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葬典礼演说有大体相同的程式：演说者首先会表明，无论自己说得多么动听，都不足以充分表达阵亡者对雅典国家的贡献。演说的中心是赞美雅典国家的制度，叙述雅典人过去和现在的伟大与光荣事迹，高扬阵亡者们的英雄行为，最后是对逝者亲属的安慰和承诺：雅典国家会抚养阵亡者的遗孤直到他们成人，阵亡者的父母也会得到赡养和尊敬。
从伯里克利开始，演说家开场就承认自己话语的无力成为惯例。对希腊人而言，“如果人们已经通过英雄的行为证明了他们的勇敢，则只有用行动才能彰显我们对他们的尊敬：例如你们今天已经目睹的国家公葬仪式这些神圣化的荣誉，而不应根据一个人讲得好或坏，让许多人的英勇行为取决于演说者是否应被信任”。虽然如此，但法律要求演说者这样做，那他还是会遵守法律，做好发言。演说的第一部分，是赞美雅典国家的制度和雅典人的祖先，特别是雅典人的民主制度和自由追求，认为这些战士们如此勇敢地为国家献出生命，是因为雅典人自古代以来就是希腊自由的捍卫者。除伯里克利较多专注于最近的历史外，吕西亚斯、阿斯帕西亚以及德摩斯提尼都往往从神话时代雅典人起源于大地说起，谈到雅典人为保护弱者与自由，为了正义，先后同阿马宗人、底比斯人和阿尔戈斯人战斗。之后，希波战争中雅典人的功勋会被大书特书。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也会进入叙述中。无论在哪篇演说中，雅典的历史都会被塑造得伟岸高大。或许因为演说歌颂的对象是战场上的阵亡者，雅典历史上进行的战争会成为叙述的主要内容。伯里克利的演说就是从祖先们如何通过战争保卫雅典的自由开始，中间是父辈们如何通过战争赢得帝国，在世界各地建立起胜利纪念碑，直到他们自己那正值壮年的一代巩固帝国的历史。吕西亚斯对战争的叙述更加充分，从传说中雅典人击败阿玛宗女人族开始，历经对底比斯、迈锡尼、波斯和斯巴达的战争，最后到他自己时代对斯巴达的战争。通篇的叙述，是雅典人一直在为了自己或他人的自由，与蛮族人和希腊人作战。托名阿斯帕西亚的演说避免叙述神话中的战争，但对希波战争、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科林斯战争，几近不厌其烦，其中还不忘注入对所谓蛮族波斯的鄙视与泛希腊精神。德摩斯提尼的演说从雅典人出生于大地说起，经历神话中的战争后，就是与波斯人的大战，雅典不出意外地成为整个希腊自由的拯救者。只有叙佩莱伊德斯的演说算是例外，眼光专注于阵亡者的功绩。总之，葬礼演说给我们的印象，是雅典人或者为了自己的自由，或者为了希腊人全体的自由，或者为了某个城邦或某些人的自由，一直在与敌人作着殊死的搏斗。而雅典人的行动，也证明他们无愧于作为公民具有的美德。
在叙述过历史上雅典人一系列的战争与英勇行动后，演说者会过渡到对自己正经历的那场战争中阵亡者的赞美。阵亡者无一例外地被描述为伟大和英勇的人物，为了保卫国家独立和自由，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成就了千秋功业。柏拉图笔下的阿斯帕西亚说：“这些人的祖先和我们的祖先，还有这些人自己，在完全的自由中被养育长大，而且出身高贵，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民族，他们都取得了超过所有人的高尚业绩。他们认为，不管是代表希腊人与希腊人作战，还是代表全体希腊人与蛮族作战，为自由而战都是他们的责任。”德摩斯提尼比较尴尬，因为他是为喀罗尼亚战役的阵亡者演说，而那场战斗中，雅典人战败了。不过德摩斯提尼巧妙地将话题从战争的胜负转向了阵亡者的勇敢和责任感：他们虽然是战场上的失败者，但以自己的英勇和生命履行了作为公民的责任，他们的精神是不朽的。正是因为他们的勇敢，战后胜利者才放弃对雅典的入侵，主动要求媾和。
对阵亡者讴歌最充分和动人的，当属伯里克利。他先是宣布，城邦的伟大是这些英雄不惜生命的结果，对城邦的赞美就是对阵亡者的赞美。城邦通过由国家举行的葬礼，认可了阵亡者的伟大。阵亡者的伟大与城邦的伟大相互交织、互相成就：
能够像他们那样名声与行动相符的，在希腊人中并不多。在我看来，类似这些人在战场上的牺牲，无论他们是首次展示，还是最终的确认，都足以证明他们的男子汉气概。的确，甚至那些其他方面善行略有亏欠的人，由于他们为国而战时的英勇，也只有恰当地把他们置于其他所有人之上，才是合适的，因为他们已经用善行消除了罪过，并因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而非私人生活中的不检，使城邦获得了更大的好处。到底是作为懦夫继续享受财富，还是延迟死亡日子的到来，以便如同穷人期望的那样，某天会避免贫穷成为富翁，他们从未想过。他们更愿意惩罚敌人，而非属意上述东西。他们认为，这样的危险是最为光荣的时刻，所以他们选择接受危险，向敌人复仇，抛弃所有其他东西，寄希望于可能性极小的成功。在行动上，他们决心依靠自己，解决眼前的一切。战斗时刻来临时，他们认为更好的做法是保护自己，承受牺牲而非屈服和逃命，他们确实让那个不名誉的可耻术语弃他们而去，以生命和肢体坚定地履行着使命。在那个命定的时刻，那个光荣的时刻，他们无所畏惧地阵亡了。
伯里克利首先肯定，这些阵亡者死得其所，为自己赢得了伟大的名声。即使那些平时德行上有些瑕疵的人，也因为最终的英勇和对城邦的巨大贡献，使他们的形象高与天齐。易言之，无论是谁，无论他过去的言行如何，只要为国尽忠，都是雅典的英雄。借此，伯里克利成功勾销了对阵亡者过去某些行为的不快，进而把雅典人作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创造出一个团结、友好的公民群体形象。这样的话，真的会让那些仍然活着的雅典人，包括阵亡者的亲属和普通的公民，都“会突然产生一种优越感……他们感到这个伟大的城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更加神奇”。这些“以生命和肢体坚定地履行着使命”的战士们，足以激励后人继续为雅典战斗。雅典人的尊严感、对国家的认同感，在一年一度的葬礼演说中，也获得了空前的强化。
