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周刊》特约作者吴松凯】有一种说法，农行上市之后，国家将不再对银行进行保护，因此，利率市场化会很快到来。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整个银行体系的市场化进程（包括利率市场化）其实是放慢了。美国2007年以来的经验表明，如果金融机构出了问题，管理层的许多努力将事倍功半。而盈利显然是最好的风险缓冲器。
利率市场化改革，美国从1970年到1986年，前后用了16年，日本也用了十几年，欧洲也不是一蹴而就。上述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多是银行体系的脱媒，推动政府的改革，而不是相反。
实际上，各国政府对于利率市场化持谨慎态度，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银行体系太过于重要，以至于央行不会承担起主动改革导致这个体系出事的责任，何况中国央行的独立性一直不够。
GDP增速不停，信贷不止
借鉴国外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或可作为他山之石。比较美国和香港利率市场化前后的情况，得出的基本判断是：横向看，利率市场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低息差，息差通常只是ROA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纵向看，利率市场化未必导致息差的大幅下降，倒是带来了非息收入的较快增长。
其实，银行是高杠杆的行业，从某种程度看，其盈利决定于杠杆的水平，因此，银行业的发展，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即社会债务的杠杆是进一步提升，还是下降。
不妨看两组数据，一是中国和美、日两国的非金融行业杠杆（债务杠杆，即债务/GDP）水平比较；二是美国过去30年各部门杠杆水平的变化情况。
中国当前非金融行业的杠杆水平为155%，其中，政府部门为45%，私人部门（居民、企业）为110%。而美国、日本的杠杆水平为243%、443%，其中，政府部门为71%、194%，私人部门为172%、249%。
1978年，美国全社会债务杠杆为158%，其中，金融行业和非金融行业分别为18%和140%；1993年，这三个数字分别上升到236%、50%和186%；2009年进一步上升到353%、110%和243%。上升趋势明显。
因此，中国当前的杠杆水平并不算高，远低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杠杆水平存在进一步上升的可能。
杠杆水平的进一步上升，意味着银行收入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当然，这里涉及到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问题。如果来自间接融资，则体现为信贷的增长；如果来自直接融资，则体现为非信贷资产和非息收入的增长。
当然，如果单独考虑信贷的增速，则取决于杠杆化水平的提高和直接融资发展（脱媒）速度的比较，但现实条件下，脱媒的发展速度不会太快，因为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大规模脱媒的条件。
直接市场的建设、投融资渠道的不断丰富、管理层不断放开的管制之外，信用评级体系也需要完善，而信托责任和风险文化的倡导同样重要。由于社会整体信用的匮乏，老百姓宁愿把钱放在银行里承受通货膨胀风险，而不会把它随便交给缺乏诚信和监管的主体。
除了信用体系的完善，脱媒的第二个条件是较高的货币市场利率和贷存比。如果货币市场利率高，那么即使信用体系不完善，大量的货币市场基金也能发展，这样会引导大量存款流出，而如果银行贷存比很高，那么势必造成资金来源的匮乏，进而导致银行的恶性竞争。
中国银行业贷存比极低（约为70%，发达经济体多为100%或以上）。极低的贷存比，意味着流动性的长期宽裕，而流动性的长期宽裕必然导致较低的货币市场利率，较低的货币市场利率又使得货币市场基金缺乏吸引力。这决定了货币市场基金难以和银行体系抗衡，进而，脱媒也难以较快地大规模进行。
但有些投资者担心，创业板的开设，中小板的加速，中期票据及企业债的发行等，是否会带来脱媒的加速，进而对银行信贷有挤出效应？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创业板的开设和中小板的加速，不会带来信贷的挤出。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此前基本没能拿到多少银行贷款，随着这些企业的上市带来额外资本和发展前景，银行会更加积极的介入。
其次，由于境内信用文化的匮乏，即使中期票据、企业债等得到发行，还将是由银行大量持有。由于没有流出银行体系，这实际上不叫脱媒（或叫“虚假脱媒”），没有对信贷产生挤出效应，更多只是信贷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这种形式的脱媒未必会造成银行议价能力的大幅下降。由于资本受到管制，银行购买风险资产的能力受到制约，因此银行向风险资产提供资金的能力受到管制，结果是议价能力的提高。
再从贷款占GDP的比例看，欧盟高达180%，远高于中国当前125%的水平。过去10年来，该比例整体上仍呈明显上升趋势。中国当前贷款占GDP的比例较低，未来仍有提升空间。
欧盟、美国、日本证据表明，不管遭遇脱媒还是经济转型，只要GDP不停止增长，则信贷仍会保持较快增速。
未来信贷需求方向在哪？可能来自于城镇化、零售业务和中小企业贷款。
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尚未结束，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一般信贷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金融行业GDP占比将快速提高。消费结构的升级（包括住房及汽车消费），将带来零售资产业务的持续增长。中国家庭部门的负债水平，远低于发达经济体，未来提升空间较大。由于自身实力增强和银行风险偏好的提高，中小企业信贷也会保持较快增长。
银行不会大幅让利
后续的政策会否持续挤压银行利润？理由是，银行盈利丰厚而实体部门压力较大，银行有必要向其让利。
这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银行的盈利是当前金融体制下的某种制度成本，有其必要性。换言之，银行的“奶酪”不会随便被触动。
保持银行业较高盈利能力对于金融体系及整个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是必要的，中国经济几乎所有融资都来自银行体系，过低的盈利能力不利于银行资本的补充，进而伤害到其流动性（信贷）创造能力。
既然政府选择了提高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意味着必须持续给予这个体系更高的资本补充。选择只有三种：一是财政给钱；二是股民给钱（国有股权面临稀释）；三是储户给钱（只要保持银行的高息差）。综合分析，政府最有可能选择最后一种。
当前贷款利率基本是历史最低，但企业的ROE却高于除2007年外的许多年份，贷款与GDP的比例很高，但净负债（（贷款-存款）/GDP）却不多，真正高负担的中小企业，压力不是来自银行贷款利率太高，而是贷款难以获得，结果只能接受两倍（甚至更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民间借贷。
过低的贷款利率必将扭曲资源的配置，进而阻碍经济结构的调整。既然企业压力并没渲染得大，如果只求一味保护，只会导致企业部门的过度负债和资源的扭曲配置，日本就是前车之鉴。想要调整结构，必须给低端产业生存压力，否则怎有转型的动力？
维持当前金融体制，是整个实体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条件。在目前银行息差已不算高的情况下，如企业确实需要低贷款利率的支持，那么储户而不是银行，更有可能成为被让利方，因为利率定价权控制在管理层手里。
而非对称加息的可能性也不大。通胀本就来自投资端的过剩，怎么可能不给投资端的企业压力，然后提高存款利率以抑制消费需求？这种做法很不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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