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登学校藏身于一片体育场之后，似乎将城市的喧嚣挡在千里之外。周一早晨，在高年级教学楼里，学生们无精打采地聚在一起，交流周末各自做了什么，另外一些孩子则抱膝坐在地板上，翻阅三环活页夹，为小测验临时抱佛脚。学生们着装各异，有的入时，有的在该年龄段纯属挑衅。看着他们，很难让人想起这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之一，里面的孩子绝非肤浅之辈。这正是当初吸引我来到林登的原因：严谨治学，却也能接纳形形色色的学生。我与八组九年级学生进行了讨论，每次都会从同一个问题开始：“男孩的刻薄和女孩的刻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从第一组到第八组，我都听到了同样的回答。“女孩会因为各种原因跟你翻脸。”一个孩子说道。“女孩会说悄悄话，”另一个说，“她们还会瞪你。”她们越发笃定地爆出各种答案：这些女孩勇气可嘉，她们实话实说，向我描述自己的不忠诚、不可靠还有狡猾。她们说女孩会用亲密关系控制打压他人。她们说女孩很虚伪，会利用彼此来爬上社交高层。她们描述女孩不依不饶、工于心计、伺机报复、静待对方放松警惕、像野蛮人一样怀着以牙还牙的心态，“让她也尝尝我的感受”。女孩们漫不经心地说起彼此间的冲突，时不时流露出自我厌恶。几乎在每一组讨论中都有女孩告诉我自己想做男生，因为男孩可以“靠打一架彻底解决问题”。她们说起自己泄愤的故事，而我们的文化不愿将这些行为视为攻击。因此，她们自己叙述时也充斥着一种有害的谬误，认为女性天生口是心非。正如诗人、随笔作家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4]所言：“大部分关于女性的描述都说我们反复无常、狡诈、微妙、摇摆不定。”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就认为成年女性和女孩善于嫉妒、阴险狡诈，认为她们容易背叛、拒绝服从、遮遮掩掩。女孩的非肢体攻击没有通用的定义或描述方式，因此被统称为“阴险”“工于心计”“邪恶”“狡猾”。这种行为很少成为人们研究或批判性思考的对象，一向被人视为女孩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如此一来，学校便将女孩间的冲突轻描淡写地归为成长必经之途，理所当然地认为“女孩就这样”。判定女孩攻击行为的性质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能够长期满足于这些充满谬误和刻板印象的解释？
如何看待攻击是衡量社会价值观的有力晴雨表。社会学家安妮·坎贝尔（Anne Campbell）认为，对攻击的态度可以体现出不同的性别角色，或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分工的不同期待。[5]尽管出现了“暴女”（Riot Grrrl）和足球女队，西方社会仍期待男孩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和保护者，期待女孩承担照顾者和母亲的角色。攻击是男子气概的标志，让男人有能力控制环境和谋生。无论如何，成人完全不介意男孩扭打成一团。这种联系很早就产生了：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男生的受欢迎程度取决于他们能否表现出强硬的一面，他们通过运动天赋、反抗权威、行为粗暴、惹麻烦、霸道、耍酷和自信来赢得同龄人的尊重。而人们对女性的期待，则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培养出照顾者的特质，这一角色与攻击性水火不容。设想一下何为理想的“好妈妈”：她为家庭奉献出无私的关爱，将家人的健康和日常琐事当作第一要务。大家期待好妈妈的女儿们“甜美可人、温文尔雅”。女性应甜美可人、关爱他人，应柔情似水、追求完美。“好女孩”有朋友，而且有很多朋友。正如9岁的诺拉告诉心理学家琳恩·迈克尔·布朗和卡萝尔·吉利根的那样：完美的女孩拥有“完美的关系”。[6]这些女孩将来要照顾家庭，成年之前则处于实习期。她们“从不打架……总是成群结队……好像从不参与辩论，听到什么都说：'是啊，你说的我完全赞成’”。诺拉补充道，在令人沮丧的友情中，“有的人嫉妒心真的很重，然后就开始特别刻薄……（这就是）两人友情走向终结的时候”。在《中小学女生》（Schoolgirls）中，记者佩姬·奥伦斯坦（Peggy Orenstein）评论道：“一个'好女孩’首先是友善的——友善的重要性超越活力，超越聪颖，甚至超越诚实。”她这样描述“完美女孩”：没有可怕的想法，也不会生气，所有人都想和她做朋友……（她是）那种会柔声细语、心平气和说话的女孩，总是和颜悦色，绝不会刻薄或霸道……这种形象时刻提醒年轻女性沉默是金，不要说出真实感受，久而久之，她们会认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就是“犯蠢”“自私”“无礼”或根本无关紧要。[7]