在末尾安慰阵亡者家属时，有些演说者还不忘给生者以勉励，强调城邦不会抛弃阵亡者遗属。它特别鲜明地体现了希腊城邦以公民为本，同时公民只有在城邦中才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基本立国宗旨，也有利于鼓励后来者继续为城邦而战。柏拉图笔下的演说者这样要求和安慰死者的亲属：
你们这些死难者的子女要效仿你们的父亲，你们这些死难者的父母一定不要伤心过度，因为我们会赡养你们安度晚年，只要我们中的任何人碰到任何一位死难者的父母，都会从公私两个方面照顾你们。至于国家给予的照顾，你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法律规定了由国家来供养战死者的父母和子女，国家权力当局比其他所有公民更加负有特别照料他们的责任，务必不使他们受到一点亏待。城邦本身担负着对儿童的教育，会尽可能不让烈士们的遗孤感到自己是孤儿……对死难者来说，城邦以儿子和后嗣的身份自居。而对死难者的儿子来说，城邦以父亲的身份自居。对死难者的父母和长辈来说，城邦以卫护者的身份自居，自始至终地照料他们。
由于演说者面对雅典公民，话语富有鼓动性，内容也切合当时的需要和实际，因此这类演说往往会达到非常神奇的效果。按照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比较夸张的说法，这篇精心准备的悼词：
偷走了我们的灵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赞美这个城邦，赞美在战争中牺牲的人，赞美我们的祖先和前辈，还赞美我们这些仍旧活着的人。他们的赞美使我感到身价飙升，麦奈克塞努斯，我站在那里听他们讲演，完全被他们迷住了。刹那间我想象自己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加伟大、更加高尚、更加英俊了。如果像往常那样有外侨和我一起听演讲，我会突然产生一种优越感。在演讲者的影响下，他们感到这个伟大的城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神奇。这种尊严感会在我身上延续三天，直到第四天、第五天，我才回过神来，明白自己是谁，而在此之前我就好像生活在福岛上。
尽管国葬典礼演说总体结构上类似，内容也多雷同，重点在于培育雅典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鼓励公民们走上战场为雅典而战，但在具体问题的阐述上，不同时期的演说仍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与演说家个人的风格有关，更与不同时期雅典城邦面对的形势相连。变化了的形势需要演说家适当转移论述的重点，以说明那些战士们为国阵亡的意义。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演说家们对雅典国家历史的阐释中。下文将大体根据演说发表的时间顺序，对各篇演说历史阐释的侧重点略作介绍，以揭示国葬典礼演说不同时期的特征。
5篇演说中，最早的一篇是修昔底德记载的伯里克利的演说。这篇演说发表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的冬天。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整个那场战争期间，雅典人每年都会为阵亡将士举行国葬典礼，可以相信，每年也都会有人发表国葬典礼演说。但在修昔底德记载的20年战争历史中，他仅全文记录了伯里克利的演说。他显然认为，这篇演说最为经典，需要记录在案。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演说并不是关于雅典历史的长篇大论，而是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雅典的强大和强大的原因，中心思想是雅典人的制度和生活方式造就了城邦的强大，城邦的强大有赖于公民们奋不顾身。按照伯里克利的说法，雅典人现在掌控大帝国，那是他们的祖先辛苦打下的江山，在场的部分人也对此做出了贡献。雅典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上源自民主政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斯巴达人比较，这种生活方式具有全方位的优越性，因此需要在场的人尽全力维护。借用伯里克利本人的话说：
确实，我们的政府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府的管理不在少数人而在多数人手里。在法律上，所有人在解决私人争执中都是平等的。一个人所以杰出，受到重视并且获得公共荣誉，不是因为他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而是因为他个人的优点。此外，如果他能为国服务，贫穷不会妨碍一个寂寂无闻的人从事公职。在公共生活中我们是大度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会相互猜疑。如果我们的邻居随己所愿地生活，我们不会觉得不快，也不会脸色难看，虽然这种脸色无害，但总是令人难堪。在私人交往中我们避免开罪于人，在公共事务上，我们主要因为敬畏而克制有度，服从法律。我们服从那些掌权的人和法律，尤其是那些用于保护被压迫者的以及那些虽未成文，但一旦逾越，就被公认为耻辱的法律。
