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之后，要论功行赏，群臣争功，岁余未决。为何？高祖刘邦与武将之间意见相左。高祖以文臣萧何功劳最盛，武将认为自己披坚执锐，攻城略地，置生死于不顾，始有刘氏江山，而萧何仅凭只言片语，文墨议论，便居于武将之上，让众人寒心。面对武将的指责，我们且听听高祖的怪论。
高祖只微微一笑，问道：“诸君可知打猎？”武将不知所云，只答道：“知道。”高祖又问：“诸君可知猎狗？”武将更不知所云，又答：“知道。”高祖看群臣都上了他的套，就笑着说：“打猎之时，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发出指示的却是人。你们这些武将，只是些追杀野兽的‘功狗’罢了，而萧何，却是发出指示的‘功人’，‘功狗’又如何能与‘功人’争功？况且诸君追随于我，一个家族不过二三人，人家萧何全家族数十人都追随于我，忠心可鉴，功不可忘，在忠心方面，你们又如何与萧何相争？”群臣哑然，皆莫敢言。
其实，“功人”与“功狗”，文臣与武将，指示与行动，功劳难分高下。刘邦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际需求，转变灵活。
正所谓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在战乱四起之时，英雄辈出，武力唯尚，武将的效忠对帝王而言，是振奋之药剂，而文臣只是武将的陪衬，是帝王怀中的锦囊。相较而言，救命稻草比锦囊更实际可靠。但到了治世，特别是开国之初，由于王朝正处于草创阶段，武将手中的兵权已成为帝王的忌讳，曾经的兄弟变成帝王的眼中之刺。而文臣对帝王的依附关系并未改变，文臣的权力，是帝王赋予的，离开了帝王这个权力之源，文臣一无是处。所以，也就有了刘邦的“功人与功狗”理论。（摘自《百家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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