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北宋元丰二年（1079）7月28日子时，湖州城早已进入沉睡模式，大地被黑色笼罩，月光清辉，街道寂静无声，只有微风吹过，偶尔传来发出树叶摩挲声。
突然一阵急促马蹄声划破了夜晚的宁静。骑马人疾如雷电，一刻不敢耽误赶至湖州太守府。
“苏大人在吗？应天府苏辙大人托我带一封紧急信函给苏大人，十万分火急，请速速开门。”
门童被急迫地敲门声喊醒，揉揉惺忪眼睛，开门后见送信人急如风火，便知事态严重，赶紧把信送至屋内。“老爷，有紧急信函需要你速速拆阅！”
这位老爷便是时任湖州太守的苏轼，他见弟弟派人马不停蹄连夜送信，便知将有大事发生，于是赶紧起身穿衣，点亮烛火，打开信件。看完后，苏轼大惊失色，吩咐家仆：
“快快快，把凡是我写过的诗稿都帮着找出来，全部烧掉，一封都不能留。”
太守府上下全部陷入慌乱与忙碌中，所有人都在仔细翻找，生怕会有所遗漏。
原来苏辙在信中告诉哥哥：驸马王诜给他发了一封紧急密函，朝中已派人来湖州捉拿苏轼，速速焚毁此前所写诗稿，以免被不怀好意的小人拿来恶意曲解，成为构陷把柄。
处理完诗稿后，东方已泛起了鱼肚白。深感暴风骤雨即将来临，苏轼匆匆将州中事物交给通判祖无颇全权代理，自己则办理告假。
就在苏祖二人还在交接事宜时，身着官袍官靴，手持笏板的皇甫遵带着一行官兵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太守府。
“大胆苏轼！狂妄自大，竟敢写诗讽刺圣上。来人！把苏轼抓住，太守府上上下下全给我搜一遍，苏轼写过的文稿都找出来！”
多亏王诜和苏辙提前通风报信，让苏轼得以在皇甫遵赶到之前，将文字全部处理干净。
皇甫遵搜罗不到新的证据，脸色铁青，怒目圆睁，他冷冷发号施令：“苏轼以下犯上，藐视朝廷，即刻押往京城御史台，听候发落。”
这位备受百姓爱戴的地方长官，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朝廷官兵捆绑起来，像驱赶鸡狗一样，被野蛮赶出太守府，关进了囚车。
“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目击者祖无颇回
闻讯而来的湖州百姓见太守大人惨遭屈辱，纷纷失声痛哭，有的人还焚香祈福。
这位苏大人，虽然上任不过三个月，却已解决了湖州城内严重的水患问题。
苏大人此前在担任密州、徐州知州期间，做过许多惠民利国的实事，好名声早已传播天下。
好不容易盼来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父母官，却无端被朝廷抓走，湖州百姓怎能不伤心痛心？
朝廷这次的野蛮抓捕，对于天之骄子苏轼来说，更是有生以来的奇耻大辱。
想他21岁那年，父亲苏洵带着他与弟弟苏辙一同赴京参加科考，苏轼提交的满分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让主考官欧阳修惊叹不已，逢人便夸：“苏轼这小子太厉害了。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进士及第后的殿试环节，仁宗皇帝读了苏轼、苏辙俩兄弟的制策文章，更是欣喜不已：“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这个曾经被皇帝认定的宰相之才，此刻却毫无尊严，像鸡狗一样被人撵着走。而他甚至不知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沦为朝廷囚犯？
在被押解回京的船上，苏轼萌生过投河自尽的念头。当他起身走到船头，望着滚滚江水，忽而想起甘冒风险为自己通风报信的手足兄弟，还有一往情深的妻子和家里的孩子们......