如戚麦尔曼意识到的，伯里克利的演说非常特殊，它可能是修昔底德在雅典长墙被摧毁、卫城中驻扎着斯巴达军队时写就的，其中有伯里克利的思想和语言，但也有这位历史学家根据自身经历所做的补充。这篇演说的特殊之处，是缺少葬礼演说常有的对过去的追溯，“演说中关于高贵祖先的内容太少，关于当今的内容太多”。贯穿整个演说的是斯巴达与雅典的对比，而且所有的对比都对雅典有利。在伯里克利口中，雅典民主政治使多数人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不会像斯巴达那样，只有少部分人享有政治权利。民主政治给所有公民提供了为国服务的机会，而且任何为城邦做出过贡献的人，都会得到国家的承认。所有人相互信任，在公共和日常生活中轻松惬意，随心所欲，多才多艺，但这种自由，受到成文和不成文法律的严格的制约，也受到执政者的监督。所以，雅典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兼具的国家，是一个理想的国度。在这样的城邦中，雅典人有理由自豪：
总之……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的城邦是希腊人的学校，而且……我们中的每个人本身就体现了极其优雅和多样的能力，证明他本人在非常多样的活动中都足以代表雅典，而且这并非在此场合纯粹的吹嘘，而是实在的真理，并且得到了我们城邦实力的证明，实力又是因为这些素质而获得的。因为在当代的城邦中，只有雅典受到检验的时候，是言辞不足以传达实际的，也只有她不会给那些来攻击其事业的敌人们抱怨的理由，感觉击败他们的对手不够格，她的臣民也没有资格抱怨主人不合格……我们强令所有海洋和陆地向我们敞开，到处建起永恒的纪念碑，对敌人来说，纪念碑是痛苦，对朋友来说，则是良善。这就是这些人为之高贵地战斗和献出生命的城邦，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是防止它被夺走，为了它，所有活下来的人都自愿承受苦难，也是合理的。
如果结合伯罗奔尼撒战争初年的形势，我们会发现伯里克利缘何号召雅典人乐于与斯巴达人战斗，为维护帝国斗争到底。当时雅典控制着提洛同盟，它的民主政治和经济、文化的繁荣都达于顶点。但其扩张活动，也引起了老资格的霸主斯巴达的警惕和反击以及部分盟邦的不满。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管双方最初的意图是什么，都变成雅典人维护帝国必须付出的代价。即使雅典人为此被迫迁入城内，忍受敌人对庄稼的破坏和生活中的诸多不便，也无可选择地必须战斗：“我们的祖辈们在抵御波斯人的时候，他们的资源远没有现在这么多。就是仅有的那点资源，他们也都放弃了。他们击退了蛮族，把他们的事业发展到现在的高度，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智慧而不是他们的幸运，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实力。事实不正是如此吗？我们绝不能落后于我们的祖辈们，必须全力以赴在各个方面抗击我们的敌人，努力把一个同样强大的帝国移交给我们的后代。”这一点与伯里克利一贯的主张一致：必须以武力击退斯巴达的挑衅，保卫雅典的霸主地位。考虑到修昔底德谈到的当斯巴达人攻击阿提卡时，雅典人对伯里克利的不满，葬礼演说中的这套说辞，不但为伯里克利主张的战争政策做了有力辩护，而且起到了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雅典人维护帝国的基本目标，即使在公元前413年后外部面临波斯和斯巴达的共同挑战，内部有阿里斯托芬等对和平的呼吁之时，也基本没有遭到怀疑。为了他们的帝国和民主政治，雅典人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是雅典人遭遇失败。虽然侥幸避免城邦被摧毁的恶劣命运，并在公元前403年恢复了民主政治，但雅典被迫与斯巴达同敌共友，事实上成为斯巴达的附属国。到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实力有所回升，力图摆脱斯巴达的控制赢得独立，但有心无力。斯巴达转而成为当年雅典人曾警告过的角色：作为希腊世界的霸主，斯巴达的高压政策让自己成为其他城邦憎恨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雅典积极寻求突围。公元前395年，科林斯战争爆发，雅典乘机联合底比斯、阿尔戈斯和科林斯向斯巴达发起挑战。为与斯巴达的霸权政策对抗，雅典接过了所谓希腊人的自由的旗号。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吕西亚斯和柏拉图笔下的演说中，雅典从伯里克利时代霸主的角色摇身一变，成为斯巴达高压政策的挑战者和希腊自由的捍卫者，并把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德摩斯提尼和叙佩莱伊德斯的演说中。除叙佩莱伊德斯外，其他3篇演说的共同特点，首先是强调雅典人从不曾经历过族群混合，是最自由和高贵的希腊人，接着会谈到雅典人如何击败阿马宗等历史传说中的入侵者，然后叙述他们进行的历次战争，包括传说中为保护赫拉克勒斯后代与迈锡尼的战争以及为夺回阿尔戈斯人尸体与底比斯人的冲突，之后是希波战争中雅典人的英雄主义，最后才是赞颂对象所从事的事业。它们传播的主要观点是，雅典人从来就是正义和自由的化身。托名吕西亚斯的演说在谈到神话中雅典人与底比斯人的冲突时，宣称雅典人“为了双方的利益，他们冒险与其中一方战斗。一方应当停止因侵犯死者而粗暴开罪于诸神的行动，另一方则不应因先祖的荣誉被玷污而在沮丧中离开，从而违背希腊人的习惯，并且对共同的期待感到失望”。在叙述雅典人与阿尔戈斯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大军奋勇作战并取得胜利时，这位作者评论到，他们“相信所有人的自由是协议最强的纽带，通过分担其与生俱来的危险，他们在公民生活中拥有灵魂的自由，用法律尊敬善人，惩罚恶人”。至于希波战争，波斯首先进攻埃莱特利亚、雅典撤回自己的援兵被有意“遗忘”，剩下的只有雅典人在马拉松独力面对波斯50万大军，以他们的勇气赢得了胜利，为希腊的自由树立了丰碑，赢得了全希腊的感激。“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祖先都是在这个唯一动机驱动下为正义而战的。”德摩斯提尼如此评价雅典祖先们的行动，“因为这代人的祖先们，既有他们的父辈，也有那些过去曾养育了父辈的那些人，那些人的名字使家庭成员一望而知。他们从不曾欺辱过任何人，不管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他们自豪的是，除其他品质外，他们是真正的绅士，具有超级正义感，为保卫自己，完成了一连串的高贵行动”。