因此，人们期待“好女孩”没有愤怒。攻击有损关系，影响女性关爱他人和表现“友善”的能力，有悖于社会对女孩的期待。如此说来，大声承认女孩的愤怒等于挑战我们对“好女孩”的基本假设，并揭露出文化是怎样通过定义“友善”来剥夺女孩的权利：不能有攻击性，不能生气，不能发生正面冲突。研究证实，从很小的时候起，父母和老师就会阻止女孩进行肢体攻击或直接攻击行为；而面对男孩的小冲突，成人或表示鼓励，或不屑于插手。[8]举一个例子，1999年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一个研究发现，尽管更为吵闹的实际上是男孩，成人却会更频繁地要求女孩安静点、柔声细语或用“更友善”的声音说话，频率大概是对男孩提出要求的三倍。入学后，在与同龄人的交往中，这种错误界线会得到进一步巩固，社会的下一代会继续看重女孩友好、男孩强硬的特质。
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将女孩的攻击行为讥讽为“不像女孩子”，第五章中我们会进一步探讨这种说法。坚定自信的女孩，也许会被侮辱性地称为“贱人”“女同性恋”“性冷淡”“男人婆”，蔑称远不止这些。每一种谩骂性的称呼，都指出了这种女孩是如何违反女性既定照顾者角色的：贱人不喜欢任何人，也没有人喜欢；女同性恋不爱男人或孩子，只爱另一个女人；性冷淡的女人冷漠，对性爱不感兴趣；男人婆冷若冰霜，几乎无法付出爱或被人爱。与此同时，女孩敏感地察觉到了社会的双重标准。她们并没有上当受骗，她们不相信所谓的后女权主义时代已经到来，不相信“女孩力”已经大获全胜。女孩知道，约束男孩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如果女孩公开表现出攻击行为，就会受到惩罚，在社交中遭遇冷眼。在萨克勒日校时，我和几位六年级女孩一起吃午饭，聊起老师们对她们在学校的表现有何期待。阿什莉的小鼻子上架着银边眼镜，举手时看起来很严肃。“他们希望我们像19世纪的女孩一样！”她愤愤不平地说。每个人都大笑不止。“是这样的，老师希望我们互相尊重，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自己，就该怎样对别人。但现实不是这样啊。每个人都有刻薄的时候，可能自己都没感觉到。老师希望我们对所有人都特别友善，那样你就特别好。对谁都要友好！”她模仿道，突然提高嗓门，这么做似乎不只是为了讽刺。“但现实中不是那样呢。”妮科尔说道，屋子里静了下来。“老师希望我们很完美，希望我们友善。男孩做坏事，老师知道他们会那样做。女孩那样做，他们就大吼大叫。”迪娜说道。
“老师认为女孩应该特别友善，应该分享，不能吵架。他们认为吵起来就糟透了，但实际上没那么糟。”希拉补充道。
“他们希望我们当完美的小天使，但有时我们不想当完美的天使。”劳拉指出。“老师说如果你做好事，就会有好报，然后说得你感觉好像真的是那样，”阿什莉继续道，“我努力不让自己对爸妈或姐妹不客气，但第二天起来不小心又那么做了。我真的不是天使啊！我努力了，但早上起来还是很暴躁。”在里奇伍德，我聆听六年级女孩们谈论老师对女孩的期望。希瑟举起了手。“老师希望你像他们一样友善，可老师本来就应该对学生友善，但是……”
“你得像这样坐着，”塔米盘起双腿，把手老老实实地放在膝盖上，“一直这么坐着。”“就好像——自己被很坏的一面完全控制住了，”塔米说道，“既想装乖，也想使坏，但想做坏事的一面得逞了。然后我想——”她小脸扭曲了，咬牙切齿地说：“——我得对别人友善一点。”
“实际上我只想冲人吼，让他们闭嘴！想把他们推开，推到地上！”布里特妮说道，“去年我想这么对一个女孩，想推她500次，走过她身边没推她的时候，我已经非常克制了。”尽管女孩们竭尽所能，但还是无法让愤怒带来的自然冲动消散，这是人之常情。然而，早期针对攻击的研究却把“好女孩”没有攻击性这种谬论变成了事实。最初研究攻击行为的实验几乎不会安排女性参与，由于男性往往会表现出直接攻击行为，研究人员便总结这是攻击的唯一方式。在他们的观察研究中，其他类型的攻击均被理解为偏离常态或直接忽略不计。针对霸凌行为的研究也继承了早期攻击研究的漏洞。大部分心理学家会关注挥拳头揍人、威胁或挑衅等直接攻击行为。科学家对攻击行为的衡量，也是在几乎无法观测到间接攻击行为的环境中进行的。透过科学家的眼睛看女孩的社交生活，似乎一切风平浪静，波澜不惊。1992年，终于有人开始质疑这些表象之下到底藏着什么。那年，一个挪威研究团队公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女孩研究。他们发现女孩并非与攻击行为绝缘，而是采用非传统途径来表达愤怒。研究团队猜测：“如果出于种种原因，攻击者无法（通过肢体或口头表述的方式）直接对目标进行攻击，她们就不得不另辟蹊径。”研究结果证实了他们的理论：由于文化规则不允许女孩采取公开攻击行为，她们便诉诸非肢体的攻击形式。该研究中，科学家们一反常态，开始质疑年轻女性的甜美形象，称她们的社交生活“无情”“具有攻击性”“残酷”。