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主力叶挺十一军八个团，贺龙二十军六个团，而朱德只率领不到五百人的南昌公安队伍参加了起义。而这五百人，年龄偏大，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起义部队南下，这五百人都跑了，朱德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曾据此分析，朱老总其实不是南昌起义领导班子成员，因为就在起义成功后不久，这五百个人就全跑光了。
图|朱老总
从南昌起义后，部队的情况也能看出来这一点。
因为起义沿用的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所以起义部队的番号用的是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原定起义总指挥是张发奎，因为张本人思想左派，与共产党人关系一直很不错，但因为在南昌起义前，周恩来发现张发奎已经向汪精卫靠拢，因而才舍弃了张发奎，由贺龙出任代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任代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原11军、20军的番号都不变，11军叶挺兼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20军贺龙兼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
朱老总当时只是担任新成立的第九军副军长，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第九军军长的是韦杵。
许多不了解历史的人对这个名字可能是一头雾水。
事实上韦杵是滇军将领，国民党军著名的左派将领，与朱老总关系很好，大革命时期就受共产党员朱克靖（1947年因郝鹏举叛变被害，论资历他可能比陈老总还老，也难怪他遇害后陈老总痛心疾首）影响，对蒋介石的独裁很不满。本来他也确实可能参加起义，但起义期间他人在九江养病，因此而错过。
再来谈国民革命军第九军这个番号，该军是以1926年在赣州编成的独立第16师扩编来的，金汉鼎为军长，但这个军在当时留守九江，并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所以起义军的第九军，与金汉鼎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南昌起义后，金汉鼎投靠汪精卫，改称31军）就不是一回事儿了。
图|陈毅
陈老总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确的提到过：
“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起义军南下遭遇失败，革命前途未卜的时刻，朱老总却站出来，为起义部队保存了有生力量。
1962年6月，朱老总在与陈奇涵、杨至诚等同志谈话，还谈到了自己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这段经历时期的心路历程。
朱老总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在旧军队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朱老总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参加过云南响应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参加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法战争。棉花坡一战，朱老总血战成名，为时人所津津乐道。
可即便是面临诸多利益诱惑，但朱老总却始终没有动摇过追求真理的信念。
图|朱培德
1927年1月，朱老总被派往朱培德的第三军工作，并受党的指示创办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这一系列举动，自然少不了朱培德的支持，朱老总和他是同学关系，两人上学时关系就不错，成绩也很优异（被称为模范二朱），朱培德也很看重朱老总的才干，希望能留住他，帮他办军官教育团培养人才。
可两人理念却并不相同。
朱培德在1927年7月下旬已经察觉到朱老总与贺龙、叶挺联系密切，但他并没有加以制止。
为了避免受牵连，朱培德让王均到遂川掌握部队，并提前请假上了庐山，并把南昌所有的军政要务都委托给朱老总处理，客观上为南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反映南昌起义的影片中，有关朱老总的任务上也是有错误的。
比如《建军大业》
诚然这部影片在台词编写上确实老道，但具体细节上与现实有很大出入，比如影片中制定南昌起义计划时，黄志忠饰演的朱老总指着地图布置战术，实际上以朱老总在起义军中的地位，真正有可能制定和布置战术的，只有可能是身为起义部队参谋长的刘伯承（起义后刘伯承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图|南昌起义
朱老总后来回忆南昌起义时，也明确说明：
“我被分派的任务是，邀请朱培德下面的一些军官喝酒。”
当时南昌守军主要的兵力只有两个团，即敌第三军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朱老总在南昌起义当天晚上以打麻将的名义，邀请这两个团的团长卢泽明、萧曰文以及两人的团副来家里吃饭，
尽管朱老总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以及南昌市公安局也是一股不弱的力量，但在起义军中并不占据绝对的力量优势，影片中描述“不要说打掉一个团，就是打掉一个师也不在话下”基本上也是不大可能，以朱老总生性沉稳的性格，怕是也不大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不可否认的是，朱老总心理素质很好，眼看临近起义，依然谈笑风生，甚至为了能多留住敌人一会儿，还故意打麻将输了很多钱。
可后来还是出了意外。
