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南京，因是原国民党政府首都，虽然建国已经2年，此时的蒋介石也已退居台湾，但因撤退匆忙，部分官员被迫滞留，加上蒋介石本身也有“卷土重来”的野心，所以留下一批“伺机而动”的特务分子。
中国共产党为了彻底肃清“残余势力”，进而对全国开展了一场大型的“镇反运动”。
而恰巧，此时群众实名举报了在南京街面上的摆摊摊贩杨登瀛，揭发其是伪装“摊贩”实为“国民党特务”。
数日后共产党内部经过严密地调查获悉，杨登瀛不是一般的“特务人员身份”，他是国民党上海特务的一把手。
面对如此“罪大恶极”的危险分子，南京当局，火速对杨登瀛进行了逮捕，并且最终根据他的“犯罪情况”定性为死刑犯。
……
可能一开始杨登瀛也没想到自己会被判死刑，所以并没有过多控诉。
一直到杨登瀛从监狱到刑场的路上，他才开始为自己即将“赴死”这件事焦虑起来，他有些着急地告诉负责押送的共产党员：“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共产党。”
因见多了这种“临到头开始怕死”的囚犯，刚开始押送人员不以为意，以为他就是“狗急跳墙”，压根儿没搭理。
后来杨登瀛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知道不说不行了，于是他大喊一声：“我是中国共产党地下人员，陈赓和周恩来同志都可以给我作证，是否属实一问便知，但如果你们贸然处决我，就真的是错杀好人了。”
看着一身狼狈的杨登瀛，虽然心里有些犯嘀咕，但听他如此的义正词严，最终押送人还是将其带回并将此事上报上级领导。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在上海担任“特务高官”叱咤风云10年的政治犯，真实身份真的会是“共产党”吗？
如果是，那么他国民党一把手的身份又怎么解释呢？
这场扩散全国的“镇反运动”因覆盖范围广泛，举报渠道参差不齐，所以确实不乏“漏网之鱼”和“冤假错案”。
但像这类情节严重的死刑犯，一般都是严格审查各项数据均属实后才会行刑。
所以查阅相关资料就会发现，杨登瀛出任“国民党上海特务一把手”的履历可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893年，杨登瀛出生于广东，青年时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1919年，学成归来的杨登瀛即到上海日商做高级翻译，因常往日本通讯社寄稿件而才情远播。
1924年，杨登瀛受孙中山先生思想影响加入民国政府，次年与同乡青帮老大杨剑虹交好，在杨剑虹的推荐下，杨登瀛认识了彼时担任国民党中统特务一把手的陈立夫，因留学经历而成为一名日本通的杨登瀛，很快赢得陈立夫的好感。
1928年，陈立夫受命建立调查科，遂将杨登瀛升作副手，同年杨剑虹遇害，杨登瀛顶替其职位，成为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领导。
1928年，在上海与英租界及法租界关系都处理得十分活络的杨登瀛，在陈立夫的极力推荐下被蒋介石格外器重，亲自授予上海特派员身份。
1931年，因被举报“间谍身份”而被国民党抓捕入狱的杨登瀛，被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的张道藩（受过杨登瀛恩惠）救出。
1934年国民党将其恢复原职，新中国成立后未跟随蒋介石退守台湾，辗转至南京，以“街面摆摊”为生至今。
一个堂堂国民党高官，即便没有跟随蒋介石撤退台湾，作为全国最早一批留学生，自然是满腹经文才高八斗，再不济也不需要去靠摆摊为生吧。
结合其种种怪异行为，很难让人不去怀疑他就是蒋介石留下来潜伏在南京的特务。
而此时正值朝鲜战场的陈赓根本无法直接联络，于是杨登瀛的身份一时间竟成为一个谜团。
因涉及中国中央领导层，南京当局也不敢随意处置，只得致电中央请求核实情况。
而此时的周恩来正忙于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工作，陈赓更是远赴朝鲜战场亲自督战。
最后只得到一个答复：具体情况需等陈赓同志回国后给出详细书面说明。
收到中央这一指示后，虽然仍然无法确认杨登瀛的真实身份，但大概率应该就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于是，南京当局只得暂时将杨登瀛同志扣押，等待最终指示。
终于在数月后，陈赓从朝鲜战场大胜回国，知道杨登瀛同志被误判死刑的消息，赶紧写信给南京当局。
并把杨登瀛同志于1928年—1931年期间，对我党在上海当局的情报工作所做出的伟大贡献详细周密地书写下来并不忘一再叮嘱：善待杨登瀛同志，给予其应有的“待遇”。
直到收到陈赓同志的亲笔手书，南京当局才了解到了杨登瀛同志“匪夷所思”、“扣人心弦”的双面间谍身份。
原来，果真如他自己辩解的时候所言：他是国民党特务高官不假，他也确实是“共产党地下党员”。