[9]此后，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心理学研究小组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分出三类攻击行为：关系攻击、间接攻击和社交攻击。“关系攻击”包括如下行为：“通过损害（或威胁损害）人际接纳、友谊或群体融入中产生的关系或感情来伤害他人。”[10]关系攻击行为包括通过不予理睬来惩罚他人或满足自己的愿望，使用社交排斥手段实现报复，采用消极肢体语言或面部表情，蓄意破坏他人关系，通过绝交来威胁对方同意某种要求等。在这些行为中，攻击者把她与攻击对象的关系当成了武器。与之类似的还有间接攻击行为和社交攻击行为。“间接攻击”让攻击者得以避免与目标发生直接冲突。这是一种隐性行为，攻击者看起来并非有意伤害对方。间接攻击的方式之一是将其他人作为工具，让攻击目标承受痛苦，比如散布谣言。“社交攻击”旨在损害攻击目标在某个圈子里的自尊或社交地位，其中也包括一些间接攻击行为，如散布谣言或社交排斥。我将这些行为统称为“另类攻击行为”。从本书后文的故事可以看出，另类攻击行为常常和一些更为直接的攻击行为同时出现。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小说《猫眼》（Cat's Eye）中，女主人公伊莱恩年幼时曾恐惧地僵坐在窗台上，在密友的威逼之下，默默坐在那儿拼命回想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伊莱恩的父亲走进屋，问女孩们喜不喜欢她们正在看的游行：科迪莉亚从她的窗台上爬下来，溜到我的窗台上，紧挨着我坐下。“我们非常喜欢，太感谢您了。”她用专为大人准备的声音说道。我父母觉得她是个有礼有节的女孩。她用一条胳膊搂住我，轻轻捏了我一下，这是一种复杂的暗示。只要我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不揭发任何事情，一切就会安然无恙……爸爸一走出房间，科迪莉亚立刻转过身看着我……“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对吧？很遗憾，你又得挨罚了。”
像许多女孩霸凌者一样，科迪莉亚在好女孩的表象下默默宣泄着愤怒。在慢慢毒害伊莱恩的自尊时，她还需要在成人面前装出友善的一面，她必须在这两方面费尽心力。一些另类攻击行为成功地逃过了成人的眼睛。为了逃避责难，女孩会退却到甜美的表面之下，无声地互相伤害。她们悄悄地使眼色、传纸条，长时间隐秘地控制他人，在走廊为难其他女孩，转身、窃窃私语、微笑。这些行为主要是为了逃避探测和惩罚，在中产阶级环境中较为多见，那里是对女性气质要求最为严格的地方。在不允许女孩发生公开冲突的环境中，科迪莉亚这种做法较为常见。实际上，女孩可以悄无声息地打响一场战争。阿斯特丽德回忆起愤怒的朋友们，称那是一场沉默却有条不紊的持久战。“这就是小纸条战争，”她回忆道，“我不去读纸条，她们就在我书桌附近的百科全书的书脊上写，在其他桌子上写，到处写，还在送往校长办公室的学生名单上加我的名字。”采用这种攻击方式，正是为了逃过成人刺探的眼神。绝大多数时候，这些策略都行之有效。葆拉·约翰斯顿（Paula Johnston）是一位告发人，她被老师们毫不知情的样子惊得目瞪口呆。她要求学校将女儿苏茜和欺负她的女孩分开。“（苏茜的老师却）说：'可她们关系很好啊！’”葆拉嗤之以鼻，“我让她帮苏茜换座位，结果她换了苏茜前后各一个学生！她说：'一切都很好，苏茜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但那时苏茜正躲在图书馆。”萨克勒日校一位六年级学生诉说了自己向老师告发一名刻薄女孩的过程：“老师说：'哦，天哪！你们吵架了？怎么可能！’”访问每一所学校时，我都会听到这样的故事：如果有人告诉老师某个女孩很刻薄，老师会说：“闹别扭？她绝不可能那样！”“肯定没这回事！”或“但她们是最好的朋友啊！”采用隐性攻击行为不只是为了逃避责罚，多半是出于它本身看起来就不像欺凌。女生们都知道温柔可人的形象是多么有力。虽说成人在其他方面都很警惕，但甜美形象却能迷惑老师和家长们的探测雷达。对女孩来说，这种秘密，这种“地下空间”[11]——布朗和吉利根如此称呼女孩埋藏真实感情的处所——很难说是无意识的。在影片《危险性游戏》（Cruel Intentions）中，凯瑟琳用蜜糖般的甜美掩饰愤怒。一次遇到麻烦时，她栽赃另一名学生，心满意足地解释自己这么做是因为“大家都爱我，我就想让他们一直爱我”。后来，凯瑟琳偷偷从脖子上挂的十字架中吸食可卡因，此刻她悲叹道：“你以为我喜欢装阳光小玛丽（Mary Sunshine）那样甜甜的好女孩吗？我可是曼哈顿上东区该死的马西娅·布拉迪（Marcia Brady）[*]，有时我都想自杀。”在小组讨论中，女孩们坦然与我讨论她们有意的隐性攻击行为。采访里奇伍德学校九年级女生时，她们个个热情地抛出自己的手段，热切承认“哦，是的！”和“就是这样！”。喊声回荡在明亮的白色实验室，女孩们身体前倾，趴在半圆桌上，差点都要栽下桌子了。在走廊上猛撞其他女孩——老师会以为你在神游！