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23 04:00 解放军报
父亲走后，每到清明，我都会携妻带子，赶赴山西太原北郊蜿蜒隆起山冈上的一处公墓，去看望长眠在那里的父亲。
17岁那年，我考上军校。穿上军装踏出家门后，我便成了父母家中“客”，就算回家休几天假，也整日泡在同学家，早把眼巴巴等我吃饭的父母忘了个干净。毕业后，由于工作忙，更难得回趟家。每次在电话里得知我不能回家，父亲总是不无遗憾但乐呵呵地说：“你忙工作吧，我和你妈都好着呢，不用记挂。”直到2010年12月，哥哥突然在电话里哽咽着告诉我，父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我握着电话，瞬间傻了。我多么想立刻飞到父亲身边，分担他的病痛和忧伤，可是，我当时正忙着筹备全军两个重要会议，作为材料组的负责人，我怎么都张不开口向领导说明家中变故。我和家人商量，送父亲来京治疗。
父亲在京治疗15天，我在材料组昏天黑地忙了半个月。这期间，我只去看了他3次，每次都在晚上10点以后。父亲离京时，被化疗折磨得已不能行走，哥哥弟弟用轮椅将他送上火车。那天，我忙得竟没能去送父亲，只是在电话里跟他道别，向他保证忙过了立刻去看他。等我终于忙完手头工作回到家，父亲的病情已急转直下，没几个月，便撒手人寰。
这个叫朱玺贤的男人曾给我生命，抚育我长大，到去世那一刻目光都舍不得离开我，作为儿子，我回报他什么了？我甚至没能在他病入膏肓时陪在身边，哪怕只是握着他的手，倾听他的呼吸。我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吗？我不爱他吗？天知道，我不是啊！当我纠结于这个问题无法自拔时，我想起了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国标是几个孩子里最像我的。”
事实上，我的长相随母亲，但父亲认为我与他神似，他说在我身上看到了他坚持一生的正直、洁身自好和对工作的全力以赴。父亲在京住院时，我通宵达旦弄出的材料获得总政首长的肯定和称道。这样的表扬对于机关里专事公文的人是何等荣耀？我置沉疴在身受病痛折磨的老父于不顾，难道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褒奖吗？真心不是啊！年过半百的我早已宠辱不惊，我在家事与公事间，向后者的倾斜完全是不由自主。在父亲积年的潜移默化下，工作至上的理念早已成为我的习惯性思维，这根深蒂固的思维最终剥夺了我对父亲尽孝的最后一次机会。
父亲走后，我频繁地梦到他。梦中的我总是在工作，他音容笑貌依然如昔，总是默默注视着我，我们竟无一句对话。梦醒时，我一遍遍问苍茫夜空：“爸，你是在怨我吗？爸，你就骂我几句吧，那样，儿子心里也能舒服点啊……”
夜空静谧，我在朦胧的泪眼中似乎看到了1948年江苏苏北乡下那个14岁的贫穷少年。那年，他已是一名战士。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父亲所在的部队接连牺牲了两个战友，还没能把一个重要作战命令送到前沿阵地，首长急得牙花子咬出了血。当时，在团部当通信员的父亲站了出来：“我去！”当他还未完全发育的瘦小背影消失在硝烟中时，几乎没有人认为他能活着回来。然而这个羚羊般机警的半大孩子竟然成功了，部队赢得了这场战斗，挽救了许多战友的生命，他因此荣立一等功。多年后，我曾问他：“爸，你当年咋想的？不怕死吗？”“顾不上想，命令送不出去，仗就没法打了。”他的话朴素得像一张白纸。
父亲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度过花样年华，直到在参加持续数月的大比武中患了雪盲症，才离开原部队被安置在山西岚县武装部。在那个偏远贫瘠的山沟沟里，他和母亲生养了我们5个孩子。
我记事时，父亲已经是县武装部副政委，整天穿一身“红星头上戴，红旗挂两边”的军装，带领着民兵修水库整梯田、抢收抢种、备荒备战，每天早出晚归，忙得难得回一趟家和我们说上一句话。记得父亲常常在万人誓师大会上充满激情地宣传鼓动，场面火爆热烈。我挤在人群里，像一只骄傲的小公鸡，为有一个这样的父亲而激动得不能自已。回到家，父亲总是一脸严肃，极少跟孩子们亲近，扮演着中国家庭中传统的“严父”角色，我对他除了敬便是怕，甚至有些陌生。
小时候，因为顽皮，我是兄弟姊妹中挨打最多的一个。10岁那年，我迷上了看电影。父亲当时是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或许是碍于父亲的情面，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对我逃票蹭看的行为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父亲得知后，严禁我再去蹭看，我嘴里含混答应着，等他出门后，一溜烟就又进了电影院。如今虽已过去40多年，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放映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等我看完电影回家，天早已黑透，父亲黑着脸坐在灯下等我，我一进门，便是一顿暴揍。开始，我还决心学习电影里那些宁死不屈的地下党员，绝不讨饶，后来实在疼得撑不住，哇哇大哭，彻底败下阵来。父亲板着脸十分严肃地说：“记住，永远别想着占公家便宜！”