意外是来自贺龙部一个云南籍的军官赵福生，此人在起义前突然叛变，把起义的事情泄露了出来，正在打麻将的几个团长当时就坐不住了，急的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朱老总有心想再留他们一会儿，还努力劝说：
“各位老弟，不必惊慌。在这多事之秋，飞短流长，什么谣传没有？'暴动’呀，'起义’呀，天天都能听到，未必可信。各位都是从大风大浪里闯荡过来的，何必大惊小怪？天塌下来，有一颗脑壳顶着，怕什么！来来来，各就各位，打完这四圈，尽欢而散！”
图|八一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
可惜的是，最终也没留住，朱老总担心话说的太多暴露，只好打个哈哈送几人离开，并立即赶往江西大旅社，将起义泄露一事通报给了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前敌委员会成员。
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提前2小时举行。
起义提前了，朱老总也向前敌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能回到军官教育团，他要在起义的时候，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但这时周恩来拦住了他：
“朱德同志，你还是留在这里安全些吧？”
朱老总是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两人也是多年的好朋友，周恩来担心，起义当口，敌人万一回过味儿来，想起来他今晚上请客是别有用心，可能会遇到危险，老友刘伯承也希望他能留下，但朱老总那时坚决请求上一线。
图|南昌起义指挥部
要知道在所有的起义将领中，朱老总的年龄最大，这份精神难能可贵。
起义过程中，朱老总率领军官教育团做预备队，负责监视小花园敌军一个团。
南昌起义成功后，根据党中央的决议，起义军决定南下广州，准备重建革命大本营，组建革命军，并实行新的北伐。
朱老总在南下过程中，主要负责前锋、后卫。
图|朱老总
在起义前，江西是朱培德的地盘，所以南昌起义后，朱培德的滇军动作也最快，他麾下的第三军、第九军就在九江，距离南昌也不远，朱培德部队的动作，也给了起义军很大的阻力。起义军还没走出江西，部队已经从原来的两万人锐减至一万三千人。
这其中一方面是源于敌军追赶，另外一方面是和起义军准备不足又很大关系，部队本来就是仓促起义，来不及做每一个人的工作，人心不齐，一路走一路逃，抵达江西进贤县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又驱逐了全师的共产党员，拉着部队5000余人离开了起义军。
好在幸运的是，因为有朱老总在，起义部队没和滇军交过手，因为凡是临阵的滇军将领，和朱老总都是老同学，比如王均、金汉鼎等等，况且那时起义军主要目的也不是夺取江西，和朱培德没什么冲突。
可程潜、唐生智就不这么想了，特别是驻广东的李济深还调了钱大钧率9000人进入江西阻止起义军南下，还调来了黄绍竑部9000人从南雄、大庾（今大余）向雩都（今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
1927年8月25日，起义军趁敌两路大军尚未合围，以一部兵力进攻壬田的钱大钧部。
惨烈的会昌一战，钱大钧部伤亡惨重，无奈只能退走，起义军虽然两战歼灭钱大钧部6000余人，可惜自身同样也伤亡5000余人。
到这个时候，起义军已经伤了元气。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折返瑞金，并经福建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
1927年9月18日，起义军占领广东大埔县。下一步就是继续进军潮汕，占领出海口、在获得苏联人物资补充的情况下，重建革命大本营。值得一提的是，朱老总这时的任务已经从前锋改为后卫，因为进入广东后，主要与起义军交战的是粤军，朱老总不熟悉粤军，所以先锋的任务就变为后卫。因为尾随追击而来的依然还是滇军。
可这时麻烦也跟着来了。
在整个南下，起义部队始终处在强敌环伺的境地，进入广东后，尾随而来的钱大钧部尚有一万余人虎视眈眈，如果不挡住这股敌人，起义部队也不能顺利进军潮汕。
周恩来领导前敌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1927年9月20日，前委做出决定，主力部队继续南下进军潮汕，留下时任第九军副军长朱德统一领导11军25师以及第九军教导团3000余人进驻大埔县三河坝，挡住钱大钧，为大部队南下争取时间。
很明显也看得出，朱老总指挥的起义部队不是原来他自己的。
三河坝战役，最高的指挥者是以朱老总、周士第为主，周士第是11军25师师长，部队也只有他才能调的动。
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短缺，事实上参与三河坝战役的牺牲者，有许多姓名都没有办法考证。就连陈毅那时也只是营教导员、林彪只是个连长。牺牲的团级干部中，如孙树成能够查到的资料中，也只是知道他是黄埔一期毕业、三营营长蔡晴川则是黄埔二期生，两人的资料特别简短，只有一行字。
有一个细节需要说明，部队进驻三河坝后，第二天就张贴安民告示，但是以周士第的名义发布的。
朱老总率领着25师在三河坝住了十天，等到探听清楚钱大钧准备由松口直下袭击起义军的消息后，才决定在三河坝设伏。
惨烈的战斗打了三天三夜。
尽管钱大钧部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在火力上均占优，但是碰上了朱老总，连续抢攻了三天，却什么进展也没有，自身大量伤亡，钱大钧恼羞成怒，却始终无计可施。
一直到第三天晚上，起义军考虑到敌众我寡，这才主动撤离了三河坝。
至此时，3000多人的起义军，还剩有2000多生力军。
朱老总率领起义军撤离三河坝后，听闻主力部队在潮汕一带与敌交战，当即率军南下接应，
1927年10月5日，行军至饶平时，部队接应到了从潮汕撤退下来的200余起义部队，从他们口中得知，主力部队已然失败，大部分四散。
也随着主力部队失败，起义军军心更加涣散。
朱老总1962年谈到兵败潮汕后也依然有很深的感触：