把另一个女孩的书碰掉了——老师会以为它是自己掉下去的！写张匿名纸条！画张刻薄的画儿！翻白眼！用新账户发一条即时消息！偷走别人的男友！散布流言蜚语！告诉老师她作弊！“踩她们脚，哎哟！”杰茜模仿唱歌般嗲声嗲气的声音尖叫，“对不起！”“从某人身边经过的时候，撞她们，说：'真对不起啊！（Ex-cuse you）。’”从女孩们的大笑中可以听出，她们对此并不陌生。“老师说她不是有意的，她只是不小心撞到了另一个女孩，”梅拉妮解释说，“但女生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太常见了。”“我们——很——狡猾！”莱西自豪地应和，强调自己说的每一个字。第二天，我约见的是六年级女孩。她们仍背负着维持好女孩形象的重担，不像九年级孩子那样热血沸腾、语带嘲讽。六年级女生们说话时犹豫不决，吞吞吐吐。埃米勇敢地打破沉默。“老师们什么也不说的，他们想不到，认为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是……”她顿住了。“有些人会对骂什么的，但老师不信。被骂的人说某某这样欺负我。老师会说：'不，她不会。’一些老师有自己的宠儿，你说：'她骂我。’老师会说：'不，她才不会做这种事。’”利说：“有的女生在老师面前表现得特别乖，要是她们做坏事，老师都不相信，因为老师没见过她们那样做。”“男生不在乎被老师找麻烦，他们认为自己本来就很坏，根本不怕，他们才不管会不会被惩罚。但女孩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受罚，”毛拉说，“女孩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她们的神经系统比男生发达多了。”教室里传来窃笑声。蒂娜举起了手：“我们班有个女孩传纸条，从来没被抓过。在老师跟前她就是那种甜甜的小女孩。”“大家都传纸条，”萨拉·贝丝补充道，“老师可傻了，他们不明白。其实很容易就能发现。”金说：“女孩上课的时候传纸条，就算老师发现了，也不会找她们麻烦，因为这些女孩可能是好学生。班里好学生大部分是女孩，男生就很少。”酉卫坐在椅背上，胳膊肘撑着膝盖。“如果女生偷偷说人坏话，老师会觉得没关系，因为那不是打人。要是给别人一拳，就会被'请’去办公室。老师觉得说坏话不伤人，”她说着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大家，“但其实很伤人。”我立刻想起了一些恐怖电影，里面的幽灵只有孩子才能看见。成人也在同一间屋子里，经历了同样的瞬间，却看不到周围有多少事情正在发生。因此，如果教室里有女生不动声色地攻击他人，哪怕老师近在咫尺，攻击对象都是绝望无助、孤立无援的。第六节课即将结束，时钟在墙上嘀嗒嘀嗒响，珍妮的胃随着这响声抽搐得更厉害了。铃声响起时，她从不会立刻跳起来。珍妮为自己的好成绩感到骄傲，但每到下课前五分钟，她便开始心不在焉。还是老样子，1:58时她开始心跳加速，1:59她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透过棕色的直发，她看着其他七年级学生站起来。她照例假装磨磨叽叽，忙活个不停。她在抽屉的金属板上大声拨弄铅笔，消耗时间。再过一会儿，她就能离开了。自从珍妮两个月前从圣迭哥转学过来，梅森中学（Mason Middle School）最受欢迎的小团体就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她对小团体的地位构成了重大威胁；第二，她们要让珍妮过上痛苦的生活。六年级结束的四天后，她很不情愿地和家人一起搬到了这个怀俄明州的牧场社区。在圣迭哥，她就读于一所很大的市区学校，结交的朋友大多是墨西哥人。她说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深爱着热情的墨西哥文化和墨西哥小伙伴。她从不介意自己是学校里唯一的白人学生。说转到梅森后一切都变了，这绝对是轻描淡写。整座镇上一共也就800个白人，彼此知根知底，外来者不受欢迎。虽然珍妮的家人都在梅森长大，但这丝毫没改变布里安娜和麦肯齐对她的态度。尽管珍妮夏天会和市政官祖父一起在他们家的地里开拖拉机，却依然像是个外星来客。布里安娜和麦肯齐像蜂后一般掌控着整个七年级。布里安娜长得最漂亮，麦肯齐是运动达人，她们最大的爱好是交男友。珍妮对找男友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还是喜欢和男生一起玩耍。她在放学后常和男生一起踢足球、打篮球，喜欢穿牛仔裤和T恤衫，不太喜欢化妆和穿迷你短裙。她还没来得及向同学们介绍自己，布里安娜和麦肯齐就已经开始给她取代号了，称她为“毛茸茸的荡妇哈丽雅特”（Harriet the Hairy Whore）。她们告诉所有人，说珍妮在足球场后面的树林中与男生厮混。珍妮明白，被称作荡妇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无论在哪儿都是坏事。那个年纪还没人接过吻呢，这种称呼是最糟糕的。