如果自己一了百了 ，他们又怎么存活于世？想到这里，苏轼停住了迈向江水的脚步。
02
20天后的8月18日，苏轼被押送至东京，关进御史台监狱中等待审判。
在“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的小黑屋里，苏轼才明白，原来导致这场无妄之灾的源头，就是自己上任湖州知州时，写的那份《湖州谢上表》。
这原本是一份例行公事的谢恩公文，但字里行间却宣泄出他对朝堂的不满。
比如开篇说自己“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
太明显的自嘲了。
苏轼当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每篇文章必是10万+爆款，欧阳修经常发朋友圈大力夸赞：“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人头地也。”
文坛领袖都说苏轼写文章精彩的让人汗颜，而苏轼却说自己文学浅陋，毫无特长，这不是自嘲是什么？
如果非要理解为自谦，那后面的话就能明显看出是发泄不满的牢骚情绪了。
“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
大致意思是：不是我不想努力报效皇恩，但才能有限，只有过失没有功劳；今后要端正态度，靠勤奋去弥补不足。我经常犯错，却凭什么能担任名邦之职呢？是陛下胸怀宽广，包容我这个没什么能力的人，我岂能不知恩？
是不是有种正话反说，发泄情绪的感觉？
后面四句是捅了马蜂窝的重点。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
“陛下知道我这个人迂腐愚蠢，不懂与时俱进，无法跟新进干部一起工作；也观察到我年纪大了不会生事，只适合到地方上管管民生类的工作。”
“新进”、“生事”，这些字眼惹怒了政敌——朝廷“变法派”。
宋神宗推进王安石新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熙宁时期和改制后的元丰时期。
熙宁时期，宋神宗对改革尚处于摇摆不定的阶段，因此让变法派和保守派相互制衡。
而当神宗更改年号为“元丰”开始，变法就进入了强势、铁腕阶段，朝中保守派几乎全部被清扫，韩琦、欧阳修等元老相继去世，司马光回乡闭门写《资治通鉴》，朝堂掌权者已被一群表面支持国家改革，实则为己谋私的小人所把持。
如果说熙宁时代的变法之争，是君子之间为了解决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而产生不同观点的较量，那么到了元丰时代，变法已演变成小人争权夺利的政治倾轧。
因此“新进”一词，是保守派暗讽这群利用变法，投机上位的小人。“生事”则是讽刺他们惹是生非。
变法派本就担心保守派会卷土重来，为了巩固他们在朝中地位，不让大权旁落，'新进们'想方设法打趴保守派。
苏轼这篇怨气满满的《湖州谢上表》正好给了他们弹劾机会，要杀鸡儆猴。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发难，他于元丰二年（1079）6月上奏：苏轼的《谢上表》“愚弄朝廷， 妄自尊大”，他文章影响力极大，却四处煽动舆论情绪，甭管什么天灾人祸，都说是新法惹的祸。现在正是改革关键期，如果不严惩苏轼，新法推进阻碍重重啊。
“臣伏见祠部员外郎、 直史馆、 知湖州苏轼《 谢上表》，其中有言：' 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愚弄朝廷， 妄自尊大。
宣传中外， 孰不叹惊。夫小人为邪，治世所不能免， 大明旁烛， 则其类自消。
固未有如轼为恶不悛， 怙终自若， 谤讪讥骂， 无所不为。道路之人， 则又以为一有水旱之灾， 盗贼之变， 轼必倡言， 归咎新法……今法度未完，风俗未一， 正宜大明诛赏， 以示天下。如轼之恶， 可以止而勿治乎？”
一条弹劾掀不起太大风浪，为了加码打压，“新进们”开始搜集苏轼诗集，网罗证据。他们煞费苦心，挑出三首作为罪证。
首先是监察御史舒亶上奏弹劾，说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并一一列举指责：
然后总结：凡是涉及到新法的事物，从苏轼口里说出来，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果然是杀人诛心！
对于把改革当成毕生事业的宋神宗来讲，彼时为推进新法已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谁敢成为改革路上的脚石，势必被强势肃清。变法派正是利用这一点，极力唆使宋神宗，逮捕苏轼并将其杀掉。
御史中丞李定跟着上奏围攻，列出苏轼四大罪恶，激怒宋神宗：
四条总结下来就是：苏轼对新法不满，就各种诋毁、讥讽朝廷。他经常发表煽动性言论，带动舆论风向，影响极其恶劣，陛下一定要严惩，以儆效尤！
一套组合拳下来，宋神宗终于震怒了：'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御史台根勘闻奏。'