古风时代数百年中雅典人的默默无闻，在这些演说中都被略去，甚至民主政治创立的光辉岁月，也都置而不论。大书特书的是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光辉事迹。据称出自阿斯帕西亚之口的演说谈到希波战争时说，马拉松战役中，雅典在斯巴达人不能及时来援、其他城邦都只想保住自己平安的情况下，独力迎战波斯并取得大胜，“使人们首次明白了波斯人的力量并非不可战胜，人多势众也好，财富巨大也好，都会在勇敢面前投降”。萨拉米斯海战中，“在马拉松战斗的士兵和在萨拉米斯战斗的水手成了希腊人的老师，一个教导希腊人不要害怕从陆上来犯的蛮族，另一个教导希腊人不要害怕从海上来犯的蛮族”。托名吕西亚斯的演说则悄悄地改造了历史，将马拉松战役时雅典向斯巴达求援的事情轻轻揭过。雅典人在战场上的迟疑，也被有意“遗忘”，变成雅典人不屑于等待援兵。
他们（即雅典人）不愿因为其得救感谢他人，而选择让其他的希腊人感谢他们。带着这样的决心，他们尽管人数寡少，仍向对手开进，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亡是其与所有人共享的事物，但勇敢只能与少数人共有……如果战败，他们不过是较其他人早死一刻，如果胜利，则会在解放自己的同时解放他人。他们证明了自己作为男子汉的价值，当需要勇气时，既不怜惜自己的四肢，也不珍视自己的生命。他们更加敬重自己城邦的法律，而非担心面对敌人时对危险的恐惧。于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代表希腊树立了一座战胜蛮族的胜利纪念碑——后者贪恋金钱，越界侵入了他人的领土。他们经受考验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蛮族到达这里和我们祖先取得胜利的消息，由同一批使者带给了其他希腊人。因为事实上，其他希腊人都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他们刚刚听到（入侵的）消息，就为自己的解放高兴去了。
在论述现实中阵亡者的功绩时，雅典人作为自由战士的形象再度浮现。托名阿斯帕西亚的演说在论及大王和约时，罔顾雅典人被迫接受大王和约、对斯巴达人的侵略行动听之任之的现实，抨击斯巴达人等把亚洲的希腊人城邦交给波斯，“只有我们城邦拒绝加入这个条约，不愿放弃这些人。这就是这个城邦天生高贵之处，我们的自由精神是健全的、健康的，我们对蛮族从心底感到厌恶。”对于那些在科林斯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托名吕西亚斯的演说评论道：“那些今天被埋葬的人前去支持科林斯人……为了希腊的伟大，他们鼓起勇气，不仅为保存他们自己经历危险，也为他们的敌人的自由而牺牲，因为他们是为了那些盟友的自由与拉凯戴蒙人作战的。”最典型的是叙佩莱伊德斯。在为拉米亚战争中阵亡的将军莱奥斯泰奈斯及其将士们举行葬礼时，他如此评价这些人的战斗：“虽然合理的战略决定于领袖，战役的成功则是由那些愿意冒生命危险的人们确保的。因此，在赞美已经取得的胜利时，我不仅要赞扬莱奥斯泰奈斯的领导能力，而且赞扬他的同伴们的勇气，因为谁会觉得赞美我们那些阵亡于这场战斗中的公民们不公正呢！为了希腊人的自由，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确信，他们愿意确保希腊自由最可靠的证据，就是在战斗中为它牺牲。”
与公元前5世纪比较，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从未尝过作为希腊霸主的滋味，他们一直忙于或单独或与其他希腊城邦联合，与掌握霸权的势力进行战争，努力复兴自己的帝国。公元前403年基本摆脱斯巴达的控制后，雅典一直小心翼翼，不敢公开挑战斯巴达，直到获得科林斯和底比斯等的支持后，才在公元前395年利用希腊世界对斯巴达普遍的憎恨，发动科林斯战争。由于波斯的介入，这场战争实际以斯巴达的胜利结束。公元前387年的大王和约正式承认了斯巴达的霸权，雅典只能悄悄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公元前379年底比斯革命后，斯巴达与底比斯的冲突支配着巴尔干半岛上希腊世界的邦际关系，雅典则利用斯巴达被拖住的机会，于公元前378年组建第二海上同盟，在爱琴海上扩展势力。然而，实力的限制以及波斯、斯巴达和底比斯造成的爱琴海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还有雅典自身政策上的失误，最终埋葬了雅典的帝国之梦，第二海上同盟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基本解体。随着马其顿的崛起，雅典独立行动的空间越来越小，与马其顿作战时动作总是慢一拍，以致在爱琴海北岸的势力范围和盟友陆续被马其顿吞并。喀罗尼亚战役后，雅典被迫承认了腓力二世对希腊同盟的领导权。亚历山大远征东方期间，雅典一直保持着马其顿同盟者的身份，只能眼馋霸主之位。因此，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处境，即它一直处在希望挑战却不敢挑战霸主的二号强国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雅典人拾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发明的希腊人的自由的口号，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希腊自由的保卫者，以为自己的行动寻求支持。无论如何，雅典人对斯巴达霸主地位的挑战，喀罗尼亚战役和拉米亚战役中雅典人扮演的角色，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实际上也是在维护希腊城邦传统的自治和独立。在这样的情况下，雅典人有意无意地改造他们的历史。伯里克利一直强调的独一无二的民主政治，在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中，大多沦为背景，或者限于重复过去的陈词滥调，鲜有新鲜论证。在伯里克利的演说中几乎完全缺席的希腊人的自由，到公元前4世纪，反而变成了所有国葬典礼演说中最为突出的主题。