布里安娜和麦肯齐组建了一个小组织——“讨厌荡妇哈丽雅特联合会”（Hate Harriet the Hore Incorporated）。她们成功说服大部分女孩加入，两个不感兴趣的女孩除外。所有成员在走廊路过珍妮时都要说“Hhiiiiiiiiii……”。她们会拖长“你好”的尾音，好让她听清这是小组织名称的首字母：HHHI。通常会有两个或更多女孩同时说，对视一眼，然后大笑。有时她们甚至还没说完就已经大笑不止。布里安娜想了另一个点子：在走廊遇见珍妮就撞她。其他女孩也开始跟风这样做。在课间，不管何时何地，都会有女孩冲撞珍妮、撞掉她的书，有时甚至会把她撞倒在地。如果有人在场，她们会伪装得像意外一样。虽然珍妮在同龄人中身材矮小，只有150cm，她还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以为这样就能让她们住手。可她们并没有住手。最后，珍妮不仅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丢了很多试卷，还获得了一种超能力：能精确预测铃声在何时响起。走廊上没有老师监管，他们发现不了。刚开始几天，珍妮努力置之不理，但一周将尽，她被尴尬和恐惧吞噬了。她到底做错了什么？麦肯齐和布里安娜似乎突然将毁了珍妮当成自己的头等大事。珍妮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在圣迭哥，她有三个最好的朋友。她总是什么都做得很好，不是因为事情简单，而是无论做什么，她都努力争取成功。爸爸的声音在她脑海中回荡：“只要你足够努力，什么都能做成。”这是她第一次失败。
她清楚绝对不是因为和男孩有肢体接触，也许自己存在别的问题。另外两个七年级新生就很顺利，她们努力适应，争取合群，也的确成功了。她们买了和其他人一样的衣服，和其他人听一样的音乐。珍妮闭上眼睛想。那两个新生让麦肯齐、布里安娜还有其他人做主，可珍妮无论如何都不想那样。她想继续保持自己的看法，继续穿从加州带来的衣服和墨西哥绣花衬衫。或许，她就是不想为了融入集体在这些方面努力。爸爸说得对。意识到对自己的折磨无休无止后，珍妮开始在房间里默默哭泣。她努力克制，直到写完作业再哭，而且总是默默地哭，躲在枕头下抽泣。她绝不能告诉妈妈，更不会告诉爸爸。一想到告诉父母自己被人如此排斥，她都会觉得恶心。每天都要打持久战。竭力克制哭泣，在走廊遭袭击时绷紧肌肉，午餐后独自一人坐着。珍妮已然精疲力竭。在这个年级，她交不到朋友，因为大部分人都在和她作对。珍妮的表姐比她高一个年级，对她很是同情。有时她会让珍妮和她的小圈子一起玩耍，这是小小的安慰，表姐的小圈子在八年级很受欢迎。实际上，这似乎让布里安娜和麦肯齐更生气了。一天晚上，珍妮难过到忘了恐惧。她给布里安娜、麦肯齐和其他几个女孩都打了电话。她问每一个人：“为什么要讨厌我？”她们否认一切。“那你们为什么要组建'讨厌荡妇哈丽雅特联合会’？”她追问道。她们的声音听起来轻快甜美：“我们没有组建'讨厌荡妇哈丽雅特联合会’啊！”每个人都这么说，就像在告诉她地球是圆的一样。她们如此和善，珍妮简直不敢相信电话那端真的是她们。这下，她激动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第二天早晨，她对起床满怀期待，现在起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珍妮眨眨眼睛忍回泪水，牙关紧闭。自己居然蠢到会相信她们，她早就该料到。奇怪的是，尽管她早已习惯，但这才是第一次感到心碎，布里安娜和麦肯齐在电话上听起来那么真诚。她自言自语道：珍妮，珍妮蠢得要死，居然会幻想自己和她们一起坐在午餐桌上。“蠢货，蠢货，蠢货。”她咬牙切齿地说道。她举起书做盾牌，走进年级教室。几个月后的一天，珍妮看见女孩们在年级教室传一张请愿书，搜遍书桌后她终于找到了。“我，麦肯齐·T，发誓永远讨厌荡妇哈丽雅特。”上面这样写着，班里几乎每个女孩都签名了，还附上了长长的列表，列举大家都应该讨厌她的理由。珍妮读下去，直到泪眼模糊，看不清文字。她觉得自己的世界崩溃了，忍无可忍，直接去了校长办公室。威廉姆斯先生把布里安娜、麦肯齐和其他女孩叫到办公室。这些女孩怒气冲冲地瞪了珍妮好几周，但一句话也没说。联合会被明令禁止了。整个七年级，珍妮孤身奋战。同龄人对她的刻薄态度很难被人发现，没有老师注意到或替她出面干涉。鉴于她是新生，老师也很难判定她的行为和性格变化。父母感到有点不对劲，但如果他们问起，珍妮告诉我：“我会说'我没事’。”“讨厌荡妇哈丽雅特联合会”再也没死灰复燃，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珍妮调整得不错，成了垒球队队长和加油俱乐部主席。但她的痛苦记忆犹新，深深隐藏在心中。她伺机寻求报复。
曾在联合会主要折磨她的布里安娜，五年级开始就与夏延高中（Cheyenne High School）最受欢迎的男孩埃里克约会。“一般就是这样的，”珍妮说道，“你差不多10岁或11岁就定下来和谁约会了，离开怀俄明州之前都是这个人。”埃里克是篮球队队长，在夏延算是重要人物。布里安娜曾失身于埃里克，所以希望嫁给他。
