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这句千古名词出自于金代大诗人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
这首词是元好问16岁去太原参加府试的时候，路遇猎人捕雁，闻说一只大雁挣脱飞走，一只死于网中，逃脱的大雁哀嚎不止，一头撞死在石头上殉情。
元好问听后感动不已，于是把大雁买下来，安葬在汾河边上，立碑“雁丘”，并写下了这首传世之作《摸鱼儿·雁丘词》。
元好问（1190年—1257年），字裕之，号遗山，山西忻州人，金代最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史学家。
元好问是北魏孝文帝的后裔，他祖上世代为官，家学渊源。虽然他认真刻苦的钻研学问，却也经历4次科举不中的伤痛。
元好问虽然没有中举，但他通过应试的机会，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结甚好，深得时任礼部尚书的赵秉文赞赏，其文名震京师，被誉为“元才子”。
1213年蒙古军侵扰河东（今山西全境），忻州也受到波及，遭屠城10万，元好问为躲避战乱，带着母亲和一部分藏书，取道阳曲北山羊谷（忻州到太原一条比较偏僻安全的通道，元好问多次避兵取行此道），流亡到了河南。
在河南期间，他不仅创作了一篇不朽的神作，《论诗三十首》，还参加劳动生产，与农民接近，体验了农民的生活，所以在他的诗里出现了更广阔的题材。例如：
今年得田昆水阳，积年劳苦似欲偿，邻墙有竹山更好，下田宜秫稻亦良，已开长沟掩乌芋，稍学老圃分红姜——《雪后招邻舍王赞子襄饮》
书生如老农，苦乐与之携——《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元好问32岁得中进士，因科场纠纷，没有去就任。35岁得中宏词科（金代特设的科举制度之外的笼络人才的手段），在国史院做了编修官，后请假回家务农。
1226年开始，元好问历任河南镇平，内乡，南阳三县的县令，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意识到金末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在内乡时写道：
民事古所难，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无毫厘，汝乡之单贫，宁为豪右欺？聚讼几何人？健斗复是谁？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东州长官清，白昼下村稀。我虽禁吏出，将无夜叩扉？教汝子若孙，努力逃寒饥——《宿菊潭》
劝农冠盖已归休，了却逋悬百不忧——《镇平书事》
催科无政堪书考，出粟何人与佐军——《内乡县斋书事》
从诗中可以看出元好问是个关心百姓疾苦的有良心的好官。
金哀宗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蒙古军队围攻汴京。哀宗亲自出征，接战失利，败走归德，汴京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元好问挥毫疾书写下了《壬辰十二月车架东狩后即事》诗五首。
在围城中他还写了《眼中》一诗：
眼中时事亦纷然，拥被寒窗夜不眠。
骨肉他乡各异县，衣冠今日是何年？
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
何处青山隔尘土，一庵吾欲送华颠。
面对纷乱的时事，元好问夜不能寐，怀念离散的亲人，感叹过着非人的日子，他想到了后世，只想在远离尘世之外，寺僧庵中度过自己的残生。
此时元好问的职务是金朝尚书省的东曹都事，负责掌管国家机密，包括文书兼印，收发转递等。他心急如焚，他担心金朝文献，包括金朝实录，有可能随着战乱遗失湮灭。（实录是一个朝代的史料汇总，是日后纂修国史的重要依据。）
在汴京被围时，元好问就联系了他的连襟，蒙古大将张柔，希望破城之时，张柔能将这些重要的史实资料都抢救出来，加以保护。
难能可贵的是张柔这样一位悍帅武夫，却是上马厮杀，下马斯文，对于史事甚为关注。他家有万卷藏书，简直是一个知识宝库。许多后期学者包括元好问的弟子郝经，也都是在博览了张家的万卷藏书之后，终于成了很有造诣的名师大家。
不知该说是元好问有幸还是金国万幸，居然是一个亡金的武将保存了金国的史实资料。
公元1234年，守将崔立开城投降，元好问以及金朝其他臣僚都被俘虏，成了亡国囚徒，他跟妻儿一起被关在山东聊城，开始了两年的囚徒生涯。
元好问被关押在聊城至觉寺内，身处异乡牢笼，彼疆此界，孤灯只影，一片凄凉。“聊城千里外，狼狈何所托”、“西窗一夕无人语，挑尽寒灯坐不明”，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就是在这样恶略的环境中，他完成了记录金朝杂事的《南冠录》。
“国亡史作，己所当任”，元好问涉猎史事，正逢国家乱亡之际。被囚两年后，元好问从囚禁地聊城，赶往顺天府，希望可以编撰“金史”。