以上对国葬典礼演说的简短回顾表明，自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来，雅典人对自己城邦形象的构建经历了显著变化。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的主要目标是应对斯巴达的挑战，维护帝国的统治。由于斯巴达人已经抢先使用了希腊人自由的口号，雅典人也意识到，他们的帝国并不受希腊人欢迎，甚至可能被视为僭主政治，所以伯里克利演说的主要内容，基本以雅典人先祖如何依靠民主政治赢得帝国，活着的雅典人应当如何保持帝国为中心。但到公元前4世纪，面对先后崛起的斯巴达、底比斯、马其顿的霸权，时移势迁，雅典需要为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而战了。为拉拢其他希腊人，也为鼓舞雅典人士气，民主政治日渐退隐，希腊人的自由、雅典人因自由而具有勇气，逐渐变成了国葬典礼演说的主题。
作为城邦一年一度的国葬典礼，演说涉及的主角也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了重要变化。众所周知，城邦的基本含义“是一个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公民集体”，“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之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土地。只要有足够的公民，城邦就会延续。所以，公元前480年，雅典海军统帅面对科林斯将领阿德曼图斯的挑衅，宣称即使当时的雅典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国土，但雅典有200条战船，还有完整的公民队伍，完全可以在希腊的任何地方建立自己的城邦。
不仅如此，在理想的城邦中，所有公民应当平等，任何个人都不应突出自己，尤其是不要期望自己可以凌驾于公民集体之上。城邦事务由名义上全体公民出席的公民大会决定，所有公民在会上有平等的发言权，每个公民有平等的一票表决权；公职向所有公民开放，官员接受公民的监督；城邦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应归功于公民集体。限于篇幅，这里以军事制度为例，略作说明。在古典时代的城邦中，军队的主力是重装步兵，他们多是家资中等的普通公民，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在战场上，将军固然不可或缺，但一支军队的将军经常不止一人，其主要职责是战前的规划和调度，战斗一旦发生，他就是方阵中的普通一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某个如阿克琉斯那样异常勇猛的将领，而是士兵集体的力量：顶盔戴甲的士兵们排成密集的方阵向对手进击，只要一方没有因绝对劣势或恐慌逃跑，则在短促的前期冲突之后，决战阶段是双方士兵短兵相接，将盾牌叠加起来的推挤。那时就会出现所谓的“脚挨着脚、盾牌挤着盾牌、盔缨挨着盔缨、头盔抵着头盔、胸膛顶着胸膛”的情况。长矛和一般的武器那时可能都不再有用，能够派上用场的只是士兵整体的力量。而战败的标志是，一方因力量不足放弃阵地、转身逃跑。有意思的是，战后胜利者修建的胜利纪念碑（trophaion），也源自转身（trope）一词，一方的转身意味着另一方胜利的起点。在这样的战斗中，士兵集体的力量当然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所有士兵的团结一致与英勇奋战。个人的能力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作用，但与集体的力量比较起来，处在相对次要地位。海战中的情形与之类似，主要战斗方式是整支舰队列成密集队形与对手相冲撞。就单条战船而论，每条船大约180名水手，划桨时必须整齐划一，依靠速度撞沉对手的船只。因此，一条船的所有水手必须协调一致，才能保持船只的速度；整支舰队的队形必须保持完整，以集体的力量与对手周旋，才有可能赢得胜利。这里依靠的仍然是士兵整体的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希腊城邦对集体力量的重视和对个人地位有意无意地压制。特别是雅典人经历过古风时代的僭主政治，为此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发明陶片放逐法，专门用来对付那些势力过大，有可能成为僭主的人。那个天天在雅典人面前嘀咕自己在萨拉米斯战役中立下大功的地米斯托克利，竟然在公元前479年竞选将军时落败，并且可能在数年后被流放。“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七十年代，在雅典公民的意识中，城邦集体的力量和公民平等的原则起着巨大的作用。过度的自我夸张，只能引起广泛的反感。”