高三那年秋季，珍妮的机会来了，她应邀管理男篮，很快和埃里克成了朋友。“我目标明确，就是要把埃里克从她那儿抢走，我做到了。”珍妮说道，“我知道这和埃里克没什么关系，但我就是想把她心中重要的人抢走。”和埃里克秘密约会一个月后，珍妮让他在自己卧室里给布里安娜打电话分手。我问珍妮感觉如何。“我感觉胜利了，我要把我的胜利写在她脸上。我的报复成功了，感觉特别好。”她说道，“这是复仇，我知道这很可悲，但直到今天我还是恨她，想伤害她。”如今，32岁的珍妮说起这些时既没感到耻辱，也毫无悔恨，只有20多年后依然挥之不去的愤怒。不允许某些女孩一起吃午餐、不允许她们参加聚会、不允许她们把睡袋和其他人的放在一起或不允许她们挤进咯咯笑的小圈子，这些事情乍一看非常幼稚。然而，卡萝尔·吉利根的研究表明，关系在女孩的社交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在与男女生打交道时发现，女孩将被孤立视为日常生活中的危险，尤其会担心自己因与众不同被抛弃；男生则认为危险是落入圈套或窒息。吉利根认为，这种对比表明女性的发展“直指人类情感的另一面，强调连续性和灵活变通，而非替换和分离。关系和情感在女性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这意味着她们对损失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和反应”。[12]关系在女孩生活中的中心地位让另一种攻击和霸凌形式有机可乘，此类攻击和霸凌形式有独立的特征，有必要单独划为一类进行研究。
若想理解女孩的冲突，就需要理解女孩的亲密关系，因为亲密和危险常常难舍难分。女孩关系的亲密程度是分析她们的攻击行为的核心问题，在女孩爱上男孩之前，她们曾彼此相爱，而且非常热烈。女孩享受着不受限制的亲密关系。人们鼓励男孩不要依赖母亲，培养男性特质所需的感情控制能力。对女儿的要求则不同，成人会鼓励女孩认同自己母亲的养育行为。女孩的整个童年都用于练习照顾关爱彼此，而她们对亲密关系和人类联系的享受，最初正源自与最好朋友的交往。
然而，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忽视了女性朋友间的亲密。许多人认为女性应将最真挚的情感留给男性，将关爱倾注在丈夫和孩子身上。人们假设，女孩的其他生命阶段都只是练习而已，可能还有人认为这些阶段无关紧要。[13]实际上，正是女孩对关系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亲密友人付出的巨大热情，塑造了她们的攻击的重要特征。最痛苦的袭击常常源自最亲密的友谊，共享的秘密和对朋友弱点的了解为伤害提供了燃料。此外，关系本身往往也成了女孩的武器。社会分工让女孩远离攻击，期待女孩拥有“完美的关系”，这使得许多女孩完全没有协调正面冲突的能力，连小争论都会让女孩怀疑两人之间的友情。何出此言？在正常冲突中，两人用语言、声音或拳头解决争议，就事论事，对两人关系不会有什么影响。然而，如果愤怒无法表达出来，或当事人不具备应对冲突的能力，那么就很难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倘若两个女孩谁也不想表现得“不友善”，这段友情就可能出现危机。如果冲突中不存在其他工具，这段关系本身可能就会成为武器。人们期待好女孩和“完美”女孩完全置身于良好的关系中，那么失去这种关系、孤身一人便成了女孩隐性攻击文化的锐器。社会学家安妮·坎贝尔在与成人的访谈中发现，男人将攻击视为控制环境和捍卫尊严的方式，而女人则认为攻击会结束自己所处的关系。[14]与女孩们谈话时，我也发现了同样的态度。对女孩们来说，连日常冲突都会终结一段关系，更别提突然爆发严重的攻击了，她们甚至拒绝最基本的冲突形式。她们心中有个很简单的等式：冲突 = 损失。女孩们像上了发条似的，一个接一个用不同的方式表述了同样的意思：“我不能告诉她我到底怎么想的，否则就做不成朋友了。”背后的逻辑即为：“我不想直接伤害任何人，因为我想和所有人成为朋友。”对孤独的恐惧有着压倒性的力量。实际上，霸凌目标最常向我回忆起的是孤独感。残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恶语相加的邮件，匿名留言，窃窃私语的谣言，桌上、墙上和柜子上刻满了中伤的字迹，一阵阵嗤笑和谩骂，这一切如洪水猛兽般袭来——但让女孩彻底崩溃的是孤身一人。身旁无人窃窃私语、分享秘密，似乎会引发女孩深深的忧愁和恐惧，几乎要将她们毁灭。女孩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孤身一人，其中就包括维持一段施虐友谊。“课间时你可不想一个人走。”被问起为何不远离刻薄的朋友，一位六年级孩子如此向我解释道：“没朋友，你的秘密跟谁说呢？你去帮谁呢？”一位八年级学生引用了一段电视纪录片解说词，痛苦地评论道：“如果母狮子离群，就会死去。因此，她必须身处狮群之中。”随着女孩日益成熟，她们会更加惧怕别人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她们明白“完美的女孩”应该拥有“完美的友情”。