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很多同学发给我关于北大附中校长王铮被免职的消息，有的人发了一大段感慨，也有的人只发一个“哎”字，还有附中以外的朋友向我询问原委。我只是一名普通毕业生，疫情后也再未见过王校长，自然不知道原委。网络上出现不少讨论，对王铮在北大附中的教育改革，有的赞扬，有的批评，有些很有见地，也有些偏离事实。有人评论说：“北大附中究竟怎么样，应当由它的学生来说”。所以我想把我经历的附中改革时光写出来。
我在2010王铮改革的同年入读北大附中高中部，是完整经历王铮教育改革的第一届学生。如今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一批号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最激进实验”的小白鼠，究竟经历了什么，又如何评价那段时光？我自己总结，也是许多同学共同的感受，附中给我的三件东西铭记一生：学会与人相处、对知识真诚的兴趣、人不必走寻常路。
在共同体中成长
附中教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会如何与人相处。
我和王铮校长第一次打交道，是高一一天住校生的晚自习结束，正要从教室回去，发现王校长站在门口。他叫住我：“你是刘周岩？”我很惊讶，以为闯了什么祸。他说看过我写的一篇评论单元自治制度的文章，文章配有一幅我的照片，所以认出来。我既高兴又有些紧张，可他没有评论文章，只是寒暄几句，就告别了。后来接触多了，发现他一向如此，以后我多次就学校或个人的事寻求他的指示或建议，他都不会给出明确的倾向，总是让我“自己想”，想清楚了就“按自己想的做”。但我知道，他总是关注着大家，很多学生之间的动态他都一清二楚。
图注：2014年，我作为13届代表和12届张弛学姐在14届毕业典礼上作为校友代表发言，典礼后与王铮校长合影
王校长看的那篇文章，是我和同学论战“单元制”的，即后来“书院制”的前身。这是北大附中与中国其他公办中学最显著的区别。学校取消行政班级后，学生按照双向选择的原则，重新组成六七个各有特色的跨年级生活共同体——即“单元”（书院）。
图注：北大附中的书院墙
我高二时在澳大利亚的私立男校Scotch College Melbourne 做交换生数月，去了后立即明白，书院制早在其他地方的大中小学里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成熟实践，牛津剑桥的专业之外的“College”亦是同一精神，是学生在选课自由后又要进行集体生活的一种必然制度演进。如果教育是有成长性的，相信学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人，小学一年级和高中的组织制度不应该一成不变的。但刚入学附中时，听闻这样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感受简直类似于百年前初入北大课堂的顾颉刚：“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进入附中前，我对王铮校长的改革措施并无概念。我是由崇文区（现已并入东城区）通过中考而来。在中考报志愿之前最后一刻，一位朋友跟我说，北大附中比我原本填报的另一所大学附中“更宽松”，于是我将它们的次序调换了，偶然中又带着必然地进入了这所处在教育改革最前沿的学校。
从传统的“四十个人一个班，一个班一个班主任，班主任包产到户管三年”的制度出来，我立刻无比热情地投入到了单元制改革的过程，竞选了我所在单元的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高一年级主席，参与自治会早期章程、组织的构建，在校园媒体、人人网等各种平台上乐此不疲地与同学论战。
这种新制度，带给我们无穷的困惑和挑战，既是思想上的也是行为上的：没有了班主任，我们要如何管理自己？要用怎样的选举和议事制度保证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在哪里，个人与公共的边界又在哪里？很多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制定“契约”：小到单元活动室的值日如何安排、活动室里能不能玩三国杀，大到集体预算如何管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以自治的名义否决老师的决定？我一度沉迷于对这些问题的辩论。
多年后我回学校，看到单元活动室的辩论海报已经改成了“单元活动室里能不能吃外卖”，已经隐约有白发的语文老师孙玉磊还在和大家“找茬”，在校园网上逐条批驳同学的论述——就像当年和我辩论一样，我忽然鼻头一酸，恍然意识到磊哥哪里是在和我们计较，他年复一年地和我们对垒，提出反对意见逼着我们思考、辩论、沟通，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啊。
图片图注：书院活动室（原单元活动室）
