想相吻合。程颐讲过多次：“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对此，朱熹也是反复强调，经过今日格、明日格的积渐工夫，人在思想认识上就会产生飞跃，“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金履样对“致知”的理解，也不出朱熹《大学章句》的解训。他说：“‘致，推极也'，所谓推极者，言推之而至其极也。‘知，犹识也'，所谓知识者，言人心之灵觉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者，盖心之灵觉，莫不有如，在乎推极其知，使凡所知者无不至于尽而已。”致知之知，不仅指作为主体能知的知觉，而且指主体知觉的结果。因而"知"有两方面的意义。以知为人莫不有的“灵觉”，是指“能知”，即主体的认识能力，即金履祥所言“心之灵觉，莫不有知”。而“推极其知，使凡所知者无不至于尽”，是指“知识”，即主体的认识结果。人心都有知识，但一般人心所具有的知识都有所不尽，所以，必须用已知推知未知，人心的知识才能达到无所不尽。金履祥的理解，基本上是合理的。
金履祥讲格物致知，在于人知其所未知，而不在于人知其所已知。他说：“夫格物所以致知也，今而先之曰：因已知之理，何也？夫心之本体虚灵知觉，固无所不知。但力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有以狭之耳。然其本然知觉之体，则有未尝息者，故其于事物形迹之显，有不待格而自知。但其蕴奥精微之极，则必格而后知也。”他认为，心体由于为物欲所拘蔽而导致“狭小”，因而对于理之“蕴奥精微之极者”，并无所知，必须经过格物穷究之后才可以得知。所以，格物致知关键是知其所未知。他还说：“理在万物，而吾心虚灵之体自无不知。知在吾心，而气禀物欲之昏已有所蔽，故致吾之知，以全其本，在于穷物之理，以充其知。不能穷极事物以极众理之物，则无以推极吾知而尽心体之全矣。”他把格物致知重在知其所未知，与人心受气禀物欲之拘蔽的局限联系起来，这一点，深得朱熹之要旨。
总的来看，金履祥的格物致知说，在理论上并无创新，基本上是陈述朱熹旧说。但他在知行观上倒有其闪光的思想。
宋以后，知行问题在学术上受到更多的重视。北宋程颐提出知先行后，知难行亦难。南宋朱熹主张知行相须，不可偏废。他们都程度不同地肯定了知与行的统一关系，并多少露出“知行合一”思想的端倪。金履祥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并加以发挥，最先提出“知行合一”的说法。
金履祥坚持先知后行的主张，但同时又提出，“知行并进”的观点。他以格物致知为知，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行，讲求知以格物致知为首要任务，修养德性则以诚意为首要任务。他在《论语集注考证》中，还以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说明知行先后的次序。他说：“文者，诗书六艺之文，所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盖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后能行，知之固当行之也，故进之于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实，则知之或务于夸博，而行之或出于矫伪，安保其久而不变，故又进之以忠、信。忠、信，皆实也。”这其中便体现了他先知后行的主张。虽然知行有先后，但二者不可偏废。他说：“颜子博约是知行并进”。他对“博约”的解释是：“博是广博闻见，约是收束心身”，并认为“广博闻见于文，而收束心身以礼，方可得其不畔于道。徒博文而不约礼，安可保其不畔于道哉！”按照金履祥的理解，博文即是知，约礼即是行。他提出“知行并进”，可以说是对朱熹“知行相须”思想的一种深化。
金履祥在论知行关系中，首先采用了“知行合一”的提法，这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知道，“知行合一”的思想在此之前就已有了，如程颐就说过：“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所以，黄宗羲在《伊川学案》中才说：“伊川先生已有知行合一之论矣。”南宋陈淳也认为，“致知力行二事，当齐头著力并做，不是截然为二事，先致知然后行，只是一套底事。”但明白地用文字表达“知行合一”者，当推金履祥为最先。他说：“朱子于《或问》中论学分‘知'、‘能'二字，《集注》盖合言之。觉，知也；为，能也。明善，知也；复初，能也。其间语意并合二意，而‘效尤先觉之所为'一句尤明备。夫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者，必自其所为而效之。盖于其言行制作而体认之也。段内皆合知能意。”在这里，知与能即知与行，“知而能之”即“知而行之”。先觉者（先知者）知而必行，知之即行之，知行合一。从金履祥所说的“其间语意并合二意”、“皆合知能意”来看，他所谓“知行合一”，强调的是知与行的高度统一。不过，在他看来，能够达到知行高度统一的只有圣贤。他把“知而能之，知行合一”限制于“圣贤先觉之人”，表明他提出“知行合一”是有严格限制的，而且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发挥，涉及的也只是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的关系。“知行合一”说只是在明代王阳明那里才发展成系统的认识论学说，成为王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如此，金履祥知行观中“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的思想是有其特色的，应当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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