这就是北宋历史著名的“乌台诗案”，因关押苏轼的御史台“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将御史台简称为“乌台”。
03
苏轼在御史台牢房经历了严峻的拷打审问，隔壁牢房的狱友苏颂听见惨叫声，忍不住写诗哀叹：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五天后，苏轼承认了御史台的全部指控。
变法派抓住把柄便不断上奏神宗，要求斩杀苏轼，“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宋神宗左右为难。因为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就在太庙立有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如果仅因几首诗就诛杀苏轼，那宋神宗就是以一己之力颠覆祖宗之法，是大大的不孝。可他又想杀一儆百，对新法推动采取强硬手段。
朝中听闻苏轼或将被杀，不少人纷纷投出反对票，并积极组建了一支“救轼队伍”。
首先是苏辙，他上奏表示愿意舍弃自己的官职，换取兄长免死。
“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
宰相吴充上书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变法派的章惇也极力规劝宋神宗：“仁宗皇帝待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制在囹圄，臣恐后世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
连苏轼昔日政敌、已闲居金陵三年的王安石，在这个时候也挺身而出，质问神宗：“安有盛世而杀贤才者乎？”
但这么多的反对意见并未能让神宗下免死令。
最后太皇太后曹氏出马，她对神宗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这句劝诫看似普通，却是扭转乾坤的大智慧，因为潜台词就是：仁宗帝留给你的宰相之才，你怎能杀掉？杀了苏轼，就等于拆掉祖上留给你的奠定基石，你对得起仁宗帝么？”
彼时曹太后已病入膏肓，却仍心系此事，她提醒神宗：“苏轼因诗论罪被关在狱中，这是否是政敌设局陷害？你一定要查清楚，不可冤枉滥杀啊。”
曹太后的临终遗言，救了苏轼性命。不久后，宋神宗下令免苏轼死罪，贬去黄州担当团练副使。
'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轼由此得免。——《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列传》
从8月18号入狱，到12月28号出狱，苏轼一共被关押了130天。这四个多月里，苏轼犹如待宰之鸡，终日恐惧绝望，“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他悲观地以为自己将命丧黄泉，连给弟弟的诀别诗都写好了，满纸悲凉，据说宋神宗读了都潸然泪下。
《狱中寄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04
回到正题。
苏轼被李定等人揪住把柄的诗，到底是不是在讥讽新法？
答案其实是肯定的。
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吸取唐朝藩镇割据、地方威胁中央的的教训，用一桌酒席将地方军权统一收缴到中央，有了“杯酒释兵权”的美赞，这个方法的确解决了藩镇叛乱的隐患，但却带来另一大难题——巨大的养兵开支。
宋朝养兵费高到什么程度？南宋理学家朱熹给出了答案：
“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财政80%以上都用于养兵开支，时间一长，经济弊端就越来越显著了。
宋神宗上位时，北宋建国已超百年，机构冗员庞大，朝廷财政负担沉重。疆域外，还有西夏和辽国虎视眈眈，外交开支不菲，中央财政年年赤字惊人。
为了解决沉疴痼疾，20岁的宋神宗上位就决意大破大立，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于是他找来胆子大、有想法、敢破釜沉舟的王安石当改革操盘人。
熙宁二年(1069)九月，王安石牵头制定了大大小小十余条新法，分别是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榷盐法等，目的是让国家全面垄断重要的生产资料。
这的确在短期内实现了中央财政快速增长，但却严重伤害了民间。
比如青苗法规定，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借钱或借粮给农民，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等秋收以后，连本带利一起收回来。
这条本意是好的，一来打压民间高利贷；二来增加朝廷收入。
可到了执行层面，却变味儿了。
