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但凡是昏君，往往都是些赏罚不明的主儿。像秦二世胡亥，该赏的不赏，该罚的不罚，结果弄得江山不保，被逼而死。所以，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都十分注意尽可能做到赏罚分明。
要做到赏罚分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对一些刚刚建立起来的王朝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刚刚建立的王朝，往往有一大批帮助帝王打江山的文臣武将。这些人或能谋善断，或能征善战，对王朝的建立都有功劳。此时，帝王要对他们进行论功行赏，而且还要让他们没有太大的意见，就要颇费一番思量了。
如果各位曾看过胡军版的电视剧《朱元璋》，应该对里面的一个场景记忆尤深：朱元璋夺取天下后，为了论功行赏，把所有功臣的名字分别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分成三等排序。但这个次序也不好排，于是朱元璋便自己一个人躲到后宫，日夜面对这一大堆功臣的名字，斟酌再斟酌、调整再调整、排序再排序，整整三日三夜，最终才排定封赏的次序。
朱元璋之所以费尽心思来排序，就是因为论功行赏太难了。这倒不是说朱元璋舍不得封赏，而是因为这个封赏的次序既要能服众，还要考虑对将来的影响。
当然了，上述所说，只是电视剧里的一个桥段，不足为凭。那么，在真实历史中，有为的帝王们又是如何进行论功行赏的呢？
说起论功行赏，我们就不能不提汉高祖刘邦。刘邦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小小的亭长起家，最终坐拥天下，在很大程度上靠得是他手底下的那些文臣武将。所以，刘邦坐上龙椅后，就不能不对这些文臣武将进行论功行赏。
但由于人数太多，且各有功劳，所以封赏还未开始，论功便出现了难题，“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特别是在确定谁是第一功臣的问题上，争议更大。在当时，多数臣子认为，“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而刘邦却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应该排第一。群臣不解，要刘邦说明理由。
刘邦于是问群臣：“诸位懂得打猎吗？”群臣回答说：“懂得打猎。”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群臣又齐声回答：“知道。”
刘邦点点头，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
意思是说：打猎时，追咬猎物的是猎狗，但发现猎物踪迹，指出猎物所在的是猎人。而今大家仅能捉到猎物而已，功劳就像猎狗。而萧何的作用，却是发现猎物踪迹，指明猎取目标，功劳如同猎人。再说诸位只是个人追随我，多的也不过一家两三个人。而萧何让自己本族里的几十人都来随我打天下，功劳是不能忘怀的。”
群臣闻言，都不敢再言语了。于是刘邦把萧何排在功劳簿上的第一位，特恩许他带剑穿鞋上殿，上朝时可以不按礼仪小步快走。
无独有偶，玄武门事变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也进行了论功行赏。
待陈叔达在宫殿之下唱名公布后，李世民对群臣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
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甚至还挥拳打伤了前来劝解的李道宗，怒气冲冲地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不服。”
李神通是李世民的叔父，资深位高，与李世民的关系向来比较亲近，李世民降所有宗室郡王为县公时，只有李神通的爵位保持不变。但在此时，李世民却丝毫不给情面，说：
“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却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
众位将领见李世民不循私情，连李神通的情面都不给，没有让他得到非分的赏赐，于是都不敢再多言，只好默认了。
不过，这些人仍然心有怨言。所以房玄龄后来对李世民说：秦王府（李世民曾是秦王）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
李世民回答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意思就是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作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尉迟敬德后来居功自傲、触犯律法，李世民警告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见汉高祖时，有功将领很少有保全性命的，常对汉高祖心怀不满，因而想引以为鉴，有意保护功臣，不使其子孙断绝。但你却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今天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受戮被杀，家破人亡，并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只有赏罚两种。非分之恩，不可兼行，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
国家大事，只有赏罚两种。这话说得对极了，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赏罚分明，这是为人主、为人君的必备素养。无论是刘邦的论功行赏，还是李世民的论功行赏，都不以个人主观好恶、亲疏为标准，而是以功劳大小，贤能与否为标准。这，恰恰是刘邦与李世民之所以成功的最主要的帝王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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