按照剧情设定，竞选单元主席的结局应当是我锻炼出了领导力，在未来的工作里也承担起了管理角色。现实恰恰相反，我性格中另一面的因素占了上风，上大学后我有意不参与任何学生会或社团工作，而是选择了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都最独立、最个人化的记者职业。我意识到，我对认识世界的兴趣远大于改变世界的兴趣，我重视思考胜过实践，无论是好是坏，我对自己的性格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但在附中，我掌握了最基本的与人相处的意识：我知道了要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合作，需要寻求支持与帮助；我知道了人和人之间会产生矛盾，有些矛盾是沟通可以解决的，有些矛盾是沟通解决不了的；我知道了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尊重和理解，我们希望怎样被别人对待，最好也怎样对待别人。
附中独特的单元制，还让我在学校生活中有大量机会和其他年级同学打交道，作为一个独生子女有了难得的来自同辈但不同龄的伙伴的情谊，体会到竞争以外的依赖感和责任感，我感恩帮助过我的学长学姐，也愿在力所能及时帮助我的学弟学妹。我明白了，给予比索取更有价值。
每一个身处附中改革环境的同学，都会经历内心秩序从破碎到重建的过程。北大附中的改革是结构性的，逼着每个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当课程的集体与生活的集体分离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人，无论通过选课，还是社团、书院活动如篮球、足球赛事或戏剧节、舞蹈节，都不得不认识更多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书院、不同的年级。既定的秩序消解了，每一个人只能去寻找自己的同伴，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自己。
王铮1982年从北大附中升入北京大学时学的是物理，回附中任教后也一直教物理。我总觉得，他这个人身上和他的改革都带着物理学的气质。这或许能够解释他为何在一些“大事”上放得很开，一些“小事”上又非常严厉。他极少对事情的走向给出具体意见——我曾参与组织过学校的第一届校友日，那是十分隆重的活动，但是得到的全部指示只有一句话“你们自己定吧！”
他所着力的，是制度设计，是让制度去影响人的行为，而对于制度本身他是寸步不让的，任何想要退回去的妥协，都会领教他的“金刚怒目”。记得有一位老师占用午休时间补了一节课，就被他严厉批评，因为在制度设定中，学生在校期间必须要有自己支配的大块时间，如此才有自主探索的可能，也不得不自主探索——学生要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就必然涉及选择目标、实现目标的思考与规划。附中的种种制度环境，书院制、选课制、导师制、时间和空间结构的改造，都导向同一个结果：学生不得不自主管理。
他以一种近乎物理的方式，设定了我们所在环境的“基本定律”，其他一切不过是基于此的自然推演。
知识是崇高的
附中教给我的第二件事，知识是崇高的，要对知识具备真诚的兴趣。
学校不只是搞活动，学科学习应该占据生活的主体，我对此表示完全认同，事实上我在这一点上是相当“保守”的，我认为北大附中应该尽可能培养基础学科研究人才，也应当以学术能力作为主要评价标准。而我最感激附中的，正是通过许多老师的课程启蒙，对知识产生了真诚兴趣。
附中进行了课程改革，强调课程模块化、选择性，注重过程性评价，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等。为了推动这些变化，王铮出台了很多措施，比如在一些考试中，老师不可以出不能完整考察理解的选择题、要求很多教室将“排排坐”的桌椅模式改成利于讨论的圆桌式、打破“四十分钟一节”的时间定式，增加整块时间，以利于开展讨论和实验教学等。
这些措施始终有争议，但其背后让学生深入、自主学习，不局限于教材、考试而更关注知识本身的指导思想，和附中多数教师的教育理念是相通的。附中更喜欢聘任有综合学术背景而不只是受师范训练的老师，很多老师都是从学科、学术的角度讲授知识，而不受限于基础教育阶段对这个科目标准化的理解，这是附中教师一种整体性的特质。在一些科目上，附中教育改革形成的氛围和老师个人的学术素养及创造力结合，开放出灿烂的花朵。
比如我受益最深的是生物课。我永远感谢韩冬老师，不仅让我喜爱上了生物，更借此打开一整个知识的天地，对于求知本身的乐趣有了真切的体验。韩老师践行启发式的教学，注重设立有挑战性，但经过思考又能达到的学习区间，建立多维度的评价体系。他的课上总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引导我们向思想和概念的更深处前进。他特别强调“思维模式”“知识迁移”，总是叫我们思考不同知识概念甚至不同学科间的联系。
我现在都清晰记得，原本是最细碎、事实内容最多的细胞结构的内容，因为和生态系统、生物演化等知识类比，以及对“微观-宏观”“结构-功能”等关系的思考，我学得津津有味，甚至交出过一份用英文作答的作业——韩老师出了很多探索性的问题，我自发地查阅了不少大学教材，对“高尔基体”“核糖体”这些名词的英文熟过中文了。韩老师对这种稚嫩的炫耀，也是包容和鼓励，还借给我一本讲“内共生假说”解释线粒体起源的科普书，鼓励我朝更深的方向思考。毕业时问韩老师近况，他说要自己编一本生物学教材，因为现有的不能叫他完全满意。其他科目，如刘亮老师的物理课、胡可隶老师的化学课，无一不是从学科本身传授知识，而不只是机械做题目。