因为王安石推动新法太过激进，给每个地方派了不少发放贷款的KPI，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就胡作非为，强行借贷给百姓，有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甚至随意抬高利息，或用陈年旧粮贷给农民，却要求农民偿还更多的新粮。
总之一句话，行政力量压得农民苦不堪言。发展到最后，青苗法变成了洗劫民间的工具。
在青苗法推广期间，时任密州知州的苏轼，亲眼见到百姓们因官府强行勒索而不堪重负，忧愤之际，他写下了组诗《山村五绝》。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山村五绝.其四》
大致意思是，农民赚的钱还没捂热，就要交给政府还钱还贷。由于经常跑城里给政府部门交钱，农民的孩子都能说出一口城里话了。
暗戳戳的骂“青苗法”，看似救济贫困，实则耽误生产。
再来看'王安石新法’另一项重点——榷盐制度。
王安石为应对国库巨额开支，将一系列民生刚需用品强行划为国家专卖，食盐首当其冲，不仅官方全程扮演采购、运输、销售等环节的角色，而且低买高卖，有些腐败分子还往食盐里掺杂泥沙，导致官盐品质差、价格高，很多百姓宁愿不吃盐，也不想买官盐。
更有些地方官，强买强卖，逼迫百姓每天买官盐，按家庭贫富来分配。当天食盐吃不完，只要过夜，就按私盐来重罚，并设立举报奖赏制度。
这种严重伤害民间的“官鬻”制度，搅得民怨沸腾。在地方担任长官的苏轼，受理过不少盗贼案件，都是因苛行盐政，逼得百姓走投无路，沦为盗贼。
熙宁七年（1074年），他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指出，盐税日增，百姓不堪重负，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
“今盐课浩大，告讦如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所以五六年来，课利日增，盗贼日众”——（《苏轼集》·卷五十二）
又在《策别十三》中，批评朝廷：政府垄断、控制全国的盐铁茶酒等生活必需品，与民争利，无异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这种状态怎么能持续发展经济？
“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与民争利，财源竭矣，力焉能生其财？”
苏轼还曾写过著名的万言书——《上神宗皇帝书》，详细列举新法弊端，认为新法推进太过激进，劝谏神宗应以民生为重，求民利为本，因法便民。
可惜苏轼的苦口婆心并未得到神宗回应，失望之余，苏轼写的这首《山村五绝.其三》，就是影射新盐法对民众的伤害。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70岁的老翁食不果腹，只好自己上山采笋蕨充饥，但吃起来却没味儿。他是听了美妙的《韶》乐而忘了滋味吗？当然不，老汉已经三个月都没吃上盐了。”
05
苏轼万料不到的是，对文官一向温和、开明的北宋朝廷，竟会因此痛下杀手，玩起了文字狱。
我们必须得佩服苏轼的文人风骨，哪怕刚经历一场生死劫，傲骨依然不改，刚出狱就写了一首诗，把陷害他的那些御史们，一个脏字都不带地狠骂一通。
《出狱次前韵二首》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到江西。
开篇就直指小人利用文字陷害他，只因他文采高，名气大。既然名气会带来灾难，降低点儿也好。以后也不用花心思提防小人，讨好皇帝了，唯一担忧的是在黄州没酒喝。
“城东不斗少年鸡。”是堪称教科书级别的经典骂人名句。
这里用了唐代小说家陈鸿《东城父老传》里的故事：贾昌是长安城有名的斗鸡少年，因善斗鸡而得到唐玄宗的喜爱，被封为“五百小儿长”。
民间后来都不以认真读书、考取功名为目标，而是饲养斗鸡，以求赏赐为荣。以至于盛传谣谚：“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
苏轼以此来讽刺“新进”小人，小人明知被骂，却又不能发飙，主动代入。这高级的骂人名句经典了千年。
据说写完这首诗后，苏轼丢掉笔杆，也骂了自己一句：“伤疤刚好就忘了疼，我可真是无可救药。”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位全民偶像能火千年而不衰，可不全凭诗词力量。
06
历经四个多月被死亡威胁的日子，苏轼尽管被豁免死罪，却要以戴罪之身被贬黄州（实为软禁）。
初到黄州的苏轼是一只惊弓之鸟，白天不出门，也不敢与人说话。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独自去江边散心。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言为心声，诗如其人。这首诗中的孤鸿就是苏轼凄凉而孤独的化身。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只孤鸿寻寻觅觅，挑尽寒枝，它宁可在沙洲上忍受寒冷，也不愿随意栖居。不是和我一样么，哪怕仕途失意，也不想违背原则，屈从权势。
