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总，这位新中国成立后，因年龄问题逐渐淡出人民视野的德厚长者，留给世人的轶事并不算多。大家对他最深的印象多停留在南昌起义和井冈山会师，认为只有这两次事件他才是主角。
然而，陈毅老总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的说辞，却颠覆了人们的这一认知，他说朱老总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这无疑让人感到意外。
要知道，南昌起义是建军节的由来，朱老总向来又被称为人民军队之父。
如果说朱德在南昌起义中没有扮演关键先生角色的话，那人们又是如何将两者联系到一起的？
带着这个疑惑翻阅历史，才发现书上南昌起义这极为辉煌的一页过后，其实并没有向我们讲述建军路上真正遇到的困难。
朱老总在南昌起义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先来看看起义军的具体情况。
在张发奎勾结汪精卫，迫使我党决定依靠南昌起义来建立自己的军队后，朱德奉党中央的命令从武汉赴南昌准备起义事宜，不过当时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名单中，并没有朱德的名字，三人小组分别是李立三、周恩来和彭湃。
除了不在领导地位外，朱德所领导的兵力太少，也是他影响力不够的关键原因。
南昌起义的主力军是叶挺11军带来的8个团和贺龙20军带来的6个团，这两支部队构成了起义的绝对主力。
而朱德当时到南昌后，利用自己与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的旧同事关系，出任了第三军教育团团长和公安局长，实际能指挥的部队也就只有公安局的500余人。
500来人不过一个营的兵力，这和叶、贺二将的主力部队比起来可以说根本不值一提。
朱德最关键的作用，是凭借与朱培德的关系的在起义前夕，不断“拜访”南昌驻军的高级军官，从而帮助组织打探出了南昌及其附近各部队的部署、人员、武器以及火力设防等情况。
当然，期间他最闪亮的地方，还是利用自己教育团长的身份宴请了南昌驻军最强两个团的指挥官，从侧面打掉了敌人的指挥中枢，为起义的胜利减少了阻碍。
纵观整个起义过程，朱老总发挥更多的是一个执行者和工具人的作用，这些作用并非是不可替代的，这也导致他的戏码并不算重，没能展现出自己的超凡能力和魅力。
起义胜利后，中共前委组织南昌各界人士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了以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宋庆龄为首的25位委员，不过这份委员名单中依旧没有朱德的名字。
随着红旗插上南昌城头，宣示着我军建军的胜利。随后，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组，在叶挺的11军和贺龙的20军之外建立第九军，任命朱德为副军长。
这个第九军很有意思，空有番号却没有队伍，朱老总妥妥的一个“光杆司令”。
南昌的曙光升起，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万事开头难的坎已被迈过，建军大业的胜利果实似乎唾手可得。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南昌并非是建军的归宿，它仅仅只是飞舟破浪前的短暂安宁。
南昌起义第二天，汪精卫就命令张发奎和朱培德反扑南昌，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中央电令前委分批撤出南昌城，南下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准备夺取广州后重启北伐。
起义军南下，朱德的任务是先锋队，也就是开路的苦活。
之所以这样安排，前委基于的考虑是南下路上都是边军，也就是云南的队伍。而朱老总起事于云南讲武堂，曾在滇军中有着不小的名望，此举正是希望他发挥说客的作用，为大部队南下尽可能提供便利。
试想哪个部队会让核心圈子承担开路的任务？毕竟先锋队还有个别称，叫做炮灰。
起义部队从南昌开出来时有2万之众，但一路有人对革命失去信心，叛逃脱离的情况层出不穷。才行至进贤县时，甚至还发生了11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脱离的情况，直接导致部队锐减至1.3万人。
部队越走越少，前来堵路的国民党军队却越来越多。到瑞金附近时，广东军阀李济深直接调了两万人来堵路，起义军几乎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
好在，在前委的冷静应对下，起义军先克瑞金，再攻会昌，成功击退了敌军的围堵。但此战我军也付出了损失两千余人的沉重代价。
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前委决定放弃直接南下，准备先东向福建，再沿长汀、上杭南下潮汕。然而，前来堵截的敌人像苍蝇一样根本无法甩开，一路且战且退，磕磕绊绊才到了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地区。
几场仗打下来，起义军早已是精疲力尽，为了保全革命力量，前委决定留一支部队在三河坝驻军断后牵扯敌军，从而为大部队南下争取时间。
经前委讨论决定，这个重要且危险的任务最终落到了朱德的第九军身上。
原因也不难，大部队必须要仰仗叶挺和贺龙两位军长，11军和20军是他们带来的，只有他们才指挥得动；而一众将领中，只有朱德能够承担指挥的重任，他在滇军中的威名可是在一次次辉煌战绩下累积起来的。
为了填补第九军的空白，前委将叶挺11军的25师交给了朱德指挥，加上他自己带的部众，朱德可以指挥的兵力拢共四千人。
开路，断后，最麻烦的和最不出彩的任务都由朱老总默默承下，而这足以凸显出他此时在起义军中的地位。
三河坝分军后，命运之神意外开始向朱德眷顾，真正属于他的舞台，才终于而来。
按照既定计划，朱德需要断后拖住敌人三天，期间他与25师师长周士第一起指挥部队阻击敌军，先后打退敌人十多次进攻。
朱德凭借自己老道的经验，沿河设置关键阵地，并充分发动了当地群众，号召了两千多百姓自发帮助起义军挖战壕、筑工事。
就这样，仅仅凭借四千人的队伍，朱德硬生生拖住了敌军上万人三天三夜的猛烈攻击，成功为大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第三天过后，李济深再次朝三河坝增兵万余，圆满完成了任务的朱德果断带着部队撤退，此时断后部队已经损失过半，只剩下不到两千人。