那一顿打，那条规矩，我永生难忘。
打挨得多了，小人儿也有怨气，怨父亲不像别人父亲那样宠爱儿子，直到11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才让我确定了他对我的爱。那一年，40公里外的邻县忻州修了游泳池，我们几个孩子心痒难耐，立刻决定去看看。那时想坐车没有钱，也不知道路怎么走，我们想火车肯定能到达地球上任何地方，于是，天麻麻亮，3个小伙伴就顺着铁轨出发了。年幼的我们对40公里根本没有概念，开始都兴致勃勃，走到中午，人困马乏，忻州还一点影子都没有。弟弟泄气了，更怕回家挨打，不管我怎么用红军长征精神鼓励他，都不肯再前行一步，撒丫子原路返回了。弟弟回到家，父亲得知我的去向，哼了一声，说：“死小子，别管他！”到晚饭时，我还没回家，父亲急了，哪儿还有吃饭的心思，约了同事漫山遍野地找，直至找到忻州那个游泳池。父亲又跳下齐腰深的河水里，一边摸一边喊我的名字，母亲后来告诉我那声叫得隔几道山梁子都能听见。三更半夜，父亲一身水一身泥地回到家，哽咽着跟母亲说：“国标可能没了……”母亲放声大哭，父亲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半晌起不来。
我们两个惹是生非的家伙到底也没能走到忻州，更没见到想象中的游泳池，天黑时，都害怕了，只得原路返回，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走回家。进家门前，我怕得要命，心想这一顿暴揍肯定是躲不过去的。我硬着头皮推开家门，只见父亲抱着脑袋坐在那里。我不敢看他，绷紧浑身肌肉，等待他的暴风骤雨。半天却没有动静，我一抬头，迎上的却是我不熟悉的父亲的温柔目光，他的眼里甚至有隐约的泪光。他看着我，像看失而复得的稀世珍宝，只说了一句话：“饿了吧？饭给你留着呢，快去吃。”那一刻，我顿悟：他，原来是爱我的。
父亲打我时，我总以为他看不上我，就攥着劲要向他证明自己，我拼命学习，高考预考时考了县里的第二名，并最终被军校录取，成为县武装部干部子弟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父亲高兴坏了，一贯低调的他竟然摆了一桌丰盛筵席为我庆贺。席间，从不沾酒的父亲竟连喝了几大杯，连说话都满带醉意，他跟母亲说：“国标这孩子能吃苦，上进，像我啊！”父亲也许不知道，就是这句话让我瞬间长大，让我从此有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勇气，我把这句话视作一生得到的最高奖励。
父亲对我的影响更多在行动中。一次，父亲负责征兵，工作结束后，征兵办公室派人送他一把折叠伞，他不要，人家说人人有份，父亲说人人有份也不要。那时候，我家并不宽裕，父亲一人工作，不仅要养活一家7口，还要接济乡下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堂堂武装部政委家里饿肚子竟是常有的事。每到月底时候，母亲就去当地轧油厂买一分钱一斤的豆渣回来给我们吃。就算老婆孩子用猪饲料填肚子，父亲也不肯占公家一分钱便宜，他这几近迂腐的行为在我幼小的心里悄悄扎了根，等我担任了一定职务后，有人以公家名义送我红包，我自然也会拒绝。我这样做并不是刻意，只是习惯了父亲帮我养成的习惯。是怕欠下人情，怕有一天要用党性原则去偿还。
即便到了70岁高龄，父亲依旧影响着我。一次，在与父亲闲聊时，我颇为得意地说：“爸，我现在就比你当年的官大了。”父亲的脸呱嗒就掉了下来，我想糟了，恐怕是伤了老人的自尊。父亲黑着脸瞅了我半晌，说：“国标，你这个思想苗头可不对呀，我们当年去当兵，跟党干，可没想过官大官小，你要净想着做大官，你就做不了好官！”
父亲一席话羞得我无地自容，我低下头，不敢接他的目光，他日渐苍老的身躯竟迸发出灼热的光，烤得我浑身冒汗。
还有一次，我们兄弟几个在饭桌上聊天，把几个社会上流行的灰色“段子”当笑话讲着听，父亲突然把碗筷重重放在桌子上，厉声说：“外边的事我管不了，这个家我还说了算。从今往后，不许你们任何人再学着说这些混账话！国标你是党员，是部队的领导干部，你更要带个好头，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小50岁的人了，我又一次在父亲面前汗颜。
原来，我对“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句歌词一知半解，后来，在父亲身上，我深深理解了这句歌词的深意。从青葱少年到古稀之年，父亲对他的信仰和追求从未怀疑从没改变，他的虔诚和激情超越时空，以不可思议的坚韧永远定格在了14岁，他，做到了青春万岁。而我，他的儿子，把他的青春继承在血脉里，永远前行。
■朱国标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