不过，我在附中遭遇的最大迷茫，恰恰来自于知识道路上的挫折。我对科学的兴趣虽然浓厚，成绩却只能算中等，应付一般知识尚可，学科竞赛却毫无成绩。这让我意识到，我不是能够推动基础科学进步的人。好在我对人文科学的兴趣日增，最初的人文启蒙也是在附中课堂上完成的。马慨老师的历史课上，让我们阅读“乌托邦”“反乌托邦”的经典著作并做报告；酷爱鲁迅的董玉亮老师不断强调叫我们多阅读整本的经典；孙玉磊老师不要求我们死记谁是“初唐四杰”，反而让我们搞清楚是谁在什么时候“规定”了初唐四杰的归属及地位，引导我们初步思考文学史话语权的问题……
图注：董老师的国文教室和书
附中的时间安排自由，又有免修等一系列超前的制度，我得以有很多时间“看闲书”。忽然有一天我就想到：为什么我不能干脆去学人文学科呢？我把这个想法和一位老师说了，他给我开了一些书目，叫我先把《西方哲学史》读了。一次从图书馆走过，他叫住我说，不要写作业了，有一位叫戴锦华的北大老师来做关于电影的讲座，你去听听，有好处。高三开始前，我已经决定就读人文学科了，我参加了理科高考，但专业志愿依次填报了元培、哲学、中文，最后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同时修读了哲学双学位。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正是戴锦华老师。
附中培养了我们对知识真诚的兴趣。这种自我发展出来的兴趣是真实的、持久的。我之所以选择以记者为职业，不过是“好奇心”三字而已，这种对认识世界的兴趣，毫无疑问发端于附中时期老师们的引导、同学间的讨论和自由的阅读。
更有很多天资与刻苦远胜于我的同学，沿着学术的道路前进。教育我要多读书、每每发言都让我自惭形秽深感自己不学无术的C君，正在哈佛大学读古典学博士；对物理充满了赤诚的热爱，在食堂排队打饭时兴奋给大家讲解他自编的物理题的Q君，在杜克大学读电子工程和计算机博士；聪慧过人，和我一同担任韩冬生物课代表的D君，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应用数学博士。还有在斯坦福大学读计算机博士的L君，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经济学博士的R君……
同届的同学，随口就能想到太多。我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又继续做了四年本科同学，亲眼所见他们初入大学就崭露头角，我想这和附中老师的培养及校内“知识崇高”的氛围是分不开的。
图注：2017年，韩冬老师（图中穿灰色上衣）来北大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和附中部分2013届同学合影
人可以不必走寻常路
附中教给我的第三件事，就是人可以不必走寻常路。
附中改革后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艺术和体育活动更加繁荣。这种繁荣不是靠单独招收一批特长生去取得专业竞技成绩的“繁荣”，而是让每一个普通同学，通过制度化的、有校外专业教师指导的足球赛、篮球赛、戏剧节、舞蹈节，以及各种社团和俱乐部去探索和发展。
王校长上任初期很争议的事件之一是取消了特长生，但与此同时学校里参与各项艺体活动的人却大幅上升。凡是在改革后的附中上学的，极少有人没在“四大赛事”中参与过点什么。我们那一届一切处于刚起步的阶段，足球校队就获得了北京市高中业余联赛冠军——不是我们踢得有多么突出，而是偌大一个北京市，愿意投入资源给普通同学组织一支足球队的学校太少了。从足球中我学到的太多，对团队的认识、胜负的理解、自我个性的探索，是任何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我至今和其他球队队员把我们的教练刘世哲视作恩师。
图注：2020年校友返校日和足球队教练刘世哲合影
北大附中的培养目标里，“个性鲜明”是第一条。丰富了各类艺术、体育活动之后，学校里呈现出一种更多元的氛围，更多人有机会展示自己、获得自信，这对处在青春期的高中生的意义无比重大。学校里不仅成绩好的同学有一席之地，学生社团的领袖、戏剧节上大放异彩的同学，都很受人欢迎。毕业以后，也有更多附中学生勇敢选择不走“寻常路”，探索人生的可能性。
整个学校就在“不走寻常路”，和整体的大环境显示出一种明显“异质性”。这种理想主义的纯粹与承受孤独的勇气，激励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在做出自己人生的选择时，也多一分勇气。当我放弃理科竞赛、放弃成为科学家理想的时候，我实际上和所在的小群体脱离了。我偶尔孤独，但从未自我否定，反而是从环境中汲取力量和支持。如此，我才有机会把原本对知识的兴趣、对体系性思考的渴望和创作的冲动，发展出新的实现形式。附中的教育给了我底气，让我不必过分顾忌旁人的目光和“主流”的选项。
毕业快十年，我远没有“活明白”，来到了所谓“四分之一人生危机”的年纪，生活、事业都到了一个归零要重新出发的阶段。未来充满不确定，但我并不过分恐惧或焦虑，我相信只要不断回到基本问题：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为了我的目标我该付出怎样的努力，我最终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15到18岁成长的关键阶段浸润在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环境，影响到了长远的人生态度，这才是一段教育最关键的意义。
