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朝以来，大运河一直是封建王朝的主动脉，而明清两代更是依靠运河南粮北调，供应京师和边防，维持漕运近六百年。
漕帮因漕运而来，雍正初年取得合法地位后迅速发展壮大。依托大运河，漕运沿线省份的官员每年可从治河、治漕的庞大经费中分肥，漕船庞大的人力、漕粮、商品运输也给了漕运管理机构官员们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如此复杂利益纠结，漕帮和沿岸高官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共同瓜分高达数百万两白银的黑色、灰色收入。
我们知道，清初厉行海禁，顺治时曾颁令：商民私自下海贸易者，货物入官，人即正法，家产尽给告发之人。
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一百几十年里，清廷对民间海上活动的管控从未松懈，完美的错过了大航海发展的时代。
清朝不是没有高瞻远瞩之人，早在雍正时期，广州知府蓝鼎元就鉴于漕运耗费巨大，提海运之议。他建议借保护海上运输船队之机，发展水师控制海上交通要道，提高作战能力。他直指反对派担心“奸商”与“洋船”扰乱中国秩序之说不过是迂腐书生坐井观天之见！
以现今的视角来看，早在三百年前，蓝鼎元就能有以海运促海军、争海权的战略眼光，确实非常超前，此时英国还未成为“日不落帝国”，可惜朝中君臣多见不及此，未予采纳。
到了100年后，历史又给了次机会！
道光四年（1824年）冬天，因黄河水倒灌洪泽湖，淮安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高邮至清江浦一带运河水势微弱，漕船无法通行，京城粮食供应告急。
道光皇帝痛下决心，1823年二月初下旨要求众大臣讨论“海运”代替“漕运”，令督抚们筹议海运，但各地督抚们居然都不支持，最终道光皇帝斥退仍持反对意见的大臣，起用支持海运的琦善位两江总督，将支持海运的原安徽巡抚陶澍，则调任江苏巡抚负责实施海运。
以后世人眼光看，海运团队中有江苏巡抚陶澍，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江苏按察使林则徐、《齐民四术》作者包世臣、《海国图志》作者魏源，这个阵容可谓豪华！
皇帝下旨商议海运的整整一年后，清代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海运正式启动。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有一百三十万石的粮食运到了天津，整个过程更是颗粒无损，不溺一人，安全系数之高，更是创了大清未有之格局，甚至在漕运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海运的运输速度快、周期短、损失低，这些优点都让漕运望尘莫及；
因为没有层层设立关卡，所以官吏们也没有了从中盘剥、中饱私囊的机会，耗费少；
而且，所用船只由商人自己负责，这也节省了漕船建造、维修、管理的费用，更是大大节省了运粮的成本。
据后世的经济学家分析，海运的成本，仅仅是河运的四分之一。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却因为官吏们没有了从中盘剥、中饱私囊的机会，那些既得利益者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财之道，用移花接木、偷换概念的伎俩，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向道光皇帝阐述了反对的理由：“海运既兴，河运仍不能废，徒增海运之费。且大洋中沙礁丛杂，险阻难行，天庾正供，非可尝试於不测之地。旗丁不谙海道，船户又皆散漫无稽，设有延误，关系匪细”。”
换成现代的语言就是：“就算是开始海运了，河运也不能废除，疏浚运河的花费还是要出。这么多河丁、漕运机构安排不好会出事；海里石头太多，风浪又太大，所以不好走，风险系数太大，这次成功不代表下次成功，肯定有什么不测；而且漕丁不认识海路，让民船来运，他们又散漫惯了，很难稽查（检查走私），要是万一延误了运粮时间，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
还有个潜在的意思：海上难管，出海的都是汉人，要是聚众反了怎么办？
而对于一个大陆民族来说，要让他们信赖浩瀚无边、深不见底的海洋，更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岂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改变了的。而漕粮海运，庞大持续性的海上运输需求，巨大的资金投入，正是让一个大陆民族相信大海、依靠大海、征服大海的最佳过程。
俗话说，“断人财路,无异于杀人父母”，反对海运的势力态度坚决，最终说动了道光皇帝停办海运！而后在漫长的争执中，陶澍、林则徐这批“经世济民”的改革派官员或已辞世，或被贬黜。
道光皇帝的这个决定，让东方文明追赶西方文明的机会，又一次失去！大清王朝的灭亡的钟声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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