那他这些年又是怎样一面当着国民党特务高官，一面在国共两党之间“游刃有余”“左右逢源”的呢？
看过古代战争史和谍战片的人都知道，间谍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
在古代，间谍又叫“细作”，细是微，小，地位卑微，也有行事小心谨慎的意思；作是事情，作业的意思。
细作不属于正面作战人员，而是偷偷摸摸藏于幕后，故对间谍机构的人选比一般士兵的忠诚度，头脑灵活度，紧急逃生能力各方面都更为严苛。
早在春秋末期，《孙子兵法》里就有对间谍的描述。
用间有五：
乡间：利用同乡关系做间谍；
内间：诱使敌方的人做自己的间谍；
反间：利用敌方间谍给敌人提供假情报，使敌人中计，或使敌人内部发生矛盾分化；
死间：制造散布假情报，诱使敌人上当，因一旦暴露难免一死又称死间；
生间：侦察后能活着回来报告敌情的人。
“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据说战神孙武就特别重视间谍这个部门，可见其对行军作战的重要性。
历史上比较出名的间谍机构主要有：
三国时候生性多疑的曹操，为了维护统治侦查国内官民设立“校事府”，专门窥探舆情。
明代朱元璋设置的锦衣卫，后被朱棣改为东厂西厂。
清朝雍正皇帝的“粘杆处”也是比较出名的。
……
历史总是不断重复。
1928年国民党建立了“中统”，由陈立夫统筹管理。
1938年又建立了“军统”，由戴笠统管。
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情报保卫机构是1927年建立的中央特科，他的创建者是我国国家总理周恩来，科长顾顺章。
这应该是少数的，由中央领导一把手亲自建立长期统管的“特务机构”，由此可见共产党对情报工作的高度重视，其政治地位基本高于任何一个朝代。
而该机构也“名副其实”“实至名归”。
在周总理的统筹领导下，不论是国共内战还是抗日战争等，都为前线作战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个部门长期提供精密而准确的各个方面和层级的地方情报，新中国的成立也许会晚很多年，甚至鹿死谁手也不得而知。
众所周知，间谍要么是敌方高官策反，要么是自身有比较强硬的能力或者关系可以打入敌人内部，而且接触地方的官职越高，得到的情报价值越高，真实度越高。
所以培养一名“谍者”，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和长久的时间。
能够当一个间谍本身而言也需要具备超强的“个人能力”，和超高的“心理素质”，以及不可置疑的“忠诚度”。
一般的间谍，比如说进入到敌人的军队里任职或者政治部任职，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但杨登瀛的角色却是十分特别，他不是国民党其他部门的官员卧底，而是情报科。
相当于他的身份是“双面谍者”，又叫碟中谍。
而像杨登瀛这种，最后做到上海区特务科一把手的“高级人才”，可谓凤毛麟角。
让人不禁想起那个《伪装者》中代号眼镜蛇的“明楼”……
前文已经大致讲到，杨登瀛在国民党内部是如何“步步为营”最终官至上海特务一把手的。
而他和共产党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作为一个国民党在上海区域“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又是怎么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呢？
原来刚回国不久的杨登瀛在五四运动期间，与上海运动总工会建立了联系，期间认识了中共工人运动负责人顾顺章，后又结识了青帮老大杨剑虹。
而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大量阅读过马克思共产主义书籍，对其治国理念和路线十分赞同。
1925年在陈立夫手下做副手期间，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任职，因为长期和日本人打交道，所以陈养山主动结交了杨登瀛希望向他学习日语。
讨论交流日语的过程，他们也会聊到一些对于共产主义的看法。
杨登瀛坦言自己不愿意与共产党为敌，但工作原因时常被派去执行“剿匪任务”，内心十分矛盾和挣扎。
在陈养山的引荐下，杨登瀛顺利见到了时任中央特科科长的陈赓。
经过反复磋商和协商，他们一致认为杨登瀛：
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又有倾共倾向，对马列主义也高度认可，关键是其在国民党特务科担任要职，非常符合周恩来同志一直想要寻找的“双面间谍”的职务人选。
1928年杨剑虹因涉嫌贪污案身死，因杨登瀛高超的业务能力和精明的处事态度被陈立夫力荐给蒋介石，因此被蒋介石亲自任命为上海特派员。
杨登瀛一跃成为上海特务一把手。
我党即使内部经费紧张，依然为其购置一辆别克轿车，每月三百大洋补助。
就是为了让其能够更好地周旋在国民党及英法租界内部，为革命事业提供有利情报，减少战时伤亡。
