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十六字诀”具体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第一次提出来并付诸文字的是毛主席，1929年4月5日他在由其起草的《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写道：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后来毛主席还自拟了一副关于“十六字诀”的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
可以说，“十六字诀”就是毛主席首先总结和归纳出来的，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
当然，也有学者考证出“十六字诀”是朱老总首创，对于这一点，朱老总本人最有发言权，他在1938年1月出版的《抗敌的游击战术》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种种迹象表明，“十六字诀”的首创者是毛主席。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如果“十六字诀”是朱老总首创，那么1930年12月在宁都小布召开的 “第一次反围剿”誓师大会上悬挂的那副对联，就应该由朱老总来执笔，而不应该是毛主席。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字诀”这十六个字虽由毛主席首先提出来，但其内涵与精髓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不能完全归功于一两人。
1927年深秋，毛主席率领着秋收起义的队伍自“文家市”转兵来到井冈山。一日，井冈山的头目之一王佐领着毛主席勘察黄洋界地形，毛主席问起他以往作战经验，王佐答道：“我的师父朱孔阳朱瞎子说：‘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王佐
毛主席那时也是书生初掌兵，没有什么经验，因此不解其意，心里暗暗揣摩，嘴里喃喃自语：“只要会打圈、只要会打圈……”
王佐进一步解释道：“咳，意思就是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呗！”
毛主席问道：“‘化’字何解？”
王佐大笑道：“‘化’就是化妆逃跑呗！”
毛主席恍然大悟，沉思有倾，方才大笑道：“我们工农革命军可不能一打不赢就‘化妆逃跑’，这太不成体统了。要我看哪，这两句话应该改成‘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
这其实就是“十六字诀”的雏形。
随后，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过程中，这一思想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1928年一月，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并在遂川县城召开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与会双方探讨了土地改革、战略战术等相关问题，毛主席最后作总结，并指出与敌人作战的总体原则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
时任中共江西万安县委书记的张世熙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年六月，他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随后应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做《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到了这个作战原则。他最后写道：“虽相持半月国民党军对万安农军始终无可奈何。”
张世熙
可以说，万安县农军的作战经验也对毛主席有所启发。
俗话说，殊途同归，大概真理都有普遍性，游击战术的原理同样如此。因此当朱老总带着部分南昌起义队伍和湘南暴动农军到达井冈山根据地之后，对毛主席提出的作战原则大感亲切，他后来回忆说：
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牙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到的。
可以说，朱老总因为有着多年带兵作战的经验，对游击战术的精髓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有一次曾回忆说：“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许多论者根据朱老总的一些讲话认定“十六字诀”是朱老总首创的，这是不客观的。因为朱老总在总结作战经验时，通常用的是“游击战术”这四个字，要知道“游击战术”并不等于“十六字诀”，后者是对前者高度和概括和总结。
当然，朱老总对“十六字诀”最终的提出肯定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毕竟他有着大量的实战经验，这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
然而战场情形瞬息万变，打仗更不能拘泥于成法。于是毛主席在1928年12月率部攻打茶陵前夕，再次提到了战略战术问题。他在讲话中回顾了与王佐的谈话，并且形象生动地对“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加以阐述，最后他说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既然毛主席已经在1月份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上提出近似“十六字诀”的“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为何在12月份便不提了呢？
这是因为此时“十六字诀”并未最终定型，还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况且毛主席两次谈话的背景也大为不同，前一次是指导遂川、万安两县农军防御战术，因此要“坚壁清野”；而后一次谈话则是在攻打茶陵前夕，是进攻战术，所以他才会说“赚钱就来，蚀本不干”。因此二者是并行不悖的。
到了1929年4月，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已经离开了他们为之奋斗将近三年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过大柏地的殊死搏斗，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为向赣南闽西进军打开了新的局面。这时候，毛主席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在给上海中央的信中正式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后来中央在“九月来信”中直接称呼其为“十六字诀”，这便是“十六字诀”的由来。
可以说，“十六字诀”这十六个字的的确确是毛主席首先提出来的。但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真理都是殊途同归，具有普遍性的。就比如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如洪湖地区也曾提出：“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湘鄂赣边区则提出：“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等等与“十六字诀”近似的游击战术。不管是不是受“十六字诀”的影响，至少表明形式各异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是具有相通性的。
因此可以这样说，“十六字诀”是由毛主席首先提出来的；但发明创造它的，却是广大的为了革命流血牺牲的各级指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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