毕业以后，因为参与校友会工作和其他诸多机缘，我认识至少改革以后五六届的众多同学，还有很多大学同学成为附中的年轻教师，大学老师则成为附中家长。通过他们我得以了解此后几年附中的变化。附中在改革过程中，又有新的变化，也产生了新的争议和问题。但我想附中让学生自主发展的教育理念，宽松的学校气氛，和非功利的教育改革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学会与人相处”“对知识的热爱”“不必走寻常路”这三点收获，也是许多届同学共同的感受。
北大附中的社会责任
或许有人说，我因为高考侥幸过关，才对附中有玫瑰色的回忆。可我这一届、上一届和下一届，学校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准。退一步说，那些没有在高考中取得理想结果的同学，他们会对附中做如何评价？假设他们当初进入了其他学校，能不能避免遗憾？我无法代言他们，但从毕业近十年的时间尺度看，我所见他们都做出了杰出的成就。现有的选拔制度是零和游戏，有人“胜出”就必定有人“落败”，但教育不必是零和游戏，应当可以让每个人都在其中获得发展。
“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这也是北大成立北大附中的初衷和使命。1960年，正是为了探索基础教育改革，北京大学以一批大学老师为创校团队组建了附属中学。从最开始，北大附中的使命就不仅仅是培养出卓越的学生，而是为中国探索基础教育的可能性。所以，改革是附中的基因和血脉，而不是王铮校长的独创，六十年来附中进行过无数的教育实验，王铮不过继承学校使命，做出了新时代下的新探索。
图注：附中官网上的组织结构
我后来有机会了解到世界范围内许多创新学校的工作。我很强烈地感受到，附中和它们殊途同归，理念都是一致的：以学生为中心、从标准化到个性化、重视社会情感学习、培养自主的人……不同的是，附中是在当下中国的基础教育语境下实践这一切，争议也源自于此。
人们对附中的讨论很容易陷入“素质教育”“应试教育”的二元对立，我更愿意把附中的教育看成是“非功利教育”，北大附中所做的不过是回归教育的常识。当然，附中享有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资源，附中学生也受益于此。作为一所为全民服务的公办中学，它的责任是什么？我认为，更加深入地改革，就是它的责任——利用自身优势，去成为基础教育的引领者，去惠及整个中国基础教育。
当前，北大附中的改革还不能、也没有必要用“成功”来形容，它有很多不足，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比如说去权威化的人际关系中如何构建新的师生关系？自由的限度在何处？如何对接基于素养的学习和国家课程及高考改革？怎样避免眼花缭乱的校园生活使学生流于肤浅的个人主义和“精致利己”？如何把附中的教育模式推向更多其他学校……去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附中可以给全社会做出的贡献。
“新教育的道路并不是一条比老路容易走的道路，相反，新教育的道路是一条更艰辛和更困难的道路。”这是1938年，杜威在《经验与教育》中总结当时已进行20余年的进步主义教育实践提出的告诫。
世界范围内，我以为北大附中从性质上最接近的是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都是由大学向下成立，以教育实验为创校使命的进步主义教育学校。改变了世界教育史的“芝大附中”历经百年风雨屹立至今，直至今日仍是进步主义教育的旗帜。回顾历史却发现，参与创办这所学校的杜威本人，仅在学校成立八年后就离开了。任何一场教育改革都会在其环境中带来现实的冲突，相信历史会有客观的评判。
王铮校长如今离任了，功过是非自有很多人出于不同的立场、利益、遭遇做不同的评说。我想只需要回到几个基本的问题：王铮是否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北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在今天的中国，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未来的北大附中，还要不要坚持教育改革的道路，北京大学还要不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如果有一天，附中不再继续改革，那就是北大附中放弃了自己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承诺，而退化为了一所为特定人群服务的中学。到那个时候，它还是我们心中的那个北大附中吗？
来源 | 新校长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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