1929年，周恩来等高层领导应邀去白鑫家参加重要会议，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会议进行一半，就被中统科长带队将其全部抓获——后发现白鑫叛变。
但碍于蒋介石贴心地保护，并承诺送其出国躲避，于是共产党迟迟没有机会下手。
直到后来杨登瀛出马，引蛇出洞将白鑫的秘密行踪提前告知周恩来，最后才将叛徒枪决告慰烈士英灵。
1930年周恩来的学生黄弟洪从苏联学成归国，共产党对其格外信任，准备派其前往江西就职。
但黄弟洪多年国外纸醉金迷的生活，已经被资本主义腐蚀，他谎称要与周恩来见面，随即将此消息致电蒋介石，准备让蒋介石实施抓捕工作。
杨登瀛及时得到消息，让周恩来虎口脱险幸免于难——他的情报救了我国总理周恩来的命。
1931年，中共特科科长顾顺章叛变，作为中共特科核心成员之一，他对中共内部的“双面间谍”杨登瀛可谓了若指掌，于是陈赓在撤离前火速告知杨登瀛，让他同自己一同离开，但杨登瀛却最终选择留下来。
毕竟身为蒋介石钦点的上海特派员，他在国民党业务科里是不可多得深受器重的人才，自己又一口咬定是被冤枉的，严刑逼供下硬是没有透露一丝中共的消息，加上时任国民党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的张道藩亲自保释，最终国民党选择将他无罪释放，但出于谨慎考虑并未安排其继续在特务科担任要职，而是任命其为反省院副院长。
后来他和陈赓、周恩来，也最终失联。
新中国成立后杨登瀛失去国民党的官职，鉴于各种原因和当时的政治局面，他也没有办法再做之前的工作。
58岁风烛残年的他，就只能在当地摆摊为生。
三年过去了，他没有想过向国家开口邀功，也没有想过自己晚年生活的困苦。
如果不是被举报后逼不得已需要找陈赓证明清白，也许他永远也不会再联系昔日的战友。
1954年，杨登瀛接连两次大病，家中积蓄早已花光，家里一贫如洗且欠下诸多外债。
当地政府考虑到杨登瀛的实际情况，给予了一定抚恤，但当时政府财政也有一定困难，所以对于当时杨登瀛的困难处境可谓是杯水车薪。
后期，杨登瀛全家已经到了每日三餐变成每日两餐的境地，仍然是饥不果腹。
他不得已向北京的陈赓写信，希望能够得到老领导的帮助。
因当时国内正兴起“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一番辗转之下，最后才由罗瑞卿建议公安部同志南京市公安局，每月给予杨登瀛150—200元生活补助。
此后杨登瀛的生活才得到一定改善。
1956年，陈赓买了车票邀请杨登瀛夫妻到北京赴宴。
杨登瀛老泪纵横地说：“首长没有忘记我呀。”
带着忐忑而兴奋的心情，杨登瀛踏上了从南京到北京的火车。
再见老领导时，63岁的杨登瀛老人热泪盈眶，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叨念着，感谢领导还记得我。
见到此情此情，陈赓也是内心五味杂陈。
遥想当初杨登瀛同志为革命事业做出的那些伟大贡献，曾经还救过周恩来同志的命，对党的贡献，可谓是厥功至伟。
但奈何其双面间谍身份太过特殊，在我国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下，未能给予相应的“功臣待遇”，只能由陈赓同志帮忙申请地方补助。
而杨登瀛也是十分理解国家的难处，不到万不得已从不给领导添麻烦。
1975年12月，周恩来总理病逝世前夕，把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叫到床前，拖着虚弱的身躯，颤颤巍巍地说：“凡是为人民做出了好事的人，你们都不能忘掉，包括杨登瀛和冷少农。”
总理在弥留之际，将几个秘密工作者的情况交代给了罗青长，让他务必要为他们争取到好的待遇，让其安享晚年。
虽然此时的杨登瀛早已离世。
周恩来同志弥留之际仍对此事念念不忘，由此可见这件事一直是总理的“一块心病”，才会在他老人家病逝之前“临终托付”。
也许在总理的内心，对这些默默奉献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的“地下功臣”，是有些许亏欠的吧。
杨登瀛是国民党高官这个身份是不假，且为世人所知。
他对于党的贡献和牺牲直到他被判处死刑时依然无从查证。
如果不是陈赓和周恩来的“救命信”，这位英雄就含冤而死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很多像杨登瀛这样的“红色特工”。
他们有的幸运活到了新中国成立，有的在中途就被杀害。
即便侥幸活到建国，他们依然未能享有应有的待遇。
而他们直到生死的那一刻，依然不悔当初，因为他们等到了自己信仰实现的那天。
参考文献：
台海网—《冷静谨慎的红色特工们，只能将爱藏在文字里》
澎湃网—《【党史纵览】周恩来与保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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