有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史家兴起更不幸。
前半句讲的是中华史学的一个传统，每当一个皇帝死后或当一个朝代灭亡，史家蜂起，或撰修“实录”或编撰国史。后半句呢，是说我国封建帝王时代的史家，既要写史，则少有幸者。
汉朝的司马迁撰述前无古人的“史记”时，仅仅为了李陵败降匈奴的事儿，说了几句直话，便触怒了汉武帝刘彻，以为史家有意诽谤他的亲戚李广利，当即把他下在牢里，而且处以腐刑“阉割”，使其身为“闺阁之臣”，受辱终生。
宋代大文学家韩愈在撰修唐朝“顺宗实录”时，因为“说禁中事颇切直”，揭发了最高统治者和宫禁中的种种黑暗情事，屡遭责难。
史家因此而深有感触的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但是史家的不幸并不妨碍他们写出不朽之作，汉司马就总结过这方面的典型，孔子厄陈、蔡，著《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元好问在赶路的时候，也在思虑横在他面前的不幸将会是什么。
其实在张柔抢救出这些金朝文献资料后，一直藏在自己的家里，后来窝阔台当上蒙古君主，史称蒙古太宗，他知到了这个事儿。张柔只得将这批文献献给朝廷。蒙太宗还给张柔升了官，从行军千户晋升为行军万户。
其实张柔特别想了却元好问的心愿，让元好问依据金国实录，尽快编撰金史，他四处奔走，终于向蒙太宗尊奏准。
见到元好问的时候，张柔告诉他，“修史之事已向太宗奏准，即刻辟馆张本。”
可是等元好问返回山东，整理好一切，带着家眷再返顺天时，辟馆修史，已被朝中众臣所阻挠（功高人嫉，历朝历代都有之），张柔也被派兵征讨南宋去了。
元好问，虽未能进入国家使馆编撰金朝正史，却也没有谁能阻挡他为亡金编纂金朝野史。
公园1339年，元好问带着家眷从山东冠氏辗转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故乡山西忻州。
元号问回头望着10口之家个个齐全，载籍马浩浩荡荡，他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并州一别三千里，沧海横流20年，休道不蒙稽古力，几家儿女得安全——《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
元好问自27岁离乡，现在已是“渐稀头上发，别换镜中人”。
元好问这一次返家，谈不上是什么衣锦还乡，一无乌纱，二无锦袍，仅是一身布衣，一副鞍马，身后车马也全是一些遗章残籍，但是这些在元好问文眼中远胜金银玉帛，宝秀锦罗。
野史亭
元氏旧宅仅有一庵一庐，元好问从山东启程时就想到要修建野史亭，于是访亲探友，找了发小王增寿帮他。
没想到由于元好问帮王增寿和乡亲们，解决了庄稼“挂红”，被豪绅恶霸告到了忻州官府，他被驱逐出境。
“挂红”就是秋天庄稼成熟的时候，乡绅恶霸会选庄稼长势好的，然后挂一个红布条据为己有。
元好问给乡亲们出了主意，所有的庄稼地都挂上红布条，因此遭到了恶霸的忌恨。
元好问离开家乡，四处搜集文史资料的同时，王增寿在自家靠近元茔的一块田里，按照元好问女儿阿严给的图纸，盖起了野史亭。
元好问回乡后就是在那里完成了《中州集》和《壬辰杂编》。《中州集》记录金源一带249家诗人作品，并各系小传，《壬辰杂编》记载百二十年金源君臣言行录，洋洋百余万言。
元好问这一《集》一《编》出版后，被元世祖忽必烈发现，想请元好问出山，负责编撰新朝实录，并附修辽，金二史。遗憾的是元世祖旨令还未下达，元好问在河北获鹿，与世长辞。
元好问晚年写下的野史和留下的丰富资料，为后人撰写正史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成为正史撰写的重要参考资料。
元好问的一生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一生写诗130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各种文集小说无数……
他的作品在很多程度上反映和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因而素有“诗史”之称，被誉为自杜甫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清代学者赵翼，在他的《题遗山诗》中，肯定了他的创作成就，赵翼还说“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
元好问晚年所修的野史和《壬辰杂编》，成为撰修宋、辽、金三史的一个重要参考。一直流传至今的135卷的《金史》比同时代宋、辽二史更好，是我国史库中一部比较完整、比较系统记载金朝历史的重要史籍。
《金史》也如实记载了元好问的功绩，并在提到《金史》与元好问的关系时，还特别写了这样一笔：后人纂修《金史》，“多本其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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