“穿过走廊时，感到大家似乎都在盯着你，那是最糟的感觉，”一位来自林登的九年级孩子告诉我，“自己一个人走会被人可怜，没有谁希望被人可怜。一个人走就是被孤立了，说明这人有问题。让人家看到你一个人走，是我们最害怕的。”由于担心被人排斥，在波澜起伏的校园生活中，女孩会紧紧抓住朋友，就像抓救生艇一样，她们坚信孤身一人是最可怕的事情。每个孩子，无论男孩女孩，都渴望得到认可，形成联系。大部分男孩不愿意一个人待着，甚至无法忍受独来独往。随着女孩慢慢长大，友情更是像空气一样重要，她们用夸张的语言描述孤独这种惩罚。“我特别压抑，”萨拉解释道，“坐在教室里没有朋友，我在乎的一切都崩塌了。”一位五年级女孩如此描述她的孤独：“感觉心碎了。”13岁女生谢里的朋友们突然都不和她说话了，父亲对不知所措的女儿很是担心，他联系了谢里一位朋友的母亲了解情况。这位母亲不屑一顾：“女孩儿嘛。”她说这是典型的女孩行为，不必担心，女生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会过去的。“你小题大做啦，”她这样告诉谢里的父亲，“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然而，她的评论反映了人们对女孩之间另类攻击行为的普遍态度：女孩霸凌行为是一种“过渡礼仪”（rite of passage）[†]，等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一位学校辅导员告诉我：“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会这样。我们无能为力。”很多人认为，女孩霸凌行为是一段不得不经历的成长风暴，磨砺人心。然而，这种过渡礼仪论让我们麻木不仁，阻碍我们思考文化如何塑造了女生的行为模式。更糟糕的是，它对我们制定反霸凌行为的对策也构成了障碍。
过渡礼仪论隐含着几项令人不安的假设。首先，该理论暗示，由于处在成长阶段，我们无法劝阻女孩的此类行为。换言之，鉴于大量女孩都有过另类攻击行为，那这一定是天性使然。视霸凌为过渡礼仪的理论同样也在暗示，女孩们有必要学会以这种方式相处，甚至将其视为积极的互动模式。过渡礼仪作为一种仪式，标志着个体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这就意味着身处该阶段的女孩要为成人阶段做铺垫。如果成年女性是这样为人处事的，那这种方式就是可以接受的，也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在访谈中，无论是绝望的母亲，还是漠视霸凌现象的母亲，大多会流露出一丝慰藉，因为女儿在学习迟早要面对的事情。）第三种假设是前两个理论的推论：既然女孩之间的刻薄是普遍存在、有所增益的，那么这就是她们在社会结构中的自然属性，应当被容忍，应当做好心理准备。暗中作祟最为猖獗的，是最后一种假设：女孩之间的虐待其实根本就算不上虐待。我曾听说有学校拒绝干预女孩之间的冲突，称不想插足学生的“感情生活”。这种逻辑蕴含了对女孩之间关系的两个价值判断：首先，它在暗示女孩的另类攻击行为与律师们热衷于分析的、晚间新闻节目铺天盖地报道的异性间的攻击行为不同，暗示它无足轻重，等女孩和男孩有了更多接触后自然就会减少。其次，该理论轻视了同龄人在儿童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催生了这样一番学校政策谬论：童年生活是在“为生活进行培训”，而非生活本身。不干预政策否认了女孩之间存在真实的友谊，回避了她们人际关系矛盾的核心问题，同时也低估了足以给自尊心留下永久烙印的强烈情感。不过，学校忽略女孩的攻击行为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原因：他们需要维持教学秩序。老师的日常工作通常就是争分夺秒地完成一长串任务。老师必须完成教学内容，必须达到地区和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必须监管考试，有时还要抽空筹划生日聚会。老师需要像急诊室医生那样，权衡违纪行为的轻重缓急。一旦出现违纪行为必须要现场抓住，迅速做出惩罚决定。通常，男生的纪律问题比较严重。女孩会敏锐地嗅到成人的压力，她们知道传一张恶语相加的纸条或迅速飞一个刻薄眼神然后收回，这类行为很难引起疲惫的老师的注意，老师正忙着完成教学内容呢。看见女孩不守纪律，老师不太情愿打断教学。与其解决关系问题，老师宁愿把时间花在冲男生大吼上，让男孩把小伙伴从垃圾桶上拉下来。一个六年级学生向我解释道：“老师会把打闹的男生拉开。”然而，解决关系问题需要关注更为复杂的形势，老师们普遍更关注砸纸团和扰乱他人注意力的男孩们。学校没有一以贯之的另类攻击行为处理方案。由于缺乏判断和探讨此类行为的统一说法，制定出的反骚扰政策也往往较为模糊，且主要针对肢体或直接暴力。学校日程的安排同样不便于教师干预：比如在许多学校，课间时段由午餐助理监管，而此时霸凌行为最为猖獗。