很长一段时间，苏轼都没能从文字狱的阴影中走出来，他给友人写信小心翼翼，再三叮嘱不可给其他人看，或干脆让友人阅后即焚。
由于乌台诗案牵连到亲人好友多达39人，有的被贬官，有的被降职，苏轼内心的愧疚可想而知，因此他不敢再与朋友太过亲近。
在武昌（今鄂州）的好友陈季常（对，就是电影《河东狮吼》里的男主）听说苏轼被下放到黄州，于是约苏轼来长江对岸的鄂州家作客。
苏轼怕又会连累好友，不敢去，回复陈季常说：“被小人盯上了，咱俩都要完蛋。”
“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也。虽复往来无常，然多言者何所不至。（《与陈季常书》）”
他在黄州活得小心翼翼，不仅行动被人监视，物质生活也拮据不堪，一家老小二十多口，挤在长江边一处叫“临皋亭”的狭小官舍里。
由于是朝廷犯官，俸禄是没有的，只有一丁点儿生活补给，苏轼在《寒食节二首》里自嘲生活状态：“小屋如渔舟”，“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也拟哭途穷”。
好在得道者多助。
好友兼铁杆粉丝马正卿哀怜苏轼境遇，就想尽办法找官府为苏轼申请了城东一处数十亩的荒废土地，让苏轼得以开垦种上粮食果蔬，解决一大家子的温饱问题。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余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苏轼《东坡八首并序》
苏轼将这块地取名为“东坡”。他在学习务农时，经常向周边农民请教耕种技术和方法。由于他为人谦和，爱交朋友。慢慢地，不仅种植技术越来越好，还收获了一大票黄州朋友。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苏轼在东坡的某处空地，新筑了有五间房的宅院，他给新宅题上“东坡雪堂”四个大字，自称“东坡居士”。
变身农夫的日子是快乐的，劳作虽然辛苦，却可以忘记朝堂里的那些蝇营狗苟。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简单平凡地生活挺好嘛。
“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古有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被贬黄州是苏东坡政治生涯的厄运，却也是他灵魂迅速升华的时期。在黄州的4年里，他深入佛道儒参悟人生本相，创作出一系列思想深远的文学作品，随便一首都圈粉无数。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深夜醉酒后的自白，是最真情实感的流泻。每一个字都简单平凡，却透着无穷的感人力量。
劫后观人生，长恨此身非我有；醒来看世界，何时忘却虑营营？
苏轼这里借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
人，不过是天地自然所幻化出来的有机形体，这个躯壳并不属于自己，又何必困顿于世事，为碌碌功名而斤斤计较？
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既然已经风平浪静，不如顺势而为，泛舟江海，悠然自在的回归天地间。
他内心深处，既有对痛苦根源的探究，也有顿悟后的超然旷达。
醉而复醒，是对人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知，所以才有不为世事所萦怀的恬淡。
除了这首《临江仙·夜归临皋》，《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火爆全网的《定风波》《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都是苏轼在黄州自省彻悟中的旷世名作。
总结一下就是，黄州是苏轼的的心灵炼狱。黄州之前，是锋芒毕露，嫉恶如仇的苏轼。黄州之后，涅槃重生，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苏东坡。
07
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迎来了柳暗花明时刻，宋神宗觉得“人材实难，弗忍终弃”，于是一纸调令，将苏轼从黄州迁到汝州，职位虽仍是团练副使，却预示着仕途转机的到来。
好运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不久后，苏轼长子苏迈又接到考上公务员的喜报：授官江西饶州府德兴县尉。
看，人生巧克力不全是苦的，它也会出其不意给你带来香甜甘醇的滋味。
双喜临门让苏轼心情轻松不少，拜发谢表后，他将'东坡’和'雪堂’托付给黄州的朋友。自己则借这个时机先去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弟弟苏辙，然后在赴汝州的路上顺道旅个游，第一站就是去九江游览偶像李白最喜欢的庐山。
