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权统治思想盛行的古代，有许多种荒唐的“思想罪”，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古代社会中，究竟有哪些强加在人身上的“思想罪”。
第一个：活不造反死造反。
汉景帝在周亚夫的帮助下平定了“七国之乱”，迎来一段中兴之治。若故事至此结束，汉景帝与周亚夫倒也算是一段君臣佳话。
然而，在“七国之乱”平定后，周亚夫居功自傲，不把其他人看在眼里，对皇帝的态度也变得十分轻慢。周亚夫每次上朝，都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穿着戎装，佩戴兵器，让汉景帝心里非常别扭。再后来，汉景帝提出的一些政治举措遭到周亚夫的反对，双方在政见上多有不和。
汉景帝怀疑周亚夫有二心，便打算对其进行一番试探。于是，汉景帝安排了宴席，邀请周亚夫赴宴，却并未让宫人给周将军准备餐具。周亚夫赴宴后，觉得这是皇帝有心刁难自己，拂袖而去。汉景帝见状，坚信周亚夫已离心离德，决定干掉此人。
公元1143年，周亚夫的儿子利用父亲的职权，从府库中调用了一批军备，准备将这些军备作为父亲的随葬品，结果受到同僚的检举。汉景帝听说后，立即将周亚夫叫到殿上，对其进行质问。周亚夫不屑一顾地说道：“这些都是犬子准备给我陪葬的东西，难道陛下要定我谋反吗？”
廷尉明白，汉景帝早有除掉周亚夫之意，于是他便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周将军还没驾鹤西去，就准备了这么多陪葬用的兵器。我觉得，周将军就算没想活着的时候造反，死后也得在地下谋反。”听闻此言，周亚夫被气得哑口无言。随后，汉景帝将周亚夫打入大狱，周亚夫在狱中绝食五日，愤愤而终。
第二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古往今来的无数欲加之罪中，“腹诽罪”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汉武帝在位期间，酷吏张汤与大农令颜异关系不睦。为了打击政敌，张汤向汉武帝上奏，称颜异有欺君之举。随后，汉武帝委任张汤，对颜异进行审问。没过多久，凭空出现了一名证人，指证颜异的确有对皇帝不敬的言辞。
此人声称，颜异在招待客人时，听到客人谈起汉武帝政策中的弊端时，颜异的嘴唇微动，却没有说什么。于是，张汤启奏皇帝：“颜异身为朝廷大员，见旁人称陛下的政令有不妥之处，非但没有明确地指出错误，反倒暗自腹诽，这种行为实属欺君，理应处死。”汉武帝震怒，立即命人杀掉了颜异。
颜异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得罪了小人，这种“欲加之罪”就会扣到自己的脑袋上，所谓“腹诽”只是个借口罢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第三个：开启“文字狱”先河的“乌台诗案”。
论起古代“思想罪”的巅峰，莫过于“文字狱”。不同于此前的“思想罪案”，“文字狱”牵涉的范围更广，迫害的力度更严重。说起“文字狱”的开端，就是发生在宋朝时期的“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时期，在王安石的带动下，支持变法的新党势力崛起，与守旧派分庭抗礼。值此之际，守旧派的代表司马光与王安石势不两立，两派之间明争暗斗，反攻倒算，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党争。
作为当时的文坛翘楚，苏东坡对新政是十分抵触的。身为一名文人，苏轼将自己的不满全部写入诗文。在当时的文坛中，苏东坡的影响力非常大，可以说每个文人都要受到苏轼文字的影响。苏东坡站了出来，用明确的态度表达自己对新法的不满，实际上已经对新政的推进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为了让新政推行下去，变法派必须要对苏轼采取一定的手段。出于对政治的需求，在神宗的首肯下，一群御史官员开始研究苏轼的文字，在苏东坡的所有诗句、奏章中寻找将其定罪的证据。没过多久，御史们便在字里行间搜集到了足够的证据，苏东坡也被扣上了“谤讪新政”的罪名，锒铛入狱。
苏东坡入狱还不算完，御史们想要将苏东坡置之死地。
于是，一时间苏东坡的诗词作品被无限制地上纲上线，御史们专心曲解附会，将苏轼的罪名越定越大。通过这起事件的发酵，越来越多的守旧派遭到了牵连，所有守旧派均被构陷，遭到变法派的打压和排挤。