由于另类攻击行为被严重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透过更“合理”的社会关系镜片来看待这一行为的表现。例如，在许多学校中，威胁“不做某事我就跟你绝交”仅被视为同龄人的施压，而非关系攻击。在学术论文中，研究者将女孩的关系操控行为解释为早熟，或解释为“确立中心地位、主导群体界限划分”的途径。一些心理学家将取笑或恶意笑话归为健康的成长体验，将散播流言蜚语称为“保持边界”。[15]认为遭受刻薄对待的女孩本身缺乏社交技巧也是一种常见误区。这种说法的逻辑是，如果孩子被当作霸凌目标，遭受他人的社交虐待，那孩子本人一定做错了什么。这通常将责任归咎于霸凌目标，认为被欺负的孩子应该更坚强或需要学会合群。也许她没有对社交场合做出恰当的回应，未能正确“解读”他人的感情和态度，也许她需要更注意衣着潮流，也许她非常缺乏社交技巧、过于大胆。她可能像一本书中举的例子这样：只会说“让我们做朋友吧”，而不会使用更细腻的说法——“周末我们一起去逛街吧”。关系攻击很容易被视作社交技巧问题。如果一个女孩今天很和善，明天却言行残酷，或表现出很强的占有欲，对另一个孩子做出过激反应，可能会被解读为不够成熟。这是个特别危险的问题——因为成年人也许会劝说攻击目标对同龄人耐心一点，对攻击者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在此过程中，行为的攻击性被抹去了，成年人任由攻击者为所欲为。更令人担忧的是，攻击目标受伤的感受是真实的，却被成年人否定了。攻击者常常是朋友，女孩对此更富同情心，很容易就对朋友的缺陷展示出无尽的帮助和理解。第二章中将要出现的女孩安妮回忆起让她彻夜哭泣的女孩萨曼莎，当时她们两个还是朋友。“萨曼莎现在有很多朋友了，社交技巧也提高了，”安妮解释道，“但当时她的社交技巧真的不怎么样……朋友对她说一个不，她都认为是极大的冒犯。我记得我从没对她说过（这样做不对），我觉得她也在努力维持友谊。”为了做一个好朋友，安妮对萨曼莎的社交局限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与此同时却深深隐藏自己的痛苦。在这种要求女孩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完美关系的文化中，将霸凌误诊为社交技巧问题自然变得顺理成章。社交技能说的支持者称，最好的人际互动应该做到分场合做事，得到他人的回应和认可，并反映出女孩待人友善的素养。然而，大部分女性霸凌事件正是在小圈子领导者的要求下进行的，这种主导者的权力正源自这样一种能力：在对同龄人持续进行秘密虐待的同时，维持女孩表面上应有的文静。同样，她也主导着小团体中社交共识的方向。从学校比较在乎的社交技能层面来看，表现出霸凌行为的女孩在众人眼中是完美得体的。在一所尝试用社交技能理论解决问题的学校中，成人仅仅会要求刻薄女孩做事更“稳重”一点。社交技巧说的问题在于它并不质疑刻薄行为的存在，反而设法解释，并使之合理化。如此一来，这种说法让另类攻击者的行为变得无可非议。于是，女孩在努力待人友善、保持完美关系的同时，也被迫卷入了一场攻击游戏。有时，她们的愤怒会打破表面的友善；有时，愤怒会在友善的表面之下游荡，向同龄人发出令人费解的信号。结果就是女性朋友之间被迫需要三思而后行，并揣度彼此的真实意图。久而久之，许多女孩渐渐不再信任他人对自身感受的描述。压抑愤怒不仅改变了女孩表达攻击的方式，也改变了感知愤怒的方式。愤怒也许来去匆匆，让攻击目标质疑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什么都没发生。“我刚刚说话的时候，她是不是看了另一个女孩一眼？”“她是开玩笑还是当真了？”“她刚刚翻白眼了？”“不留座位是故意的吗？”“她说计划的时候说谎了吗？”“她告诉我会邀请我，但是又没邀请？”如果我们能够列出形形色色的另类攻击行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秘的，女孩们就可以鼓起勇气去面对。我们需要将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定格，大声下定义，这样女孩们就无须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们在遭遇另类攻击时才会明白，那不是自己的错。[1]马西娅·布拉迪是美国情景喜剧《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中的人气角色，在系列剧中是一个自信阳光、在学校中颇受欢迎的女高中生。——编者注[2]这一概念出自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经典著作《过渡礼仪》（Les rites de passage），也可译为“通过仪式”，即为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如出生、命名、成年、结婚、患病、死亡）而举行的仪式。——编者注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