“我们加上这一部分部队共约二千余人，又折转北上，在武平旧城和敌人一个师打了一仗，然后转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这时部队更涣散了，由三部分集拢在一起，有周士第的一部分，有潮汕撤出的一部分和我原来指挥的一部分，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掉了，留下的人也还有继续要求走的。”
不仅仅是战士们，就连陈老总也在多年后回忆称，自己那时候也“动摇”过。
'’我不需要对自己撒谎，也不需要别人撒谎，我在那种历史变革的情况下自己脑中真的出现过很多想法。我想着该不该出国去？该不该回到我的家乡去？放弃是对的吗？我的生活还没体验够，为什么要牺牲？我能信任我的朋友吗？我能去投靠那些在国民党当官的朋友吗？我还要继续干革命吗？比较在那一年，我才只有26岁而已，还不成熟。'’
从这一叙述中，也不难看出，当时陈毅所思所想绝不仅仅只是他个人，而是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当时部队中还有不少是来自黄埔毕业的军官，他们多数都有着光明的前程。
周士第也是在那时离开部队的，他对朱老总说的原话是：
“目前我们需要得到组织上的指示。”
朱老总一听他的话，顿时有些着急起来：
“部队是你们带出来的，你们都走了，部队怎么办？”
图|周士第
可最终经集体决定，周士第还是离开了部队，辗转到了上海，找到了李立三、聂荣臻汇报情况，后来因为突患疟疾在朋友安排下赴马来西亚治疗，因事先未报告，等于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直到时隔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周士第依然觉得有些后悔：
“本质上还是缺乏坚定。”
陈毅主动找到朱老总，谈了自己内心动摇的想法。
在陈毅的记忆中，朱老总显得很有耐心，他听了陈毅的叙述后，坦承起义失败的现实，但却鼓励他：“不应该就这样丧失斗志，革命还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
图|朱老总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从小到大，从大到小，起起伏伏，都是常见的，革命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战败只有剩下少数几个兄弟，只要他们坚持并改正他们以前的错误，他们就能卷土重来。四川的一些军阀部队也是如此，他们都可以，更不用说我们了！”
“不管情况多么糟糕，即使我独自一人，我也会继续这样做的。”
朱老总一席话对陈毅犹如醍醐灌顶，使他瞬间又树立起了斗志。他动情的握着朱老总的手说：
“这支队伍必须被带出来！让我追随着你的脚步。”
陈老总晚年回忆起他们这番对话，还十分感慨的说：
“那天晚上，朱老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没有他，又哪有如今我这个元帅？是朱老带领我走向革命的终点。”
这时起义部队尽管经过了天心圩整顿，让许多人打消了顾虑留了下来，但在一路北上的途中，还是有不少人开了小差，等到10月底抵达大庾，部队人数少了一半还多。当时部队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形容队伍：
“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师以上干部仅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只剩陈毅，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
在大庾，朱老总、陈毅领导队伍进行了二次整顿。
朱老总站在田埂上讲话：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我们仍然是要革命的，不想革命的可以回家。想革命的继续跟我走，只要有两百条枪，我就有办法。”
“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但是他们在1917年革命成功了，黑暗只是暂时的，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俄国的1905，但将来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图|朱德所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行军路线示意图
大庾整顿后，部队人数只剩下了800人，但人虽然少了，部队的凝聚力却得到了提升。
朱老总取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的番号，撤销了虚有其表的军、师级别番号，把部队缩编为一个团，为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还在部队设立了党支部，并任命党员来担任连指导员。
1927年11月初，朱老总、陈毅带着部队抵达了湘粤赣交界处革命影响较深、农民运动高涨的崇义西南的上堡地区，并进行了第三次整训。
经过赣南三整后，南昌起义的部队幸存下来一部分，后来在朱老总的领导下参加了湘南起义，全军发展至上万人，后来朱老总又带着这支队伍上了井冈山，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图|陈毅
谈到南昌起义后这段经历，陈老总始终有着很深的感触：
“朱老总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最恢心散气的时候，他为大家指出了光明的前途，这就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当年，在这八百多人的队伍里，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二十二年后，百万雄师过大江。整个解放战争东北与华北，华东两大战场，三员主将，林彪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陈毅.粟裕指挥了淮海战役，埋葬蒋家王朝，这三位主将都是当年站在天心圩土坎子上八百人的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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