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浩声明：本讲义部分内容参考丹尼尔·卡尼曼著的《思考，快与慢》，其中部分案例采用本书，不再一一批注，保护原创，重视知识产权。
本文用于开浩御书房音频节目：《思考，快与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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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跟大家谈谈大众对风险的认知，可能一提到风险这个词，我们都会不自主对其冠上贬义词的性质，更有一大批人认为风险等于损失。其实风险只是一个名词，和大多数名词一样，只有在不合适的时机，才会产生负面效果，再好的东西也会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不好的效果，比如苹果是好东西，实际上当你吃了5个苹果，就不会觉得第六个苹果是好东西了，风险也是一样的，只是一定概率下的可能性事件而已。就拿股票来说，风险的内涵是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的偏离程度。我们在买入股票时，对股票未来的收益会做一个预期，但真正实现的收益可能会高于或者低于原来的预期，这就是风险嘛，实际上只是个偏差。如果风险真的贬义词或者真的是等于损失的话，那么为什么还会存在那么多的投资者绞尽脑汁的挤进所谓的“高风险”的行业来追求更高的收益呢？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各种各样风险的存在，特别是对于一些罕见事件，我们经常会对其过分关注，在面对这些风险的时候我们经常无意识的做出一些不合理的决策，这种决策并没有规避风险，只是将风险转嫁到其他事件上。在《风险与好的决策》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项统计数据，在911恐怖事件和马航失事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对飞机的安全系数有极大的怀疑，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会刻意避开飞机，选择火车或者自驾出行。结果事实却证明，在飞机失事之后的一年中，人们将汽车作为首选交通工具，在此期间车祸导致死亡人数的增长，远远大于911的遇难人数。
这要插入一个小故事，刚才那个例子我大概在几个月前，就在某社群里提及过，当时很多人跳出来质疑我的数据有误，我只好把书籍的原文拍照公示，才勉强平息了大家的质疑，而后某知名的自媒体也提出这个例子，然而大多数人竟然没有任何评论，按照质疑的比例来说，应该也会有一定比例的人群对此提出质疑，但是没有。原因很简单，人群总体对于信息的质疑，取决于发出信息的个体影响力，换而言之，他们并非质疑的是信息本身，而是在质疑我的影响力，认为我这样的影响力，不足以看到这么好的信息而已，实际上这就是认知谬误，我保证，在很长时间内，我应该都是被低估的状态。
我们再来聊我们的认知误区，理智的考虑一下不难发现，这个就跟赌徒谬误一样，我们陷入了系统一思考的误区，首先飞机失事的发生概率是极其小的，其次下一次飞机失事的概率是不能以上一次失事作为参考点的。如果非要做参考点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明白，基于上次的飞机的失事，航空公司对飞机的安全性把控的将会更加严格，所以说再次发生同等事件的概率理应是变小的。
说到这突然想到，在当时其实有一部分理性的人在马航失事之后反而选择去马来西亚旅游，马航失事对人们造成的恐慌导致了马来西亚旅游以及各个行业经济滑坡严重，国家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对航空安全保障投入更大，并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来拉动马来西亚经济，当时去马来西亚旅游的那些人也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花更少的钱，得到了更好的体验。
然而这部分人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因为就算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系统一的恐惧还是占于上风，抑制系统二做出理性的决策。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知道马航再次失事的概率变得极小，但是提及到马航这个词语，我们的系统一就会对其产生恐惧心理等一系列涟漪效应，当时遇难的画面因为媒体的关注以及人们的频繁交谈而不断在我们脑子里加强，形成了一种可得性记忆法则。
如果非要讲飞机失事的概率与车祸的概率做比较，专家给出这么一组数据，开车安全行驶19公里与飞机的一趟安全直达概率相同，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安全的行驶了19公里，那么出行最危险的那部分可能已经结束了。比起乘飞机，同样的旅程我们都选择驾车的这一行为，将这个极小的概率扩大了N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飞机失事后车祸现象骤增了。
说到这我们说一句题外话，仔细想想比起飞机失事，我们生活中每天都有人在面对死亡，每年死于流感、癌症的人数远远高于飞机遇难人数，但是为什么我们对此却没有如此大的恐惧呢。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恐惧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害怕很多人在同一时间内同时死亡，我们的大脑因此产生一种极大的忧虑，我们称之为“忧虑风险”，这种心理的产生是有进化上的深层原因的，因为我们在远古时期，人口本来是相对集中的，人数反而较小，所以大规模的群体突然死亡，会对族群影响很深刻，包括生产力的下降，会客观导致整个族群的灭亡，所以我们会小心避免群体遇难的事件，而事实上，现在全球人口约为70多亿，但是我们内心深处对于5人以上同时死亡还是存在进化意义上的恐惧的。恐怖袭击正是抓住了人们这一心理，制造出了更大的影响，实际上恐怖袭击比起疾病对我们带来的危害，心理上的冲击才是关键，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节目的刚开始我们说了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针对于不确定性滋生了两个效应，可能性效应与确定性效应。在面对可能性效应与确定性效应时，我们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举个例子你就理解了。首先给你两个选项：A、肯定会得到5000元。B、可以与一位明星近距离互动。你会选择哪个？第二次我们再给你两个选项：假设两次的概率都是1％，A 得到5000元，B、可以与一位明星近距离互动。这次你又会选择哪个？
在上面这个实验中，对于第一种确定性事件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得到金钱，不想为了一时而牺牲稳定的收益。在第二种选项中，大多数人选择B选项，也就是和明星互动，因为大家都会想中奖几率只有1％，不如趁机赌一把，与名人近距离互动这件事情也够让自己在朋友面前威风一阵子了。
如果上一个例子中的明星不是广泛而谈，而是你的珍爱偶像，那么结果必然会有巨大的改变。我们对选择的评估不止受确定性与可能性的影响，更受自己主观感受的影响。人们评估风险时，如果结果与情感相关，这种评估对概率的敏感度就会降低，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一次选择时会更倾向于与自己真爱的偶像互动。比如我去年听到医生说我母亲所患的疾病有25%的概率自愈，我倾向于相信这个概率其实很容易发生，而医生则是认为这个概率并不那么好发生，因为她面对的是整个数据样本，而我面对的是我所爱的母亲，所以我会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自古以来，经济学认为，感性与理智互不相容，大家都认为两者关系不大，但事实上感性与理智并存于人的心中，而且两者的关系不像传统经济学家认为的那么遥远。
再把话题拉回到风险，我们对风险的认知不足，不止是对其概念的误解，更受其数字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媒体报道的风险数据指的是“相对风险”或“绝对风险”。英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堕胎人数剧增，其原因就是对避孕药的恐慌。这一恐慌来自英国的这样一条报道：英国药物安全委员会警告称服用第三代避孕药患血栓的风险增至一倍，也就是100％。但事实上这个100％指的是在第二代避孕药的基础上的相对风险，即假如有七千人服用第二代避孕药，会有1人患上血栓，这个百分之百意思是，七千人服用第三代避孕药，会有2人患血栓，并不是指服用的人100％就会患病，而是增长率是百分之百而已，这个风险就是相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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