47岁的苏轼背着行囊，手握竹杖，脚踏芒鞋，在好友陪同下走进了这座神往已久的名山。
山僧们听说Super star苏子瞻来了，个个激动得不行，纷纷赶去迎接。那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见到偶像后，粉丝们蜂窝涌而至，要签名、要合影（对不起，穿越了，应该是求作诗），苏轼原本觉得有李白写'庐山瀑布’的珠玉在前，自己很难超越，因而不想在庐山写诗。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苏轼《自记庐山诗》
可粉丝们实在太过热情，苏轼抵挡不住，于是先写了《初入庐山三首》，算是开胃小菜。
在庐山深度游览了十几天后，苏轼觉得之前写的实在太敷衍了，有愧于这瑰丽奇秀的千古名山。
某天在山下西林寺，他仰望着眼前层峦叠嶂，绵延不绝的群山，但见雾霭缭绕，近看有苍翠深谷，远看是奇峰峭壁。当云海涌入时，青山又似笼罩一层薄薄白纱，山峦在云海中若隐若现，变幻无穷。
这奇景让他感慨万分，脑洞大开，于是提笔在西林寺的墙壁上挥毫泼墨，一篇描写庐山的封神之作就此诞生！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庐山遗留下来的16000多首诗词里，苏轼的《题西林壁》和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是公认最好的两篇，是几乎所有中国人张口就会的千古名诗。
李白笔下的庐山，奇特而浪漫，他用炸裂般的想象力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奇幻的人间美景。
苏轼笔下的庐山，托物寓理，他把自己在黄州四年多的反思与悟道托寄于此，语浅意深。
苏轼写完后，自己也十分满意，他说：“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再也写不出比这更好的了。（实在是太自谦了，明明后面还有不输这首的《观潮》）
好友黄庭坚读完后立马打赏，第一时间转发到朋友圈：
“苏轼简直就是我们的嘴替，把大家都懂、却不知如何精辟提炼的佛家大智慧，用一首诗完美表达了出来，此诗必定流芳千古。”
“此老(东坡)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事物是复杂而多面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看到的样貌也各不相同。要想摆脱认知局限，就该跳出自身立场，全方位的去观察揣摩。
正如扑朔迷离的变法改革，一方面它对富国强兵起到了显著效果，但另一方面，它又的的确确与民争利。
这场改革到底是对还是错？苏轼用自身行动给出了他的答案。
08
庐山行结束后，距离苏轼父子分别赴任的日子不远了。
这天苏轼打开地图，发现一个有意思的旅行地正好在黄州与德兴中间，于是他喊来苏迈：
“儿砸，看，长江与鄱阳湖交界处的湖口县，听说那儿有座奇特的山，能发出钟鼓一样的声音。不如咱俩去游玩一下，找找奇音来源？然后，你往东走不远就能到德兴，我呢，直接北上去临汝啦。”
“好哇，爸比，我早就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这个计划正合适！let's go go go！”
父子俩完成这趟旅行后，苏轼随手写了篇游记，就成了今天高中生瑟瑟发抖的背诵全文之一——《石钟山记》。
这篇游记有多好？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自幼时起“爱其文章奇诡，绘声绘色，大为钦佩，爱不释手，往复诵读，至今犹能背诵，只字不遗。”（季羡林《游石钟山记》）
《石钟山记》看似是一篇旅行历险记，其实苏轼是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哲理的延伸。
开篇就抛出疑问，设置悬念。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
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
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
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水经》里说，鄱阳湖入口处有座石钟山。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认为，山下是深潭，水石相击，所以发出像钟鼓一样洪亮的声音。但这个说法似乎不靠谱，把大钟放到水里，就算大风大浪也不能让其鸣响，何况是石头呢？
唐朝江州刺史李渤也探究过这个问题，他在深潭边找到两块山石，敲响聆听，南面石头的声响，浑浊而模糊，北面石头的声响清脆而洪亮，回响悠长。所以他认为这是敲击石头的声音。但这个说法也不对，所有石头敲击都有声响，为何只有这座山被称为石钟山？
以上是苏轼从书籍中获取的信息，他认为两位前人的说法都有漏洞，论据不足，难以让人信服。