因此，伯里克利在他所做的国葬典礼演说中，从头到尾都是在赞扬雅典人的国家，赞扬雅典民主制度，特别是民主政治下培养出来的勇猛善战、为国尽忠、不惜献出宝贵生命的公民。用伯里克利自己的话说：“我首先要谈及我们的祖先……他们居住的这块土地，世代传承，未曾中断。由于他们的英勇，把一个自由的国家传给了我们。值得赞扬的不仅有他们，我们的父辈更值得颂扬，因为他们扩大了其接受的遗产，获得了我们如今拥有的帝国，并且不是没有辛劳地传给了今天仍活着的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我们这些人，大多正值盛年，在大多数方面强化了帝国，并且为我们的城邦提供了所有的资源，因此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城邦都能自足。”随后，他把演说的主题集中在“依靠什么样的训练我们达到了今天的地位，依靠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以及因此产生的何种生活方式，使得我们的帝国变得伟大”。最后是赞美那些阵亡者。整个演说的注意力始终在雅典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帝国的伟大，全程不曾提到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名，不曾谈论某个具体人物的功勋，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梭伦等雅典政治家，没有任何一位被提及，甚至可以和某个具体人物联系起来的事迹都没有。通篇有的只是“我们”。如，“我们的制度不是效法邻邦，相反，我们的制度是他们的榜样”。“劳累之后，我们放松心灵的方式应有尽有。”“我们的军事训练也优于我们的对手。”“我们是美的热爱者，但绝不奢侈；是智慧的热爱者，但并不软弱。”“总之，我要说，我们的城邦整体上说是希腊的学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长篇谈论我们城邦的伟大。”甚至到最后安慰死者时，他说的也是，“对那些我们埋葬在这里的人，我们通过行动已经部分表达了我们的敬意。此外，城邦今后会以公费抚养他们的后代，直到成人，因而在这场竞赛中，城邦对死者和生者都给予了非常实在的奖赏”。
公元前4世纪初托名吕西亚斯的葬礼演说，延续了伯里克利的传统。那时雅典已经失去帝国，刚刚与底比斯等联合挑战斯巴达，口号就是希腊人的自由。因此，吕西亚斯的主题是从一开始就强调雅典人祖先的自由基因。他们首先击败了阿玛宗人，让后者意识到自己终归是女人。随后雅典为了正义出兵底比斯，为阿尔戈斯人讨还了本应被埋葬的阵亡者遗体。最后为了保护赫拉克勒斯的后代，与迈锡尼人统帅的伯罗奔尼撒大军作战，不仅为赫拉克勒斯复仇，也使他的后代从此免除恐惧，赢得自由。在宣布“我们祖先唯一的动力就是为正义而战”后，吕西亚斯转向希波战争。马拉松、萨拉米斯、普拉提亚和米卡莱等战役中，雅典人或以一己之力，或率领盟友，击败了波斯入侵者。“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在海战中证明了自己的素质，承担了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危险，依靠他们特殊的勇气，为其余的希腊人赢得了普遍自由的道路。”当雅典人掌握海上霸权时，波斯“没有一条战船从亚洲驶出，没有任何独裁者掌控希腊人，没有任何城市的希腊人被迫成为蛮族的农奴……因为这个原因，只有他们成为了希腊人的救主和城邦的领袖”。即使在叙述最近的事件如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政治的恢复时，吕西亚斯仍未提及任何具体的人，只赞扬那些最终回归的人主动放弃了对敌人的复仇，“他们甚至与那些希望做奴隶的人共享他们自己的自由，并且拒绝自己成为被奴役的一分子”。从头到尾，吕西亚斯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雅典人和希腊人并非不清楚地米斯托克利等个人的重要作用。在希罗多德的叙述中，希波战争中雅典的英雄是地米斯托克利和阿利斯提德。欧利庇德斯在《赫拉克勒斯的儿女们》中，把雅典传说中的国王提修斯作为主角。即使是修昔底德，也承认地米斯托克利和保萨尼亚斯等在希波战争中的巨大功勋以及在修昔底德自己的时代，伯里克利无可替代的角色：战前斯巴达人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希望利用宗教借口，迫使雅典人流放伯里克利，所谓的雅典民主，实际是第一公民的统治。伯里克利死后，雅典失去了领袖，民众主导了一切，最终造成了雅典的失败。可是在现存5篇国葬典礼演说的前4篇中，始终保持着伯里克利那篇经典演说的传统，突出公民群体，回避提到任何个人的名字。
然而，这种传统在公元前322年叙佩莱伊德斯发表的葬礼演说中被打破了。那篇演说发表于雅典及其盟邦与马其顿的拉米亚战争期间，战争目标是消灭马其顿的霸权，重夺希腊人的自由。虽然举行国葬典礼时雅典军队的统帅莱奥斯泰奈斯已经阵亡，但希腊联军仍在战场上占有一定优势，因此叙佩莱伊德斯有理由对战争的前景表示乐观。不过，如洛布古典丛书的英译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篇演说最重要的突破是突出了将军莱奥斯泰奈斯的作用。的确，演说的第一句话就与众不同，“即将在这座墓地上发表的演讲，是对将军莱奥斯泰奈斯以及与他一道在战争中阵亡的其他将士的赞词”。将军被置于突出地位，其他士兵只是顺带提及，成为这篇演说的基调。在随后的具体叙述中，演说家抛弃了过去叙述雅典人祖先在神话和希波战争中完成各种功勋的套路，集中所有笔墨赞颂死者，实则赞扬将军。“首先，我将从将军说起，这样才公平。”当这位将军看到希腊已经臣服，而“为了自由事业，他将自己献给了祖国，将城市献给了希腊”。他募集军队和盟友，在温泉关击败了安提帕特，随后进入色萨利，将马其顿人困在拉米亚。虽然他后来阵亡了，但“我们应该永远感激莱奥斯泰奈斯，不仅因为他生平的功绩，还因为他牺牲后进行的战役以及希腊在此次远征中取得的其他胜利”。按照演说家的看法，莱奥斯泰奈斯不仅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而且在战场上奋勇争先，其他的公民愿意作战，也是因为“莱奥斯泰奈斯力劝公民们勇敢接受考验……与伟大的领袖共患难”。莱奥斯泰奈斯的功绩甚至超过了进攻特洛伊的希腊英雄们，更超过了希波战争中的那些希腊人，包括米尔提亚戴斯和地米斯托克利。因为前者集所有希腊人之力才勉强夺取了一座城市，希波战争中的雅典将领们“只是打退了入侵的蛮族势力，而他（莱奥斯泰奈斯）先发制人发动了进攻。他们在本国领土与敌人作战，而他在敌人境内打败了对手”。
