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士家，从小受家庭熏陶，多才多艺。他师从沈从文，作品清新自由。他喜欢生活，一花一木，一餐一饭，都能成就他笔下的快活。
他的一生都在历史的大潮中起伏跌宕，天灾、战乱、奔波、饥饿都不鲜见。但他笔下始终都是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说他的作品没有批判性，思想也不深奥。
但他说他写的都是他熟悉的人，熟悉的生活。这些人非常善良和美好。写这些美好的事物，会使读者感到安慰，得到温暖。
他擅长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优美的风俗画。而他的散文，独树一帜，充满了像《诗经》这样的古典文学的味道。他的作品令人回味无穷、隽永绵长。2018年，在亚马逊年度纸质作家榜上，他排名第三。
他就是汪曾祺。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则自称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而我认为，贾平凹的这个评价最贴切：“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的元宵节。中国人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不管从前现在，还是南方北方。所以，汪曾祺说，“沾了这个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会忘。”
汪曾祺的故乡在高邮。他说自己家是“一个旧式地主家庭”。家里田产颇丰，有两三千亩地，还有两家药店和一家布店。同时也是书香世家，祖父是清朝最后一期“拔贡”，也就是秀才里的拔尖人才。
汪曾祺从小生活在浓重的中国古典文化氛围中。
小时候祖父教他背唐诗，读《论语》，还教他写过初级八股文。汪曾祺13岁时候祖父就说，如果在清朝，他绝对可以考中秀才。
汪曾祺的生母，在他三岁的时候因病去世。他后来发现母亲生前写的大楷，说“字写得很清秀，说明我的母亲是读过书的。”
汪曾祺的二伯父早逝，膝下无子，二伯母很喜欢汪曾祺，经常教他读《长恨歌》《西厢记》，还会讲一些苏东坡轶事这样的文学故事。因为二伯母的诗念得抑扬顿挫，很有感情，所以，“她教过我的诗词，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
汪曾祺的父亲不但多才多艺，而且文武双全。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斜杠青年，而且是很多个斜杠的那种。
父亲精通金石书画。他在家里有专门画室，擅长工笔菊花，后来改写意花卉。经常有人来求画，可谓“一方名士”。他的印刻风格初清秀，后豪放。父亲私藏的田黄石，被汪曾祺写进了小说《岁寒三友》中。
父亲精通音律，会多种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样样精通。“他吹过的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箫笛。”父亲不但会中国乐器，后来遇到小提琴，他也能很快就学会。
父亲心细手巧。汪曾祺生母去世时冥衣，全是父亲糊的。他糊的单夹皮棉四季衣物，跟真的一样，甚至能分清羊皮和狐皮。
父亲会糊最复杂的蜈蚣风筝，会养鸟养蟋蟀，会用玻璃做出各种器具，在里面养昆虫。
父亲年轻时是运动员，撑杆跳拿过江苏省第一名。还会单杠，踢足球，练过武术。汪曾祺亲眼见过父亲轻松撂倒一个勒索的小混混。
父亲赖以为生的职业是眼科医生。
汪曾祺说：“如果我还不太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关。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
家庭始终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基石。“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汪曾祺的家是个典型的在中国古典文化浸润下的家庭。
上学后，汪曾祺遇到了许多好老师。
汪曾祺3岁多开始上幼儿园，是县里第一届“幼稚园”学生。幼稚园老师王先生，自编自导儿歌舞蹈，带孩子们玩儿。先生踩风琴的声音让他记了一辈子。61岁汪曾祺回家乡，专门写了一首小诗，送给王先生。称王先生给他的是“师恩母爱”。
小学三四年级的语文老师，给汪曾祺的书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学阶段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语文老师高北溟。他除了教授固定课本，还自选讲义。他选的文章都性情自然，充满人道主义。汪曾祺这时接触到了归有光，给他后来的思想和文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汪曾祺后来以高先生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徙》。
另一位对汪曾祺产生很大影响的是韦子廉，是当时县里一个有名的书法家。他每天让汪曾祺写《多宝塔》，学习桐城派古文，对其书法风格，文章洗练特点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韦先生处事正直有风骨。后来拒绝为伪政权服务而出家。
汪曾祺和韦子廉先生只相处了一个暑假。但先生的人格风采、学识教养，让汪曾祺终生难忘。
直接影响汪曾祺未来写作风格的是两本书，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选集》。1938年他们全家到乡下避难，汪曾祺随身带了这两本书，他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惊呼：“小说还能这样写！”
大学报考西南联大，汪曾祺毫不忌讳其动机，就是为了能师从沈从文。大学里，他直接接受沈从文的教导，跟着沈从文的写作方法训练。他在昆明七年，所有作品都是沈从文替他寄出并发表。他们维持了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
一个人未来的样子，是岁月慢慢选择和磨砺的结果。汪曾祺是幸运的，他不断遇到名师指点，博采众长，最后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书画审美技艺。
汪曾祺生性豁达，崇尚自由，对普通人有大悲悯。这是人生态度，也是文章风格。
“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曾祺父亲的名言。父亲很随和，从来不对孩子们发脾气。春天带孩子们放风筝，秋天则给孩子们做西瓜灯。汪曾祺说：“父亲鼓捣半天，就是为了让孩子们高兴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
父亲关心孩子们的学业，但不强求。儿子作文好，父亲就拿着让别人看。数学不好，父亲也不责备。看见儿子画画，他从来不指指点点。儿子喜欢唱戏，他就在旁边拉琴伴奏。儿子初恋写情书，他就在旁边出主意。儿子学会吸烟喝酒，他就喝酒时先给儿子倒一杯，抽烟时，也给儿子一根，并且先给儿子点上火。