本着“尽信书，不如无书”、“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行为准则，苏轼带着苏迈夜探石钟山，挖掘真相来了。
夜间探访的过程，每一句都堪比恐怖电影的惊悚画面。
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
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
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
夜晚看巨大倾斜的山石，像猛兽和奇异的鬼怪，仿佛会随时会扑来攻击。山上栖息的老鹰，听见人声受惊飞起，发出像老人咳嗽又大笑的的怪声。当我们打算折返时，忽然巨大的声响从水上发出，声音洪亮的像不断敲击钟鼓，把船夫都吓傻了。
平定心神，缓解紧张情绪后，再慢慢观察，终于有所发现了！
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
原来山下都是空心的洞穴和缝隙，湖水不断从这些空心石中来回激荡，发出声响。船行至两山之间，发现一块能容纳百人的巨大空心石，石面全是窟窿，风力推着湖水来回吞吐，发出窾坎镗鞳（kuǎn kǎn tāng tà）的声音，与前面的噌吰（chēng hóng）声相应和，犹如钟鼓奏乐。
接下来是全篇的精华：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
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
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
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
实践出真知啊，同志们！郦道元的说法虽然最为贴近原理，可他描述的太简单了；李渤不肯夜泊绝壁，所以他得不到真相；渔工水师们知道怎么回事，却表达不出来；那些只认书本的人，跳不出狭隘的思维局限。
要想认清事物全貌，就得敢质疑、不盲从、多维度观察。
“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是苏轼借此对朝堂官员的嘲讽。
坐而论道，不肯放低姿态，懒得去全方位深入调查，能解决好内忧外患的国家问题吗？
09
或许是夜探石钟山的经历，触动了苏轼对变法改革的思考，送完苏迈后，他并没有北上去临汝，而是坐船沿着长江东下，前往金陵拜访已经罢相八年的王安石。
听闻苏轼到访，王安石高兴不已，亲自来江边码头迎接。
见到王安石，苏轼激动地连衣帽也来不及整理，匆匆下船，拱手行礼：“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哎呀呀呀，你我之间讲究这些世俗繁礼做啥子哟。”王安石拉着苏轼，朗声笑道。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怨种子，早在苏洵生前就已种下，两人一直互看对方不顺眼。
王安石推进新法时，苏轼上书强烈抨击：“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如此言辞激烈的开炮否定，王安石心里自然十分不痛快，两人在朝堂上经常针尖对麦芒，没少给对方穿小鞋，苏轼也因此被打压，外放出京。
但，君子喻于义。你我即使政见不合，立场不同，却并不妨碍彼此欣赏人格与才情。
所以，乌台诗案发生时，王安石为苏轼挺身而出；所以，有了这一次，北宋文坛史上著名的“金陵之会”。
政治观点不同的两位天纵奇才，在江边渡口相视一笑，往昔恩怨，烟消云散。
苏轼在王安石家足足蹭饭一个多月，一起游山玩水、谈诗论佛。
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或许两人对改革有过深度交流于探讨，苏轼后来对新法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
'盖为吾停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苏轼《与滕达道书》）
大致意思是：我曾经抱有偏见，认定新法就是个祸害，这种想法是有差缪的。现在回顾以前说的那些话，越发觉得疏漏实在不少。
10
与王安石拜别后的第二年，即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这一年，北宋政坛风向转变，神宗病逝，小皇帝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
高太后是变法反对派的拥护者，在她掌权后，第一时间召回司马光擢升宰相。作为曾经反对变法的排头兵，苏轼也被召回朝廷担任要职。
就在司马光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时，让他大跌眼镜的是，被他请回朝的苏轼，竟然倒戈相向，频频与他唱反调，发生争吵。
原来司马光也是个拗相公，他认定新法就是毒药，必须全盘废除。于是有计划地今天废保甲法、明天废方田法、后天废市易法、再后天废免役法.......