这篇演说篇幅不大，译成中文不到6000字，但从头到尾都是以莱奥斯泰奈斯为中心内容。演说词以赞颂莱奥斯泰奈斯开篇，以他进入冥府受到希腊英雄们迎接告终，只是在末尾安慰了死者的亲属。普通的士兵和公民群体在这篇演说中成为领袖实现目标的工具，最多是将军的追随者。更重要的是，在叙佩莱伊德斯口中，莱奥斯泰奈斯公开被称为雅典的“领袖”（hegemonias）。领袖一词源自动词“领导”“指导”“指挥军队”（hegeomai），转换为名词，有向导、领袖、统帅、以身示范之意。它最早出现在《奥德赛》中，希罗多德、色诺芬和柏拉图等都用过，后来的罗马皇帝、行省总督也用过这个头衔。当它被用来称呼城邦时，一般用来指雅典、斯巴达那样的霸主城邦。伟大如伯里克利，似乎都不曾享有这个头衔。在铭文中，就古典时代而论，可能只有科林斯同盟曾授予马其顿的腓力这样的称号，但那可能是因为马其顿的霸权体现在国王腓力身上。叙佩莱伊德斯将这样的称号用在雅典将军莱奥斯泰奈斯身上，体现了雅典人的某种态度：到公元前4世纪末，随着城邦自身逐渐进入危机，公民集体的作用日渐退化，个人的作用逐渐明显。尤其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雅典先后出现了莱库古、弗奇翁等强势人物。他们或掌控雅典财政，或统率雅典军队，经常能够违逆公民大会的意志，很有点领袖的味道。所以，叙佩莱伊德斯对莱奥斯泰奈斯的强调，正凸显了公元前4世纪以来强人政治的逐步回归。从希腊世界的历史看，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的政治舞台上总有强人的身影。在斯巴达，吕桑德和阿盖西劳斯长期成为主角。在比奥提亚，佩罗庇达斯和埃帕米农达成为底比斯崛起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底比斯霸权的兴衰与二人的经历紧密相连。在西西里，老狄奥尼修斯成功结束对迦太基的战争，大体统一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成为西地中海最强大的势力。尤其是公元前4世纪中期以来，马其顿的腓力借助王政传统强化王权，在稳固了马其顿国内统治后，陆续征服色雷斯、色萨利，最后在喀罗尼亚击败希腊城邦联军，成为希腊世界的领袖。强人政治在整个希腊世界开始取代公民群体，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公元前4世纪前期，伊索克拉底还是期待雅典和斯巴达成为希腊世界的领袖，但到该世纪后期，他的吁请对象已经是尼科克莱斯和马其顿的腓力了。
需要注意的是，莱奥斯泰奈斯虽是雅典公民，但此前寂寂无闻，不曾担任任何公职，直到公元前323年才首次当选将军，而那是因为他为被亚历山大大帝解散的8000名雇佣兵寻找到了出路。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雅典时，他立刻动议雅典发起反对马其顿的解放战争，并且主持谈判，组建了反对马其顿的同盟，还以将军身份统率雇佣兵和部分雅典公民前往温泉关和色萨利作战。虽然当时雅典反对马其顿的行动是城邦集体的决议，德摩斯提尼和戴马戴斯等政治家都发挥了程度不等的作用，但在叙佩莱伊德斯的叙述中，公元前322年莱奥斯泰奈斯被杀前，雅典的军事和政治行动几乎都出自这位雇佣兵将领的谋划，雅典公民始终是背景，即使那些在战场上阵亡的人也仅在演说中顺便被提到，而且可以相信，是为了安慰在场的死者家属。也就是说，伯里克利时代作为城邦主人的公民群体，到公元前4世纪末大多数时候成为旁观者。如果德摩斯提尼的批评可信，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公民们缺乏真正的爱国情感，很多时候不愿采取行动，即使偶尔通过决议要阻止腓力，但普遍缺少实际行动，大多数时候把作战的任务委托给雇佣兵。拉米亚战争中，雅典军队相当大的部分就是被亚历山大解散的行省雇佣兵。这里我们引用德摩斯提尼的部分演说，以窥公元前4世纪雅典公民的冷漠状态：
……我们今天的情况如何？……你们全都知道，随着拉凯戴蒙人被打败，底比斯人自顾不暇时，我们得到了多么好的机会。那时我们本可以既捍卫自己的权利，又可以充当他人权利的裁决者，却连自己的领土都丢掉了。我们将1500多塔兰特浪费在了毫无必要的事物上，我们的政治家使我们丧失了在战争中争取的盟友，还给这个可怕的对手提供了一座练兵场。事情如果不是如此，且让人们走上前来告诉我，除了我们自己之外，还有谁让腓力变得如此强大？有人可能反驳：“即使我们的对外政策失败，可在国内事务上很有改进啊。”那你能拿出什么证据来？……还是看看这些政治家们创造的成果吧：他们有些人过去本来贫穷，如今却富了，有些过去默默无闻，如今显赫了，有些人的私家房屋比我们的公共建筑更加雄伟。城邦的命运每下降一分，他们的运气就涨上一分。
德摩斯提尼当时正督促雅典人出兵援救奥林托斯以阻止腓力进一步扩张，此前腓力已经连续占领安菲波利斯、皮德纳等战略要地，雅典对外政策连续失败。作为马其顿扩张政策最坚定的反对者，德摩斯提尼确实有理由对雅典人政策的失败表示不满，其意图无非促使雅典人采取实际行动，所说的话也难免夸大。然而，雅典人显然未接受他的建议。数年后，他从抨击政治家转向抨击雅典人民：