这种亲密而自由的父子关系，也影响了汪曾祺和自己后代的关系。汪曾祺的儿子和孙女，都可以直接叫他“老头子”。有人说这样做“没大没小”。
但汪曾祺认为，“在一个现代化的家庭，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是没意思的。”“儿女们的现在和未来，都要由他们自己去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
这是多么先进的教育理念。即使在现在，很多父母仍然在试图用自己的模式去塑造孩子。我们应该学习汪曾祺的亲子之道。
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除了想追随沈从文，也是为了自由。
他在《骑了毛驴考大学》中说，为什么那么多同学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历尽千辛万苦来考西南联大？是为了寻找真理，寻找智慧。而他，则是因为听说这里学风很自由，“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后来，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成为教育史上的奇迹，汪曾祺认为也要归功于自由。
汪曾祺喜欢自由。在历史上的那段特殊时期，很多人都会回忆当时的苦难。但在汪曾祺的笔下，下放的那段时间却特别自由，而且充满乐趣。
他写自己当时怎么画土豆吃土豆，说自己是“吃过最多种土豆的人”。还说那是他自成年以后，读书最专心的时期。
人常说要乐观。但乐观从哪里来？从汪曾祺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乐观来自自由不拘束，来自豁达和宽容，来自自我追求。
处事风格决定来汪曾祺的写作风格。他的文章不拘一格，经常有出人意料的精彩，让人忍俊不禁。
因为画土豆，汪曾祺爱上了这种移民过来的食物。他说外国人最常用土豆做罗宋汤和沙拉。也希望我们中国农民也会爱吃罗宋汤和沙拉。
“为什么？”看他提出这个问题，读者也许会想，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答案。因为他对吃有非常精深的研究。
“因为它们很好吃。”哈哈，没想到吧，汪氏答案就是这么直白！
在《腊梅花》一文中，汪曾祺回忆自己在过年时负责上树折腊梅，然后给各处插花，营造过节氛围。全文都笼罩在一种温暖祥和的气氛中。
可最后他突然笔锋一转：“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看到这里，简直要笑死。正如贾平凹评价：“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说汪曾祺就离不开吃。汪曾祺爱吃，会吃，吃得有学问，吃得源远流长。汪曾祺关于吃的文章，收在散文集《人间知味》里。这本书能让读者看得垂涎三尺，又啧啧称叹。
汪曾祺有很多记忆是关于吃的。很多人都熟悉他对故乡高邮咸鸭蛋的描写。对自己的第二故乡昆明，他也有满满的关于吃的回忆。
汪曾祺71岁重回昆明，当地朋友带他到一个花鸟市场。开始他看看这看看那似乎兴趣不大。然后问同行的人：“这里原来叫什么名字？”
当地同志一说，他马上兴致就来了：“这个地方我熟悉，这儿原来有一家馆子，鸡枞做得最好，昆明人想吃鸡枞都上这家来，这家还用大锅熬苦菜汤，不收钱，可以甩大碗自己去舀。”一说到吃，他就兴致勃勃。
说到吃，汪曾祺是认真的。
很多喜欢吃的人，都说袁枚的《随园食单》好，还会照着做。可汪曾祺却说，“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
他肯定都照着《食单》的菜谱做过，才会有这样结论的。
对吃他可是毫不含糊。家乡的食物，他要知道在别处叫什么。书里前人的记载，他也非要在实际生活中找到，吃到不可。
他的家乡有种叫“鵽”的野味，别的地方没有。他一直想弄清楚其生物属种分类。在《辞海》上他看“鵽”词条下是“鵽鸠”，而“鵽鸠”的解释是“沙鸡”。便说《辞海》说的不是。因为“沙鸡我是见过的，吃过的。”
在《大淖记事》里，他写有“蒌蒿薹子加肉炒极清香”的句子。他后来解释，经查阅大量资料，他始终没弄明白，“蒌”到底该读“吕”还是“楼”？“蒌蒿”和“白蒿”又有什么区别？“望懂诗、懂植物学，也懂吃的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蒌蒿薹子加肉炒”产生的“清香”，汪曾祺解释，是“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
试问有哪个作家能像汪曾祺这样，对自己写的文字要进行这么严谨的考证？
《十五从军征》中有一句“采葵持作羹”。关于这里的“葵”，汪曾祺做了大量研究。他想到了向日葵、秋葵、蜀葵、戎葵，都不是。最后在嘉庆进士吴其浚的书里找到答案，“葵”是冬苋菜。
但仅有概念是不行的，还要见过吃过。终于，偶尔一次他吃到一种陌生的菜，询问得知是“冬苋菜”。又见人洗菜，再次询问才证实，“这就是葵。”而且，“这种菜作羹正合适。从此才算把《十五从军征》真正读懂了。”
汪曾祺还考证，原本葵是中国的主要菜蔬，是“百菜之主”。但到明代《本草纲目》已经说它是草了。为什么？汪曾祺认为是大白菜代替了葵的位置。
而且吴其浚原本也不知道“葵”就是“冬苋菜”，是他后来到南方做官，才发现这种蔬菜仍然存在。由此汪曾祺说：“蔬菜的命运，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的一点感慨。”
汪曾祺对吃的态度，对作学问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汪曾祺还建议年轻人多认识点草木鱼虫，多积累点生活知识。因为这些都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爱自然，就是爱人类。
汪曾祺有一首诗，题为《我为什么写作》：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汪曾祺认为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是有前途的。
他也曾因为在旧社会生活穷困卑屈，对现实不满又找不到出路，在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作品之后，对生活产生了悲观色彩，有时候还会有点玩世不恭的态度。
是沈从文教他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任何时候也不能丧失对生活的情趣，不能丧失对生活的热爱。
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对写作的态度。
汪曾祺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读一篇汪曾祺的文章吧。生活如此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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