所幸，苏轼命不该绝。经一众正义人士不遗余力地搭救，已归隐的王安石及身患重病的曹太后出面，多次向宋神宗求情，终于使苏东坡免于一死。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东坡虽逃过杀身之祸，但仍被连降三级，被发配到黄州。至此，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结案。
客观来说，“乌台诗案”根本算不得什么大案，之所以这起事件被无限放大，还是因为党争之中别有用心之人的有意罗织。苏东坡的文字只是个借口罢了，那些被牵连、被构陷的守旧派，才是变法派们的打击目标。
虽说，当事人苏东坡免于一死，仅受到贬职流放的处分，但这起事件却开了后世文字狱的先河。在后来的王朝中，位于党争各方的势力，经常会通过这种“欲加之罪”来给政敌扣帽子，达到弹劾对手的目的。这种肮脏的手段，自此变得光明正大起来。
第四个：将“文字狱”发扬光大的“李贽案”。
李贽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思想家，史书中对此人的评价多为一字，“狂”。
李贽“狂”在何处呢？
此人不受传统典籍的拘束，思想非常独特，自幼便擅长用客观角度独立思考，总能得出一些震惊时人的结论。
李贽长大之后，逐渐成为传统儒学的“异端”，行走在“至人之治”的最前沿，将固守自封的“君子之治”贬斥得无地自容。可以说，李贽是最早的“功利主义”，他将封建统治者用来教化子民维护统治的价值观尽数否定，为世人点亮一盏明灯。显然，李贽的另类思想是世所难容的，所以李贽也被定性为万历朝乃至整个明朝“第一思想犯”。
由于李贽的性子十分执拗，加上他提出的主张让大部分人难以接受，所以不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学术界”中，李贽树敌无数。在李贽晚年时，首辅大臣沈一贯唆使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表神宗，构陷李贽。最后，已七十六岁高龄的李贽被扣上了“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的帽子，身陷囹圄。没过多久，在大狱中的李贽不堪受辱，自尽身亡。
在其死后，李贽留下的文字被全部烧毁。
李贽的案子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文字狱案致死的先河，这起案件与此前的“乌台诗案”有本质上的区别。李贽案的诱因与朝廷之中的党争并无关联，之所以李贽遭到迫害，完全是明朝统治者制定的奴化文人的政策酿成的恶果。
此外，受封建思想影响千年已麻木不仁的文人阵营，也是迫害李贽的始作俑者。在打击力度和受迫害的程度上来看，这起“李贽案”造成的影响极大，间接促成了后世（清朝）更严酷的文字狱风气。
最后，思想案的巅峰——清朝文字狱。
纵观集权统治史，君权最强盛的时期莫过于清朝。在此期间，文字狱对文人的迫害达到了巅峰。
清朝初年，江南地区有个名叫庄廷鑨的富商，收藏了一部前朝的史稿，后来此人又召集了一群江南文人对史稿进行重撰，补充了一些晚明的历史事件。因为庄廷鑨在主持修撰史稿时，仍在书中沿用前朝的名号，并在描写满人事迹时并未使用敬称，而是使用来了“夷寇”等蔑称。
此时正值清朝立国之初，原本不算非常严重。不过，庄廷鑨的仇家听说这件事后，以此作为要挟，想要从庄廷鑨处勒索一笔钱财。庄廷鑨并未就范，以至于仇家恼羞成怒，将这起事件无限放大，添油加醋地将这起事件汇报到鳌拜处。鳌拜受理此案后，下令严查。
经一番彻查后，与这本新修《明史》挂钩的七十多人，包括始作俑者庄廷鑨及其招揽的文人在内，乃至后来所有刻字印刷、卖书、买书的，全部被定性为案犯。由于主谋庄廷鑨已亡故多年，所以无法将其治罪。饶是如此，恼羞成怒的统治者仍按谋反罪将其开棺辱尸。在世的其他案犯，有些被千刀万剐，有些被推上了绞刑架，还有些被公差当场杖毙。至于那些罪名较轻者，则被发配到边疆充军。
封建王朝的“思想罪”发展至此，已登峰造极。至此之后，各种形式的文字狱相继登场，在被世人誉为盛世的康乾时期，成规模、影响巨大的文字狱多达几十起，几万人因为“思想罪”受到牵连，数不清的儒生、名士及其家眷都受到了摧残和压迫。
参考资料：
【《汉书》、《宋史》、《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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