苏轼看不下去了，他站了出来：
“大哥，新法实施都十五年了，你不能一竿子打死啊。有些新法效果还是不错的，实实在在为国家赚到了钱，只要革除弊端，就可以长期实行下去。”
司马光：“新法都是与民争利的害虫，四害未除，死不瞑目！！！”
苏轼：“哥，你这种说法，等同于王八乱踢啊。”
司马光：“（黑人问号）？什么叫王八乱踢？”
苏轼：“不知轻重，胡乱踢蹬，但也摆脱不了困局，这不是王八乱踢是什么？”
坡曰：'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温公不谕其戏，曰：'鳖安能厮踢？’曰：'是之谓鳖厮踢。’”——《五杂俎》卷十六载
司马光：“￥%……&好你个苏轼，骂人都不带脏字儿。好，你倒说说看，应该怎么办？”
苏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去弊存益，将新法弊端进行修改与调整，有益的部分则可保留。
比如“青苗法”，废除地方上的硬性摊派任务，保留扶助百姓的贷款部分即可；
还有“免役法”，这是争议最大的焦点，司马光想完全废除，但苏轼认为应该保留。
“免役法”的前身是“差役法”，即官府的劳役都由老百姓来承担，这导致百姓们不仅不能专心务农，还会被某些官吏趁机剥削劳动力。
变法后的“免役法”，即老百姓如果不想服劳役，就可以交钱给官府来换取自由，官府再用这笔钱雇人服役。
免役法的弊端是，一些官府会趁机漫天开价，索取无度。
苏轼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只要完善法律，断绝官吏勒索的机会，则“免役法”不必废除，可以保留实施下去。
但他费尽口舌，司马光依然不为所动，坚持废除，气得苏轼回家后不停大骂“司马牛、司马牛！”
11
从宋神宗主导的这场新法改革，可以看出，王安石与司马光是两个极端。
王安石是典型的法家学派代表，他主张国家利益大于一切，只要能够增加朝廷收入，实现国富兵强，牺牲百姓利益也在所不惜。所以大刀阔斧、一刀切式的改革，搅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
司马光则是儒家仁政思想的代表，他反对一切横征暴敛，反对权力扩张，认为只要中央财政节俭一点，国家以农为本，藏富于民，就能天下太平。
司马光憎恶新法，称：“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所以他重新掌权后，将新法一股脑儿推翻，却完全无视变法后，中央财政收入呈几何倍增长的事实。
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治平三年（1066年）1229万8千7百石，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1077)剧增到5210万1千029石，变法八年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在政治上，视角不同的两种人，如果都固守己见，偏偏又轮流掌权，政治灾难可想而知。
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是如此，他们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从不同方向撕裂了北宋体系。
司马光废除新法40年后，北宋灭亡。
苏东坡，既愿意站在高处，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视角远眺；也肯俯身低头，走进底层关注百姓的生存状态。
他试图将儒家的仁政思想与法家的法治思想相结合，希望能够在国家利益和百姓福祉之间取得相对的平衡，所以他在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之间“反复横跳”。
这种不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满肚子“不合时宜”，让苏东坡里外不讨好，在朝堂上备受排挤。
晚年的苏东坡，受党争迫害，被一贬再贬，几乎一直都在颠沛流离当中度过。但他从未因自身境况的变化，而改变对国家、对苍生的一片赤子之心。
在瘴疠横行的岭南，他兴修水利，想方设法将广州白云山中的泉水引入城中，让900多年前的广州居民就喝上了“自来水”；在惠州，他谋划并资助兴建了“ 两桥一堤 ”，至今惠州民众仍享受着便利。
在偏僻蛮荒的海南，苏东坡发现当地淡水稀缺，百姓直接取咸滩积水喝，导致经常患病，所以他组织凿泉挖井，让百姓喝上干净的井水，他经常去乡野采药，亲自为民众开方治病。
苏东坡还把中原耕读文化带到海南，带领黎族百姓务农桑、办学堂，为海南培养出了历史上第一位进士，以至于在海南有着“东坡不幸海南幸”的美谈。
不管走到那儿，苏东坡都在造福当地，政绩永远说不完。
陆游评价苏东坡：“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在生命最大的困境里，他有过惊恐，有过痛苦，有过绝望，但内心的澄净却始终一如既往。
最后，借用苏东坡离开海南前留下的一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作为他笑傲人生的总结。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苦雨散去，终将晴空万里！就算经历过九死一生，也没什么值得去恨的。若没有走过这些苦难之路，又怎能看尽人间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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