正当朱德准备带着部队南下和大部队汇合时，大部队失利的消息却传了过来。
原来，自三河坝分军后，起义军主力依旧遭到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共1.5万余人组成的东路军的穷追猛打，敌军力图与起义军主力进行决战。
由于叶挺的11军主力被拆分，20军的战斗力又远不如铁军，几战下来起义军根本无力抗衡，导致损失惨重。最后，只有1300余人撤进海丰、陆丰地区，但随即又在莲花山遭到激战。
莲花山一战后，起义军被彻底打乱，就连前委都被冲散。其中周恩来因为身患重病被叶挺和聂荣臻送到了香港治疗，护送完周恩来后两人便返回广州，参加并领导了广州起义；贺龙、刘伯承、彭湃等人也撤到了香港，而后辗转去了上海。
至于队伍，除了11军第3师一部残军回撤时碰到了朱德的队伍外，其余大多都伤亡或者被打散。
这犹如晴天霹雳的一棒，狠狠击溃了起义军的信心，一时间留存下来的起义军一片叫衰，大家都看不到革命的出路在哪里。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开始出现大量离散，很多对革命失去信心和迷茫的战士和干部纷纷脱离了队伍，队伍由两千多人迅速降到了800人。
眼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等部队行至安远县的天心圩时，朱德决定进行一次整军。而正是因为这次整军，朱德一举奠定了自己的“军父”地位。
天心圩有一座亭台，朱德就是在这里将已经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的南昌起义战士们召集了起来，进行了一次堪称灵魂洗礼的演讲。
对起义的失败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后，朱德开始对战士们鼓舞道：“革命低潮是暂时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是永存的。只有坚持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说罢，朱德神情凝重地望了望大家，继续斩钉截铁地说：“武装斗争是要吃苦的，甚至流血牺牲，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信念，要有革命到底的决心。现在我宣布：不愿留队的可以回家，发给路费，但武器要留下，那是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他继续说：“我还是希望大家都留队，我是不走的，我相信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简单的几句话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太具备鼓舞力的，但在当时趋近黑暗和绝望的境况下，朱老总这简单但掷地有声的鼓舞，却犹如子夜里的一盏明灯，让沮丧到了极点的战士们有了一丝丝慰藉，甚至是看到了一丝丝希望。
解散是简单的，放弃也是一句话的事，可要在绝境中重新凝聚起已经涣散的人心，这绝不是一件常人所能及之事。
众人面前，朱老总身上体现的，是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是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值得让人毫无保留的信任。
于是，20岁的林彪被感染，20岁的粟裕被感染，26岁的陈毅也被感染，800名风华正茂的战士们全都被感染。
从此这八百多人连成了一块钢板，跟着朱老总几经辗转，最终一步步走上了井冈山，成为了日后燎原神州的星星之火。
当然，军父之名绝不是一次演讲能够完全造就的，除了天心圩整军外，朱老总还为这支部队操碎了心。
部队虽然整合好了，但军饷总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八百人没有稳定的军饷来源，用不着敌人来消灭，自己就能饿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老总再一次充分发动了自己的宽广人脉，带着部队寄居在了滇军老伙计范石生的麾下。
这样一来，不仅军饷的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同时还能使部队躲过东路军的赶尽杀绝。
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朱老总随即带着部队孙迅速脱离了滇军，一边寻找出路，一边打听组织的消息。适时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的消息传来，经过讨论后，朱老总众人决定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继续革命大业。
途中，朱德又对这支队伍进行了大庾整顿和上堡整顿两次整训，他将部队整编成了一个纵队，精简了领导机构，大大推进了队伍的指挥合理化，进一步加强了党对队伍的领导。加上天心圩整军，朱德三次整训被称为“赣南三整”，与毛泽东的三湾改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队伍走向发展的正轨，人数也在不断扩充，1928年1月，朱德率部在湘南发动起义，此次起义后部队直接扩充到了8000多人，革命形势和革命热情都得到了极大幅度的改善。
如同一个老父亲一般，朱德一手将一支濒临解散的队伍逐渐拉扯成长为了信念坚定、战斗力强、规模庞大的人民之师。他为之付诸的心血不言而喻，所做的贡献无与伦比。如此朱老总，叹一句军父，总不为过。
作为朱老总从南昌起义的不重要到“赣南三整”后带出一支主力军全过程的参与者，陈毅元帅可以说对他充满了敬佩，而他在回忆录中除了为世人指出朱老总在起义时的边缘化外，还以极富激情的语言描述了那段光辉岁月：“朱德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中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没有力挽狂澜、力拔山河的领袖，哪有荆棘之路上的势如破竹和最终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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