所有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那时一切都好的事情，如今怎么一塌糊涂了？因为那个时候，人民有勇气采取行动和战斗，控制着政治家们。人民自己是一切荣誉的授予者，其他人都以从人民手中获得荣誉、权威和奖赏为满足。如今相反，政客们掌管着钱袋，管理着一切，而你们人民，则失去了信心和力量，失去了财富和盟友，堕落到仆人和跟班的地位。如果政客们从观剧基金中或者在波德罗米亚月的游行中给你们分一杯羹，你们就满意了。你们所谓的男子汉气概，最多不过是在得到本属于你们的东西时，添上一份谢意而已。他们把你们圈在城里，用这些小恩小惠引诱你们，让你们在他们的鞭子下服服帖帖。
与前一篇演说一样，德摩斯提尼在把公元前5世纪的民主理想化的同时，猛烈抨击公元前4世纪以降的雅典政治家和政策，指责雅典人已经丧失了爱国热情，并且为他们的政治家控制。可是这些取得领导权的政治家没有一个好东西，只知道讨好人民，贪污腐败，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雅典政治在公元前4世纪的败坏，在德摩斯提尼看来主要是人民堕落了，只听他们喜欢听的演说，并自我陶醉，却很少真正行动起来。所以，改变雅典现状的唯一出路是人民摆脱他们现在的习惯，像真正的雅典人那样去战斗、去行动。但遗憾的是，雅典人并没有行动，雅典的盟友奥林托斯最终被腓力攻陷，城市被夷为平地。当腓力控制了马其顿、色雷斯、色萨利等地区后，杀入中希腊，雅典等仓促迎战，在喀罗尼亚战败。此后的雅典，好像也没有任何改善。到拉米亚战争时，仍然只能依靠个别政治家的主动和雇佣兵的行动。如罗兹指出的，公元前4世纪雅典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为了效率牺牲民主。体现在战场上，或许就是莱奥斯泰奈斯这样的将军们，自主决定进军路线，招募军队和进行战争。战争的进程与最终的结果也取决于将领以及追随将领的雇佣兵的作为。明乎此，则叙佩莱伊德斯对莱奥斯泰奈斯的赞美和对公民的忽视，意味着到公元前4世纪末，即使雅典那样的城邦，在公民参与政治问题上也逐渐走上下坡路。与此相对应的，是城邦制度本身，因公民不再积极参与，失去了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葬礼演说的主角从凸显公民集体到强调个人作用的转变，成为城邦制度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外在标志。
国葬典礼演说作为雅典城邦一项非常官方的制度，凸显了公民群体对希腊城邦的决定性意义，让我们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观察到城邦制度的基本特点。这种建立在公民行使国家统治权基础上的制度，在雅典那样的民主政治下，对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雅典人利用国葬典礼演说，传扬着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力图通过宣扬雅典光辉伟大的过去，通过颂扬阵亡者的英勇献身，鼓励那些仍然活着的人继续为雅典战斗。但是，当雅典人从公元前5世纪的帝国霸主转变为公元前4世纪的挑战者时，葬礼演说颂扬的雅典随之也从民主的化身、希腊的学校，转变成为雅典和希腊自由的捍卫者。在这个意义上，葬礼演说很好地完成了它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宣传者的角色。有意思的是，尽管葬礼的出席者不仅有雅典公民，也有外侨，还有女性亲属，而且外侨像雅典人一样参加了战斗，并且在战场上牺牲。但除德摩斯提尼似乎无意中提过一次，其他的演说几乎都忽视了外侨群体。它再一次表明，希腊城邦只是公民的城邦。
葬礼演说从最初的突出公民集体，到公元前4世纪末的突出个人，而且是作为雇佣兵将领的个人。尽管演说家有意忽略了莱奥斯泰奈斯的身份，但仍足以让我们有理由认为，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迥然不同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人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公民集体的地位逐渐下降。在整个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是科农、提摩泰乌斯、卡布利亚斯和莱奥斯泰奈斯那样的雇佣兵将领。在国内政治中，是莱库古、德摩斯提尼那样的强势政治家，公民团体作为决策者的角色，逐渐在退隐。当雅典人得到腓力进入中希腊的消息时，是德摩斯提尼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公民大会几乎未加辩论地予以通过。公元前323年雅典对马其顿的战争，至少在叙佩莱伊德斯的口中，是莱奥斯泰奈斯的谋划。这样看来，虽然我们不能据此武断地认为，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的公民团体已经瓦解，民主政治难以维持，城邦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已经陷入危机。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是否如霍尔姆或琼斯等所说，国力依然强大，民主政治因法治的确立和中产阶级的温和，更加稳定，或如部分学者所说，希腊化世界的城邦仍保持活力，严重令人怀疑。强势个人的回归，暗示公民团体管理城邦的制度至少遇到了挑战。如果希腊世界最为稳定的雅典尚且如此，其他城邦大约更难逃危机之虞。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公元前4世纪的城邦世界已经与公元前5世纪的伯里克利时代有了本质区别。而这些区别，有些方面的确不利于城邦的延续和发展。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5期
责编|刘莉
网编|陈家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