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易理的邵雍其实并没有正面和王安石发生冲突。当时有两个人表现得很决绝，都认为王安石是奸诈小人，其中之一就是苏轼的老爹苏洵老先生。
当王安石声名鹊起的时候，一些人把他捧成当朝孔子，士大夫们也争着上门去拜见。苏洵坚决不去，不光不去，还闭门写下了一篇《辩奸论》，矛头直指王安石，“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他认为“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如果说苏洵还是在拐着弯骂人的话，另有一个御史中丞叫吕诲的，直接就说王安石是个大奸了。他对司马光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意思是王安石外表看起来朴实其实很狡黠，心高气傲，怠慢皇上，一定会害国害民。耿直的吕诲弹劾奏折上去，很快被罢官。吕诲一生三次担任谏官，都因弹奏执政大臣而被罢免。
有人认为《辨奸论》并不是苏洵所著，倒是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干的，这桩公案且放下。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见微知著”，其实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正是邵雍。
治平年间，那时候王安石初显峥嵘。这一天，邵雍与客人在洛阳的天津桥上的散步，忽然听到耳边传来一阵杜鹃的啼鸣，邵雍的脸上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客人就问他有什么发现？邵雍说：“洛阳以前是没有杜鹃的，如今才开始有了。天下将得太平时，地气是从北到南的，天下将陷入混乱时，地气是从南到北。如今南方地气来了，飞禽鸟类，是最先感受到地气的。”
果然不到两年的时间，神宗开始起用王安石等一班南方士子担任宰相，专门致力于变法革新，结果操之过急，“天下自是多事矣。”
《十八史略》云：“至是，雍言果验云。”邵雍的话果然被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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